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国崛起》电视纪录片中，现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克拉夫茨认为瓦特的蒸汽机比起他的前辈纽卡门发明的蒸汽机，贡献在于能够用更少的煤，比原来的少用40%，后进步到少用60%，来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早先，英国的工厂依靠水力作动力，厂房只能选择在江河湖畔，这极大地限制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瓦特先生的万能蒸汽机经济地解决了机器的动力源，英国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使得工厂在英国遍地开花，成功地建立起英国的工业经济。现在在英国的格拉斯哥市，建有詹姆士·瓦特酒店；在格拉斯哥大学建有詹姆士·瓦特和亚当·斯密相对而立的两尊塑像。1785年，瓦特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关于亚当·斯密的意义将留在下章探讨）笔者认为人们尊重瓦特先生，怀念瓦特先生，感激瓦特先生完全是理所当然。

晚年的詹姆士·瓦特先生生活非常富庶。财富的主要来源是被广泛转让的高效能蒸汽机的发明专利，而不是制造蒸汽机的工厂。这个可恶的英吉利，不仅向全人类贡献了瓦特，而且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专利法的国家，用以保护技术创新。与此同时，我大清在康乾盛世的泥潭里大兴文字狱，绝不能让穷书生们有所想象成为基本国策。什么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制定《时宪历》，你再科学也不是被我们的辅政大臣鳌拜整得含冤而死吗？小小巫师敢念“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统统死了死了的。直到已进入知识经济的今天，社会主义中国才有了专利法，这一时间的间隔，一晃就是250年。其间中国经历了封建腐朽的满清王朝的崩溃，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的泡影，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太阳旗的飘落，军阀独裁的蒋家王朝的偏居东南一隅，才迎来人民共和国。当然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有时也犯点革命幼稚病，这不刚刚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中抬起头来。哎！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可东西方就是不一样，你说气人不气人？

“蒸汽机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夸大也不为过。”《全球通史》的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评价。可谁能想象到瓦特先生从开始改良蒸汽机到最后研制成功，前后花了30多年，全世界好像都在翘首等待瓦特的成功。而这时的瓦特先生却处于人生的低潮。1773年3月，瓦特先生的合伙人破产了，这不仅使他失去了稳定的收入，而且还得变卖家产来还债。他心绪惆怅地说：“我还有妻子儿女，眼看自己变得双鬓斑白，却没有任何固定的职业来供养他们。”有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久瓦特先生相濡以沫的妻子别他而去，生活崩溃了。37岁的他，在“萧瑟秋风今又是”的一天，先生决定离开这片令他“十分沮丧的故土”，前往俄罗斯,而这时，奇迹发生了。1773年，当时英国一位卓越而富有首创精神的企业家将这位落魄的未来大发明家深情相拥，他就是马修·博尔顿。

博尔顿出生在英国伯明翰，1760年就建造了一家当时最现代化的大工厂，生产着望远镜等时髦产品。他的家族和其他大多数工厂主一样几乎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踏上了追求财富的道路，除了辛苦勤奋就是勤奋辛苦。直到今天，英语中“工业”和“勤奋”还是同一个词“industry”。英国传记作家乌妮·尤格罗说，马修·博尔顿是一个天生的乐观派，与瓦特形成鲜明对比，他任何时候都会说：“当然会成功的，只要再试一下就行”。他在给瓦特先生的信中说：“我将为发动机的竣工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我们将向全世界提供各种规格的发动机。您需要一位‘助产士’来减轻负担，并且把您的产儿介绍给全世界”。博尔顿专门为瓦特建造了试验车间并且让出自己的旧居给贫困中的瓦特一家居住。

接下来的事情都很清楚，在9年之后，新兴的足以让英国傲视全球的万能蒸汽机出现了。它彻底解决了英国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能源动力问题，从此令英国在全球飞呀飞。当然工业革命为什么会最先出现在英国，而没有出现在法国、出现在我大清王朝，是有很多原因的，我们也一直在探讨。现在假设没有马修·博尔顿的挽留，没有这位远见卓识的企业家的挽留，又会有哪一种情况出现呢？在这里，我们发觉这位企业家成为了新的生产力的推动者和代表者。在今天我们中国的环境里，就是私营企业家，因为我们还有国营企业家这个庞大的群体。我们也绝不乏像马修·博尔顿这样的开拓者。建国前的荣氏家族，邓小平时代的刘永好兄弟、吉利集团的李书福。在近代，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就是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就是大量的农民脱离土地，走向工厂、走向城市；就是如马修·博尔顿那样的大量私营企业家的涌现，而不能是像盛宣怀式的官僚买办的涌现，虽然这是不可避免的。今天我们创造性地有了“农民工”这个词汇，像是排斥像是轻蔑。甚至北京若干爱国者媒体发出奥运期间，北京将遣送部分农民工回原籍的信息。如果真要执行，真他妈的比王八还王八！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中说，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家人才令人印象深刻地集中在英国”，“打破常规和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使得在非国教徒中间产生了很大一批实验家和发明家，而他们的节俭则使他们把利润再投资于实业而不是为奢侈的生活挥霍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家不是我们自幼的政治教育中所说的“罪恶的资本家”。在2005年反思中国改革的声浪中，在香港中文大学著名教授郎咸平的摇唇鼓舌下，又以“原罪说”、“瓜分国有资产说”,将矛头指向这些为改革、为民族做出贡献的私营企业家，这些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这种思潮说近了是“左”的倾向，说远了是乾隆爷的袅袅余音，大清王朝时期，政府推行士农工商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看起来是有一个先后顺序，实际上杜绝近代意义上的私营工商业的出现。所以说落后挨打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