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至的《十四行集》

　　冯至的《十四行集》这部被称作现代汉语诗歌“中年”（朱自清语）的诗集，始终以其深邃的诗思向我们的感受力、理解力和精神深度提出了挑战。因此，每次读解它，都无异于进行一次精神的探险，任何想要进入这一博大精神世界的人，必须以整个生命和灵魂去迎候、拥抱它扑面而来的诗意言说。本文试图从整体上读解《十四行集》，循着那美丽词句发出的诗意召唤，去探寻其诗思的运行轨迹。我觉得，作为一个浑然的整体，《十四行集》回答了如下追问：什么是“我们的实在”？如何正视“我们生命的暂住”并达乎超越？可以说，这全部二十七首十四行诗都是围绕此一追问的回答。以追问为起点，诗人通过诗的回答，完成了一次精神还乡。《十四行集》是关于“我们的实在”的诗思，呈示了诗人在特定历史境遇下对人的存在境况的本然思考。

　　我感到，诗人对“生命的暂住”的思考敞开了这样一个存在命题：“生命的暂住”也许正是人的存在的全部本质和尊严所在。“生命的暂住”昭示人的“非永恒性”的本然处境。应该说，“非永恒性”[1] 是人之为人无可逃避的先天宿命。“非永恒性”意味着，“人的生存证明自己是一种受时间制约的历史性的生存”，即人禀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双重局限。[2] “非永恒性”道出了人的现世处身的有限性、转瞬即逝性和终有一死性。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人的“非永恒性”的存在境遇更为鲜明、尖锐地凸现出来，并进入了诗人冯至的诗思领域。沉寂的诗思与早年的经验相融合，终于结晶为《十四行集》的隽永诗行。

一、领受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在《十四行集》的首篇，冯至提出了诗思的任务和方向。作为整体的《十四行集》，其诗之思便沿此路径展开。在此，诗人关于思的任务的核心语词是：领受。领受即领会、承受。对于诗人来说，领会就是去聆听，聆听大自然的无语的倾诉；也就是去思，以思去追随存在的踪迹，迎候隐蔽的存在意义之出场。正是领会将人的生存与广阔而丰饶的存在之域联系起来，将人带入存在的澄明之境。领会是一个凝定的过程，它要求人平心静气，聚敛起全部智慧和心性，去与不期然的存在相遇。但这种凝定不是陷于死寂，不是被动等候，而是主动迎接和承担，亦即承受。只有懔然承受，当“奇迹”出现、“狂风乍起”时，人才不会惊惶无措，而是用整个身心与之相拥，使内心被一种全新的体验所充满而丰盈。领受所获致的最大体验便是震颤。“那些小昆虫，/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生的美妙与死的庄严在此构成何等辉煌的瞬间，这惊心动魄的一瞬对于诗人无疑会唤起一种震颤。震颤是人的情绪的全面激荡：幼小生灵以死换生的方式使诗人的灵魂为之悸动，并在对这一方式的认可和体悟中将灵魂升华至一种神圣境界；这震颤是“体味过多次的最高的爱之奥秘的敏感和瞬息”[3] ，它给予诗人直面存在境遇的勇气。

　　然而，领受的深意并不仅止于生命奇迹所带来的令人震颤的灵魂探险，而是更在于，从最微不足道的和最司空见惯的机遇中揭示生命的本真涵意，展示生命的内在深度：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

　　　　　　　　　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

　　　　　　　　　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

　　　　　　　　　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

这是思的任务，也是诗人的使命。

　　诗人曾说：“有些体验，永远在我的脑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我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4] “纪念”与“关联”二词，无疑是对上述思的任务的最好诠释。后来诗人进一步解说道：

　　　　我那时进入中年，过着艰苦贫困的生活，但思想活跃，精神旺盛，……从书本里接受智慧，从现实中体会人生，致使往日的经验和眼前的感受常常融合在一起，交错在自己的头脑里。这种融合先是模糊不清，后来通过适当的语言安排，渐渐显现为看得见、摸得到的形体。[5]

