宋绍柱

用“不安分”来形容日本，不会有栽赃陷害、言过其词之说。有良知的人们有目共睹。日本的“不安分”不是哪个首相、哪一届政府的问题，而是由很多必然因素决定了日本的国家外交政策和官方言行。
一 、 日本民族性格中的劣性因素的影响 第一是畸形的忧患意识。作为岛国的日本，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使日本的火山、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繁，随着人口的膨胀自然资源的极度贫乏也令一代代日本人感到不安。大多数日本人从前代人那继承了担忧、焦虑的传统，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和被害意识深存于很多日本人心中。居安思危是无可厚非的，但主观臆想和夸大这种忧患，则是不理智或别有用心的。“日本民族未来面临着生存危机”、“为了种族的繁衍我们可以不受约束地争取生存空间”“中国强大了一定会为当年的战争报复日本”畸形的忧患意识使很多日本人的行为趋于暴躁和非理性化。长期的忧虑、焦躁导致了众多人的情感压抑和心理失衡，一旦有了机会或失去外在约束便以非理性的、“集团性歇斯底里”的形式释放出来，那便是野蛮、残忍，甚至是灭绝人性。

第二是矛盾的民族道德品格。这个民族非常重视道德和礼仪教育，讲礼貌讲礼节的意识相当浓厚。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很好的遵循着一系列道德准则，父母、妻子之间都能相敬如宾，朋友间重德重义，对团体和国家勇于牺牲、忠诚无私。从这个角度看似乎日本民族是一个非常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践行的民族，其实这种道德只是其民族内部的道德。日本民族具有较强的排外意识，为了维护其民族的优越性、增加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对外族的残忍和蔑视，日本民族的道德性格以非常矛盾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第三是自私化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尊心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它强调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一个民族要维护其种族的尊严。但这种尊严的维护绝不是建立在对其他民族尊严和利益极度损害的基础之上的。日本历史上就用“大和民族是最优等的”意识教化国民，使其国民具有较强的民族优越感和民族自尊心，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但过度化的自尊感便会变成虚荣和虚伪，日本为了维护其“民族尊严”和“民族优越感”不惜歪曲历史、否认侵略，而置其他民族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于不顾。例如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等侵略行径以美化历史、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鼓吹和复兴“靖国情结”以维护其“伟大的皇国史观”，这些自尊心的维护都是建立在极度伤害中国人民和其他亚洲人民感情基础上的，因而是狭隘的、自私的。

二、日本面临的现实与潜在危机的推动

1、自然环境下的危机：日本列岛位于环太平洋西岸火山地震带上，台风、火山、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繁。全境地形破碎、崎岖多山、自然资源十分贫乏，关系国计民生的的石油、煤和小麦等，以及日本现代化工业生产所需要的主要原料和燃料全部或绝大部分依*进口。“日本列岛是个先天不足的穷岛，又是一个地形狭窄的防御纵深不足的国家。内陆任何地方距海岸都不超过120公里，在战争爆发时，极易受到来自空中和海上的袭击”。正是上述恶劣自然环境的现实和潜在威胁，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传统和现今日本国民的忧患的性格和危机意识。一方面日本国民希望能摆脱自然环境带来的威胁，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这便促使了日本历史上生存需求和领土需求意识的出现。另一方面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发展，其需要和消耗的能源会越来越多，现在竭力地进口和储备能源也不能使日本摆脱能源贫乏和未来枯竭的能源危机的出现。

