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进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二十九年，我对北京推出的政策一般是欣赏的。久而久之，虽然对他们的决策机制没有深入认识，我对这机制有信心。没有谁可与成功争论，既然举世皆说中国奇迹，我们要接受这机制一定有过人之处，要问的是北京究竟做对了些什么。几年前我解通了中国的制度密码——那个从承包合约发展出来的地区竞争制度——惊为天意，对中国能持续增长的「顽固性」增加了信心。这个神奇的地区竞争制度是我为高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主题，英文下笔，很长，是自己一快平生之作，几个月后会亲自翻为中文，到时分期发表吧。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这些年北京的经济政策没有出错。但错有大小之分，也有执行与不执行之别。宏观调控往往令人摸不着头脑，货币政策不容易拿得准，而房地产政策有时令人啼笑皆非。可幸这些多多少少有过渡性。几天前邓小平先生谢世十一周年，我想到这个改革大师说过的一句话：「试一试，看一看。」是顶级的改革法门，但如此一来，大家对政策的阐释或大或小有个问号。当然，有些事项是有困难的，尤其是在教育与医疗这两方面，但主要是反映着旧制度改革得不好，变得公非公，私非私，还需要大手处理。

新劳动法是我知道的唯一的在经改过程中的政策大错。两年前开始策划，注意的人不多；去年六月二十九日通过，我听到，也听到有外资投诉，但没有重视。不知内容，也不知名目之中有「合同」两个字，误以为那又是「试一试，看一看」的投石问路。但当九月收到该法的全文时，我一看就差不多昏倒！当时正在写一系列关于人民币与通胀的文章，分思不下，到十一月才发表《新劳动法的困扰》。摸不准市场的反应，打算只写一篇。殊不知该文出现后，转载的网站无数，其中一个只一天的点击达二十三万。跟着关于市场反应的报道愈来愈多，广州某报把我打上封面，而我也跟进调查，得到新资料再写下去，最后把自己研究多年的合约分析有关的那部分，在这里细说一番。

在这过程中，从开始我就想着如下的一个学术难题：为什么新劳动法会在中国获得通过呢？绝对是大难题，我一直想到今天也不能肯定自己的答案。首先，我认为在经济的决策上，通过新劳动法的机制应该还是改革的传统，但像该新法那样，对市场有那么巨大杀伤力的，经改以来没有出现过。比外地的类同法例来得严重，但北京面对的局限很不一样，按逻辑推理通过该法的机会甚微。没有重要的压力团体需要招呼，没有政党或行业组织需要应付，而该新法也不能为官员们带来可观的贪污利益。可以想象某些人会因为权力的上升得到少许甜头，但地区的劳务部的反应是另一回事。在外边的世界，性质类同的法例，没有利益团体的压力是不可思议的。

前思后想，我认为新劳动法的推出与任何利益团体扯不上关系，而是在讯息上有困难，北京是给误导了。不一定对，但我想到有两方面的讯息误导，提出来给读者考虑吧。

第一方面，是北京不知道自二○○○起，低下阶层（包括农民）的收入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急升——如果知道执到那么大的历史奇宝，他们断不会推出新劳动法。不容易知道：地区的实际人口与户籍人口不断地变动；月入一千六百以下不用报税，频频转工的一般不报；在设计新劳动法的当时，北京的统计数字不能否决贫富正在两极化的声浪，国内国外的指责差不多无日无之。只不过三年前，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中国入世后农民的生活愈来愈苦。就是今天，某些外国的名牌评论大赞中国的新劳动法。假讯息满天飞，不难中计。

来得很悄然，彷佛《圣经》说的「在黑夜中出现的窃贼」。我是二○○三突然惊觉那美丽的「窃贼」的来临：中国农民的生活正在飙升！该年的春天起，一连十八个月，为了搞摄影，太太和我在国内的荒山野岭跑，而农民的生活情况是重要的猎物。这种现象的处理我是专家了。有两点。其一是对微小的现象观察，我历来敏感（可能是遗传的，因为儿子也这样）。选上经济学后当然专注于有关经济的观察了。其二，我掌握的经济学是很浅的那一套，容许我把多种不同的小观察很快地组合起来而砌成一幅图画。我对中国的农作早有认识，而中国的农民一般是有问必答的。从来不问他们的收入多少，只问这些那些琐事是从哪时开始的。

二○○三没有谁同意我对农民生活正在奇迹地急升的看法；二○○四严重民工荒开始出现；二○○六知情的朋友开始同意底层人家的生活改进得快；去年是二○○七，好些朋友认为我估计的每年百分之二十的升幅是低估了。左查询右查询，得到的结论，是神州大地的劳苦大众的收入激增，大约始于二○○○。该年通缩开始终结，也是该年农民开始把耕田的牛宰而烹之，转用机械。三年前北京取消农业税做得对。不取消此税，在农民大量外流的情况下，弃置了的农地不会立刻再被耕耘。雇用农工的急速发展救一救，而此雇也，促使农工的全年收入与工厂的低技工人打平，高于无技的，但农工一般不是全年工作的。

第二项讯息不足，是北京对市场的认识不够。这方面，多半源于西方经济学的误导。认识市场是不需要进大学的。今天大学教的是象牙塔内的市场，是一些假设的模型，是空中楼阁，当年我一边读一边骂。是的，就是今天的美国名校，不少大教授还相信地球上真的有不完善的市场。蠢到死！市场是权利交换的地方，其存在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没有交易费用不可能有市场！前文提及，深入一点看，市场是没有什么劳动（或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之分，但有重要的不同合约的安排之别，而这安排的选择也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这样看，那所谓自由市场，是指合约的选择自由，不指其它。政府干预这自由，交易费用或多或少一定会提升。

中国奇迹、中国奇迹，举世皆云，但奇在哪里呢？我赌你猜不中。只两点重要的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不可谓不奇。一、十三亿人口，一半以上是穷人，这些穷人二○○○年起出现了近于爆炸性的生活改进。二、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百分之三的通缩，如果算进当时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急速改进，通缩率应达双位数字。但那时增长保八，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这些把西方的宏观经济理论搞得尴尬万分的现象的主要解释，是当时市场的合约选择的自由度够高。如果当时有今天的新劳动法，只略为执行效果不堪设想矣！

试一试，看一看。我就是不明白，既然拥有天下独步的地区竞争制度，为什么北京不先在几个县把新劳动法推出，让这些县与其它县竞争，看看谁胜谁负呢？胜负的衡量当然是看哪一方能把穷人的生活改进得快。粗略地衡量，单是比较双方的增值税收升幅就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