通过领受而进入内心体验，通过体验而达乎一种超升，再转化为看得见的“形体”（语言）。这一解说让我们不由得追溯诗人俯身领命存在之思的姿态和具体情境。

　　那是人被时代风云驱策的时刻。1938年10月，冯至携妻带女，随同济大学师生从江西赣县出发，经湖南到桂林，又辗转平乐、柳州等地于两月后抵达昆明。这一路的颠沛触发了诗人多年来郁积心底的万般感受，无奈的漂泊感因面对“新天地”而化为豁然开朗的悲喜交加。当时的昆明，尚处在战争的大后方，起初天空还是纯净、明朗的，生活也还平静、安稳。但时过不久，战争的硝烟便弥漫进来：物价飞涨、空袭警报、疾病缠身……。生之艰辛也接踵而至。[6] 这里，听不见隆隆炮声和悲壮的嘶喊，看不见激烈的格杀场面和毁灭场景，无法亲自触摸战争的残酷，但谁也不可能避开历史对人的裹挟；事实上，诗人是以自己（略带隔离）的方式走进历史的，也许正是这隔离（方式而非主观态度），才更有一种冷峻的思考在，有一种“新的意志”产生。这疏离之中的趋近，不能不说体现了一种博大深沉的关怀：

　　　　　　　　　　你却不断地唱着哀歌

　　　　　　　　　　为了人间壮美的沦亡：

　　　　　　　　　　战场上健儿的死伤，

　　　　　　　　　　天边有明星的陨落，

　　　　　　　　　　万匹马随着浮云消没……

　　　　　　　　　　你一生是他们的祭享。

　　　　　　　　　　　　　　——《十四行集》之十二《杜甫》

对于一介书生来说，与时代发生关联的最好方式也许是，通过内省、关注保持一份良知，来完成对现实的更深刻的介入；对于诗人来说，只有成为“祭享”，真诚吟唱，才能发出对贫乏时代的“诗意提问”（海德格尔语）。

　　从1940年10月1日起，冯至住进了距昆明城不过十里的林场茅屋，并居于那里达年余之久。与恶劣的战争环境相对隔膜，与喧嚣浮华的市声相对远离，这便是林场茅屋所处的位置。时代的风暴和自然的风雨把诗人赶入林场茅屋的窄小荫庇，那里的幽静、安谧却为诗人提供了屏息谛听天籁、领受存在、进行形而上沉思的广阔空间，正如诗人所说，“我一走近那两间茅屋，环顾周围的松林，就被那里自然界的一切给迷住了”[7] 。在那里，在通往林场茅屋的小路上，冯至沉入了对宇宙、人生、战争的思索。

　　　　　　　　　　　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

　　　　　　　　　　　我们在这灯光下这样孤单，

　　　　　　　　　　　我们在这小小的茅屋里

　　　　　　　　　　　…………

　　　　　　　　　　　好象自身也都不能自主。

这首诗（《十四行集》之二十一），真切地为我们描绘了诗思展开时诗人所处的具体情景：低矮的茅屋里，一点灯红微弱，各种用具像飞鸟“各自东西”；而屋外，“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 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可是“还有什么时刻比此时此景更适合哲学思考呢？这样的时候，所有的追问必然地会变得更加单纯而富有实质性。这样的思想产生的成果只能是源始而骏利的。那种把思想诉诸语言的努力，则像高耸的杉树对抗猛烈的风暴一样。”[8] ----在这肆虐的风雨中冯至开始了精神的漫游，用诗之思去证实“生命的暂住”。

　　的确，诗人的思是以对“生命的暂住”的关注和思考为起点的。作为一种“非永恒性”现象，“生命的暂住”在战争年代突兀地体现为生命的悲苦与绝望：“一个村童，或一个农妇 /向着无语的晴空啼哭”，他们“整个的生命都嵌在 /一个框子里，在框子外 /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生命的泪水洗净的是一个被限定的、无望的宇宙（第6首）；表现为生命的陌生与未知：“这林里面还隐藏 /许多小路，又深邃、又生疏”，似乎一切都已熟悉，到死时却“抚摸自己的发肤/ 发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对生之秘密的麻木和缺乏惊觉，必然会造成对自我的陌生感（第26首）；表现为生命的无名和不可把捉：“走过无数的山水，/ 随时占有，随时又放弃”，“仿佛鸟飞翔在空中，/ 它随时都管领太空，/ 随时都感到一无所有”，生之虚无感在于对生命本真的茫茫无知（第15首）。