2、未来经济将面临的危机：日本经济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复苏和崛起，至今仍凭借雄厚的经济储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从现实和未来发展形势来看，日本经济也不乏潜在着危机。近十几年来日本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泡沫经济增长因素的弊端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滞后性、局限性越来越显现出来；以“进口原材料再加工”为主要特征的日本工业对国外原材料和能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一些传统的海外市场也趋于饱和；美国虽有联合日本的举措，但为了维护“霸主地位”，潜在的防范意识注定了美国不会再像战前那样扶植日本经济；随着各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经济政策的不断成熟，以及各国之间经济共同体、自由贸易区和贸易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巩固，导致了日本原料进口和商品出口的传统优势逐渐减弱和不复存在。日本经济近十几年来的持续低迷或许是未来经济上危机出现的一个预兆。
3、一定程度的精神世界危机：很多的学者把日本文化描述为“耻感文化”，日本这个民族是一个自卑感和优越感并存而且对立十分明显的民族。二战前“皇国史观”把日本民族描绘成“最优越、最优等”的民族。效忠天皇、崇尚武勇的武士道精神是绝大多数国人的精神支柱，后被军国主义者利用，而成为以“效忠天皇、为国捐躯、解放弱小民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使命的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精神动力。战败之后，“绝对效忠天皇和国家，奉公灭私甚至献身”的价值观崩塌，人们开始怀疑和否定“皇国史观”和武士道精神，民族自卑感充分表现出来。 但随着日本经济短期内的复苏和崛起，使众多国民重新找回了往日的自尊和优越感，并再次表现出对其他民族的不屑和蔑视。而近十几年来日本经济并未像他们想象和期待的那样持续快速增长，相反周遍的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快速崛起使日本感到不安的同时也使其存在着失望情结。可以说日本国人现在的精神世界并不充实，任这种现象的扩散势必会影响到未来日本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自尊心，如何能尽快和最大限度地消除民族的自卑感、激发民族的优越感是日本目前想解决的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日本政府和很多人不愿承认侵略历史、不肯低头认罪、修改教科书歪曲和美化历史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他们不想让失败的自卑感和残暴的愧疚感笼罩日本下一代，用一些“神话”粉饰民族历史、振奋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日本政要和右翼势力的“靖国情结”也是企图重新找回凝聚民族精神、振奋民族气势的精神支柱，这些也正体现了多数日本人对未来将出现精神危机的恐惧和担忧。
三、军国主义思想的膨胀与复燃

1、军国主义传统：日本的军国主义史观核心是“将日本的天皇、国土、种族和宗教都说成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和 ‘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将为侵略战争卖命视为效忠天皇、‘为国捐躯的英灵’”。由于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除不彻底，为现在和今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埋下了隐患。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并跻居各国之首的行列，残存的军国主义思想开始逐步复燃，昔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霸主梦想和惟我独尊的大国意识使日本的激进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和右翼势力异常膨胀，这些可以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翻版和变异。

2、国民意识走向不让人乐观：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把日本国内反对中日友好的一股逆流称之为‘一小撮右翼分子’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他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的真实情况，但时过境迁，特别是在1993年到1994年日本国内政局进行重大改组之后，如果我们仍认为国内坚持中日友好的反战和平力量声势浩大，足以制衡仅是‘一小撮右翼分子’逆流，恐怕就难以看清日本的政局了”。 随着自民党政策右倾化色彩的逐步增强，一方面是多数媒体和舆论的美化历史和反华宣传，散布“中国威胁论”制造民众恐慌、误导和煽动日本民众对华仇视心理和防范心理；另一方面，一些怀有负罪感和赎罪感的日本政治家和退伍老兵相继离别政坛或辞世，缺乏对历史反思的新生代政要和新一代日本国民难以正视历史。同时一些有良知的日本国民面对右翼分子的恐吓和威胁不得不妥协或沉默，一些进步人士和团体（例如一些日本的知识分子、战争遗孤、工会、日本社民党等）的正义之举在强大的右倾化思潮中只能是杯水车薪、势薄声稀。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社会的有识之士和组织已经失去了对新民族主义的批判能力，而右翼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兴风作浪却几乎没有受到政府法律约束和舆论的谴责与批评。日本从1978年至今，每年随机对2000多个不同年龄的日本人进行问卷调查，1980年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有78.6%，1989年一下子跌到51.6%，此后到2000年下滑到48.8%，近几年伴随着中日之间的矛盾冲突，种种的因素促使着日本国民对华意识呈现出的趋势不令人乐观。
综上可知，日本的历史和现实中的“不安分”，有着历史渊源和必然性，就目前日本国内外现实情况而言，要想在短期内通过合理、合乎道义的方式有效地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或者是相当困难的。日本历届政府要想赢得民众支持和拥护、巩固自身的地位，日本的国家当权集团和当权者便会寻求“”的方式，试图快速、有实效地解决问题。 “不安分”的传统决定了“不安分”的现实，也决定了日本未来的“不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