　　战争的火光将生之有限性凸现得愈加显明，对生之意义的求索也愈加紧迫。但冯至没有趋时附骛地作一名摇旗呐喊者，其思绪透过现实的迷烟触到了更为根本性的存在问题。向着茫茫尘嚣诗人大声追问：

　　　　　　　　　　　什么是我们的实在？

　　　　　　　　　　　我们从远方把什么带来？

　　　　　　　　　　　从面前又把什么带走？

二、追问

　　这一根本性追问进一步将思的任务规定为对存在本质意义的深层求索, 而使诗思获具形而上高度。这一追问是冯至早期长诗《北游》中自我拷问的延续和深化 ,显示了诗思的虔诚和执着。不过，《十四行集》有着更为纯粹的超越（现实）性。

　　毫无疑义，任何追问都是一种意义追问。如果说《北游》中“何处是我生命的旅程？”的疑惑，还只是显示了诗人对于人生、未来等现实性意义的焦虑，那么，到了《十四行集》，当诗人质问“谁能把自己的生命把定/对着这茫茫如水的夜色”时，他所思虑的便是一些带根本性的存在问题了。处在严峻的历史境遇中，“我们的实在”及其依据受到深刻的质疑。上述追问“我们的实在”，即已深入到存在的本真问题，也关涉存在的处境、存在的终极意义等根本问题。

　　既然对存在意义的求索由追问而显得急迫，那么该如何沿着这一追问进行求索？或者说，既然以追问呼唤意义，即意味着意义的缺失，那么什么样的意义可以填补这一缺失？

　　冯至认为，意义在于“发现”。《十四行集》之二十六说：“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事物/ 向我们要求新的发现”。对意义的寻求是通过一系列发现来完成的。人作为广阔无垠、不断变化的宇宙间的一分子，对自身有限性的克服就是在于不断发现世界的无限性。没有发现，人甚至对自己也怀着陌生感（第26首）。这是经由“领受”而来，通过观察后获得体验的发现：发现瞬间的未知和稍纵即逝的美，发现被隐匿的万物的价值；这是作为衔接短暂者“链条”的发现：发现是向过去告别，以每一次发现为基点，人不断“蜕变”而步入新生，从而感受到存在的意义。

　　“蜕变”意味着否定，有新的发现才有新的否定，在新的否定中又会有新的发现，这恰如人“从沉重的病中换来新的健康，/ 从绝望的爱里换来新的营养”（第13首）。可以说，“蜕变”(否定)是贯穿《十四行集》的一条重要精神线索：“蜕化的蝉蛾/ 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第2首)；“你无时不脱你的壳,/ 凋零里只看着你生长”(第3首)；“你伟大的骄傲/ 却在你的否定里完成”(第4首)；“你知道飞蛾为什么投向火焰，/ 蛇为什么脱去旧皮才能生长”(第13首)；“看那小小的飞虫，/在它的飞翔内/时时都是新生”(第24首)。甚至别离也意味着一次蜕变后的降生，消去岁月烟尘后的重逢“象初晤面时忽然感到前生”(第19首)。人也正是通过不断蜕变，褪掉身上过往的尘埃，褪掉人生的种种赘累、纷扰和杂芜，达到对有限性（非永恒性）的超越，获得自由和纯粹的新生。这新生后的纯粹，就“象一段歌曲”，

　　　　　　　　　　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

　　　　　　　　　　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

　　　　　　　　　　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

但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要用前一个阶段痛苦的死亡换取后一阶段愉快的新生。”[9] 在此，“蜕变”涉及到痛苦和死亡。一触及死，诗思又深进了一步，几乎抵达存在的核心。（至于诗人如何看待死，如何思考死之苦痛的担当，后将详论。）

　　在冯至看来，对存在意义的追问还在于对存在的“守护”。这是关乎存在的重大命题。就冯至的个人气质而言，他的平静温和的人生态度，他的悲悯宽厚的人格情怀，使他很容易趋向这一命题。《十四行集》中的许多篇什，意在塑造一种守护存在的“圣者”（语出第3首）或“维护人”（语出第11首）形象；不论是在第3首（《有加利树》）、第4首（《鼠曲草》）中，还是在第10首（《蔡元培》）、 第11首（《鲁迅》）、第12首（《杜甫》）中，诗人从那些他所景仰的人或物的身上，发掘某种敞开的、朴素的尊崇。

　　这是以沉静、严肃对抗鼓噪、虚浮来守护存在（意义）的“有加利树”：“有如一个圣者的身体，/升华了全城市的喧哗”。这是以谦恭、 静默成就高贵与洁白的存在之名的“鼠曲草”：“一切的形容、一切喧嚣/到你身边，有的就凋落，/有的化成了你的静默”。这是暗自保持自己光彩的长庚和启明--“蔡元培”：“从你宁静的启示里得到/正当的死生”。还有“鲁迅”、 “杜甫”这些时代的维护人，他们伟大的人格，照亮了一整个时代，引导弱小的人们前行。在第9首中， 一个无名战士以精神的旷远，超越城市的堕落和愚蠢；在第14首中，“画家梵诃”以献身的热情，拯救冰块一般的不幸者。

　　关于这些守护者的意义，我们似乎可用冯至同期的一篇散文作为佐证和说明。当诗人在暮春和初秋的山坡上看到遍野的鼠曲草时，立即领悟到，这些小生命是怎样鄙弃了一切浮夸，孑然一身担当着一个大宇宙：“我爱它那从叶子演变成的，有白色茸毛的花朵，谦虚地掺杂在乱草的中间。但是在这谦虚里没有卑躬，只有纯洁，没有矜持，只有坚强。”[10]而对于那些在植物丛中高高耸立的有加利树，诗人这样说：“我们望着它每瞬间都在生长，仿佛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周围，甚至全山都带着生长起来。望久了，自己的灵魂有些担当不起，感到悚然，好象对着一个崇高的严峻的圣者，你若不随着他走，就得和他离开，中间不容有妥协。”[11]这便是圣者对于存在的守护。每一个时代，第一具体的环境，倘若缺乏神圣和尊严的尺度，应允和支撑人的本真存在，那么人们往往会被一些无谓的尘嚣所迷障，而无法体验到生的真正涵意。所以守护也是为了抵御：既抵御特定时代语境下对存在的灾难性摧残，又抵御与生俱来的根本性焦虑和恐惧。守护为人们筑起存在的根基。这时，诗人是给时代提供一份诗意“守护”--那些圣者傲然屹立的，正是诗人的信心。

　　我们看到，从追问的迫切到圣者的从容，诗思得到了怎样的深化。如果进一步问，圣者何以如此从容？我们便会发现，圣者的担当撑开了一片存在的天空。

三、担当与决断

　　圣者最沉重的担当是对于死亡的担当。在这里，我们接触到“非永恒性”存在命题的核心。

　　死并非冯至偶然关注的现象，早在《北游》时期他便思及这一主题，后在纪念亡友梁遇春的一首诗（1937年）中，诗人敏锐地警觉到：“反而是那些乌发朱唇 /常常潜伏着死的预感。”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死这一生命（存在）现象无疑是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对于那个时代的诗人来说，“无论就民族及其文化的命运还是就个人的经历，无论就集体记忆还是个人记忆而言，死亡都是他们一直亲历，因而是过于熟悉的东西”[12]。死亡主题其实是上述关于“蜕变”的赓续。蜕变已暗含着死，死以更为极端的形式完成了蜕变。提到死，我们仍然要再次谈及：

　　　　　　　　　……那些小昆虫，

　　　　　　　　　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

　　　　　　　　　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

美丽生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真正终结，而是一次辉煌完成，它预示着新生命的开端。死成为走向更高的生命的过程。于是，生与死进入生命的循环和交融。

　　“一切生命的目标乃是死亡”（弗洛伊德语）。这一断言指出了死的本能性，死作为一种同生（本能）相抗衡的存在根性与生俱来。无处不在的死亡事件使人产生对死的忧惧和焦虑，处于死亡胁迫下的世人总在寻求对死的逃避。但是，对于现实中的人来说，死总是一个必然降临的现实难题，他们无法避开自身“生物学意义”上的走向死亡。既然死是人客观上无法逃避的命运，那么可不可以主动去迎接、去思考这“本然之物”？

　　诗人正是禀有诗的天职主动去言说死亡。任何诗人都面临着双重死亡的困扰：他自身的死亡和他所言说者--意义的消亡。但诗人必得言说，因为他必须越过终有一死者的事实性界限，以追问、以担当来完成对死亡忧惧的体恤、拒绝和超越。诗人试图以此唤醒人的存在勇气和良知。这里我们要提到里尔克，这位以言说死亡为己任来体现诗思深度、并对冯至产生巨大影响的诗人。在他那里，死亡是作为把人引向生命之巅、并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意义的硕大之物出现的：“死背向我们，它是我们光线照不到的生命侧面。我们生存在生与死这两个无限的领域里，必须努力地克尽从这两个领域中摄取不尽的养分，这个最广大的自觉。真正的生命横跨这两个领域，贯穿这两个领域，进行着最大的血液循环。”[13]因此，言说死是要将生与死溶合、衔接，以完成更高更大的生命。

　　深受里尔克诗风熏染的冯至，无疑没有避开对死亡的言说。《十四行集》对“生命的暂住”的关切，扩展和深化下去即是言说死亡。在冯至这儿，言说死亡首先是为了懔然面对死亡。冯至通过对“蜕变”的自我理解和深化，已经实现了生死界限的消泯，从而将生与死连成不断更替、融溶的生命巨环。不仅如此，冯至还更进一步，倡导一种新的生死观：对死亡的担当。圣者出现的最深意义即在于，勇于担当死亡。在冯至看来，对死亡的担当就是对生命（存在）苦难的承担，也是对生命（存在）中全部问题的承担。对死亡的担当，既显示了对自身有限性的深刻清醒，又是克服有限性、真正实现超越的自觉姿态。冯至曾言：“界限，是一个很可爱的名词，由此我们才能感到自由的意义。”（《界限》）这是承认界限、积极主动地承担界限（死亡）桎梏的慨然表述，其间没有悲观，没有消沉。

　　正是由于对担当死亡的强调，冯至才由衷地赞美那些守护存在的圣者；也正因为此，他在鼠曲草默默成就自己死生的静穆等圣者形象里，看到了一种“正当的死亡”。死的严正性、神圣性启示着——

　　　　　　　　　　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

　　　　　　　　　　未来的死亡，……

只有对死亡去主动担当，死之“安排”才显得如此从容。这是担当死亡后的融容自得。这种融容自得的姿态将担当者生命的最后一瞬，定格为最完美的时刻，因为他已“深刻理解了生，却也聪颖地支配了死”（《忘形》）。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冯至诗思的着眼点是生，所以对死亡的担当乃是出于对生存的决断。如果说“担当”是从死这一维度顶起生命(存在)的沉重，那么“决断”则直接进入生的内部，在本体意义的高度体现生命（存在）的庄严。

　　何谓决断？冯至说：“活，需要决断，不活，也需要决断。”[14]生命(存在)个体时时刻刻都要对自我处境作出断然定夺和择取。决断显示人的存在方式、境界和走向，同时也决定他能否抵达本真存在。在此意义上，决断的一刹那，危险与意义并存。但是，正是透过决断的瞬间，生命更崭露出崇高的旨意。由此决断也同“蜕变”联系起来：决断之后，人仿佛抖落了一件重负，从晦暗不明的境遇中一下进入豁然开朗的谐和境界。所以，人面对困境时便会摒弃无谓的态度，而是全神贯注地作出决断。冯至将决断视作至高之举：决断是生之最艰难的课题，是最郑重的精神行动。决断的艰难性、严肃性与决断本身所体现的价值对等：越是艰难的决断，其中含有的意义越重大；越是艰难的决断，越能体现生命（存在）的珍贵和庄严。对此，冯至转述他所敬重的基尔克郭尔的话说：“选择（决断）赋予一个人的本质一种庄严，一种永久不会完全失却的寂静的尊荣。”[15]我们还要说，决断与时代境遇中人的信仰深刻相关。可以说，整部《十四行集》都是诗人冯至决断的反应和结晶，它以诗的方式，宣喻了那样的时代里一个诗人怎样执守信念，怎样思考存在，怎样对存在的意义作出决断。冯至告诉我们，人生在世，必得时时听到如此雄浑的呼声：

　　　　　　　　　　你要决断！

这呼声也许使懦者不敢向前，也使强者懔然生畏，可是在这懔然生畏中含有深沉的、真实的生之意义。[16]

　　决断是需要慎重的，作出决断后，人也如担当死亡后的从容。作为对追问的回答，担当与决断互为依托，共同支撑起生命（存在）的意义。

四、返回之途

　　1923年7月，经北大教授张凤举推荐，冯至的包括《问》、《祈祷》、《绿衣人》在内的二十三首诗，以《归乡》为总题，在《创造季刊》（2卷1号）上发表。这是冯至第一次发表作品。从此，冯至开始了在诗国的漫长行旅。在《归乡》中，一种“不如归去”、向往“新的故乡”的意绪得到着力渲染：那近乡情更怯的异样感觉，那怕回家又要归乡的复杂心理，使这个“孤苦的灵魂儿”倍受煎熬。于是他发出呼喊：

　　　　　　　　　神啊，引我到那个地方去吧！

　　　　　　　　　我要狂吻那柔弱的花瓣；

　　　　　　　　　在花儿身旁休息。

但是，这诗之游子要去向何方？六十年后，冯至在回忆这组稚嫩的初始之作时说：想不到18岁青年写的诗竟说出了一个78岁老人的心情。讲这番话时，年迈的诗人即将面临一次诗的“还乡”[17]。原来，冯至的漫漫诗路跋涉，总是在寻求一种精神的还乡。

　　精神还乡，也许是每个有深度体验的诗人的创作指归。我们发现，冯至《十四行集》的诗思所完成的正是从外部世界向内心返回的一次“还乡”。还乡，不仅是冯至漫漫精神征旅的归宿所在，也是他的诗思的延伸路径。在此，诗的主题思路与陈述方式合而为一。“请走向内心”，冯至曾接受的这句里尔克的忠告，不仅帮助他祛除浮躁的心性而步入沉静从容，而且教他如何探索诗的根据和表达；“走向内心”，“从自己世界的深处产生出\'诗\'来”[18]，这既是诗的缘由，又是思的起点。深入内心的诗，不断锻造、丰富、成熟着诗人，使他能够抗拒存在的虚无，潜沉地去思。

　　从外向内凝敛的诗思，使《十四行集》获具体验的特征。正如前述，整部《十四行集》所要回答的是：有限的个体生命如何把握本真的存在。由此引发的一切领受、追问、担当、决断，因体验而获具深度。这是承继里尔克而来的体验--这种体验，通过与万物发生关联来克服自我处身的非永恒性，以空间的敞开消除时间的有限性，最终回归到纯然之“物”的本原。所以，体验显示了诗之思与生命内在关联的共生性。

　　在《十四行集》中，宇宙万物的生命旧时时处处关联着的。这些关联的发生是由于万物的相互转化：无边的远景由站立的人化成，城市和山川又化成人的生命；生长和忧愁化身为松树和浓雾，路与水、风与云，彼此响应和连接，也化身为历史的足迹（第16首）。不管是隔着时间的烟尘，还是空间上纵横万里，在生命的深处，总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联”：

　　　　这里几千年前/处处好象已经/有我们的生命；/我们未降生前// 一个歌声已经/从变幻的天空，/从绿草和青松/唱我们的运命。（第24首）

所有经历的人或事，所有见识过的景或物，都被凝结为“充满生命的小路”走向诗人的内心。“生命的小路”是万物关联最形象的表述，它的心灵化展开了人与自然、生与死、过去与未来相互沟通的主题。

　　既有衔接过去和将来的“亲密的夜”：那些“亲密的夜”汇聚成生命的原野，让我们认出“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藏着忘却的过去、 隐约的将来”（第18首）；又有将记忆中的光明与未来的光明连结起来的“第一次领受光和暖”的经验：“这一次的经验/会融入将来的吠声，/你们在深夜吠出光明”（第23首）。因为生命的关联，“空气在身内游戏，/ 海盐在血里游戏”，睡梦里，“天和海向我们呼叫”（第25首）；因为生命的关联，寂寞的岛屿被水上之桥“结成朋友”，水城威尼斯成为“人世的象征”（第5首）。这些关联， 是诗人返回内心后在冥思中与万物进行精神交流（体验）产生的；这些穿越时空的关联，克服了个体存在的隔绝性、短暂性。

　　“原野”是上述心灵化展开的主要领地（第6首、7首、15首、16首、17首、18首）。原野本身由千万条交错的路径构成，从它那里又延伸出无数“生命的小路”。原野是个无限开放的场所。原野呈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它的空阔旷远，它散发的粗犷野性的原始气息，使人产生一种亲近感，渴望逃离琐碎的尘俗生活，而获得无遮拦的心灵释放。在巨大的心灵释放中，本真的存在得以澄明、敞开。

　　冯至曾说：“给我们生命的滋养最多的并不是那些石林山洞，而是碧绿的原野。”接着他又说：“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经给予我许多启示。在寂寞中，在无人可与告语的境况里，它们始终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我在它们那里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19]可见原野是何等深入诗人的内心，为他敞亮了一个精神的世界。这就是冯至后来一再提及的“山水”精神。

　　在原野所敞开的境界里，原野上万物内部奔涌不息的生命之流给诗人以精神的滋养，也被诗人的灵魂触摸。在此敞开中，“物性”回归成为唯一的吁求：“铜炉在向往深山的矿苗,/瓷壶在向往江边的陶泥”（第21首）。“物性”----物的恢泓、质朴的本性，物所蕴含着的存在的全部奥秘，浸漫进诗人的心灵视野。

　　正是通过《十四行集》，冯至经返回内心的诗之路途，抵达了自然物性，完成了一次精神还乡。在这部集中的最后一首（第27首）诗里，诗人表达了这一完成后的泰然：这些诗已穿透世上所有的晦暗不明与变幻未定，而把住了无边无形、无始无终的存在。

　　“走向内心！”这真诚的呼唤是何等强烈呢：

　　　　　　　　　　　给我狭窄的心

　　　　　　　　　　　一个大的宇宙

注释：

[1] 此一术语源自弗洛伊德《论非永恒性》一文，见《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第237-240页，上海，1994年11月。本文没有追随弗氏的心理学思路，而只将之作为一种哲理性命题纳入本文所讨论的诗学范围。

[2] E·云格尔《死论》，第29页，林克译，上海，1995年4月。

[3]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29页，上海，1988年4月。

[4] 《<十四行集>序》，见《冯至选集》第一卷，第256-257页，成都，1985年8月。

[5] 《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载《世界文学》1989年第1期。

[6] 对此冯至回忆道：“几只装肥皂的木箱，一盏泥制的菜油灯，始终如一地陪伴着我们在昆明的生活……。"见《昆明往事》，载《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1期。

[7] 《昆明往事》，同上。

[8] 《海德格尔语要》，第83页，郜元宝译，上海，1995年8月。

[9] 冯至《论歌德·代序》，第4页，上海，1986年9月。

[10]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见《冯至选集》，第二卷，第42页。

[11] 同上，第43页。

[12] 唐晓渡《从死亡的方向看》，载《中国诗选》1994卷，第421页，成都，1994年7月。

[13] 《里尔克如是说》第103页，林郁译，北京，1993年3月。

[14] 《决断》，见《冯至选集》第二卷，第145-149页。另请参阅《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冯至《还“乡"随笔》，见《立斜阳集》，第13-14页，北京，1989年7月。此处“还乡"指两年后冯至以80高龄重新拿起诗笔，续起中止26年的诗的吟唱。

[18]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第一封信》，第3-4页，冯至译，北京，1994年3月。译文略作改动。

[19] 《<山水>后记》，见《冯至选集》，第二卷，第66页，67页。

１９９７，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