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与赵秉钧

——书生政治家与特务头子

民国初年，帝国专制制度在风雨如磐的革命狂潮中如同破房子一般轰然倒塌，共和宪政一度成为国人之理想。作为共和宪政的必然产物，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

说起中国的民主宪政，则不能不提及两个人，一个是才情并著，傲骨留香的书生政治家宋教仁，另一个便是袁世凯幕中阴狠干练的警察特务头子赵秉钧。前者是中国民主宪政的探路者，后者则在袁世凯的暗示下自觉做起了中国民主宪政的扼杀者。两人因缘即会相识一场，却因对民主宪政持不同立场而成为政敌，最后赵秉钧指使人暗杀了宋教仁，他自己也叫人给毒死了，中国民主宪政的第一次尝试遂告失败了。

宋教仁，字遯初，湖南桃源县人。桃源县隋唐以前属武陵郡，宋人因陶渊明的那篇文章，将该郡分拆成武陵、桃源两县，但地以文名，桃源的名气到底盖过了武陵，现在后者早已沦为桃源县辖的一个镇。足见陶渊明笔下的理想社会——桃花源具有多么浓郁的人文气息和历史影响。后来宋教仁一直自号渔夫，在民国历史舞台上寻找和创造政治桃花源，不能说与此无关。

教仁幼时家境贫寒，十二岁时不幸丧父。乱世多炎凉，家贫生傲骨。因此，世道的不公和人情的冷暖，少年宋教仁较常人便能更多体味。人情势利古犹今，谁识英雄是白身。古往今来，但凡出身寒门的豪杰人物，自幼因多遭冷眼，倍尝辛酸，极易生出傲骨愤心来，久而久之，一副眼不容沙、性如烈火的面孔便浑然天成了。盛世斯人，犹且如此，何况乱世乎？

此类人物，如不读书明理，知晓大义，则行事难免鲁莽，往往愤激于一事，使气于一时，不惜与人拼命，结局多半不堪。但读书明理之辈则为仁人志士的好材料。

宋教仁便是这类上好的材料。

教仁少时受过完整的私塾教育，一生极好读书，既勤且多又杂，旧学的功底颇为扎实，尤善五律，少年时代所作诗文如“月来窗纸薄，露下客衣单”近似晚唐之风。

倘若远离政治，凭借文学才华，也许宋教仁是位极好的诗人。但上帝只管制造人的形状，历史环境、性格特征和人生理想却掌控着人的轨迹和最终命运。

目睹国破世浊、民生艰难的晚清乱世，湖南人的一腔热血激荡着少年宋教仁的心。

一次，他读《孟子.公孙丑》一文中“夫天不欲平天下，如欲平天下，则舍我其谁也”时，不觉胸襟顿阔，诵读再三，不能自持！塾师奇之问其故，教仁朗声答道：

“我亦怀孟子之志，唯期命好于孟子。”

塾师吃惊不小！连夸其志可嘉！

童年生活奠定人一生的性格基调，少年志趣则影响人一生的奋斗路线。

此后，感怀国是的士人传统在宋教仁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族中长者见这个后生伢子性如烈火，愤世嫉俗，最看不惯官府仗势欺人鱼肉乡里的行径，好心地提醒他莫惹闲事“少留意民间疾苦，多关心仕途经济”，专心“读些有用之书”，将来“做个有用之人”。教仁很不以为然地说道：“朝廷残民以惩，官场黑如锅底，我岂能与贪官污吏为伍！”

更为出格的时，1901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常德府参加府试，竟敢借题发挥，抨击朝政，笔下居然有“不惜杀一人以谢四万万同胞，不惜杀一人以安万世太平”这样扎眼的文字！公然主张将卖国的慈禧和误国的李鸿章杀头！幸亏阅卷官与之有同理之心，激赏之下并未追究。

青年宋教仁的内心充溢着对现实的愤懑和抗争的情绪。这些使他很容易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1903年，宋教仁来到武昌求学。是年8月，一个名叫黄轸的留日归国学生出现在宋教仁的面前，这位长他八岁的湖南同乡与他一见如故，从此成为至交。在黄轸的直接影响下，原本激进的宋教仁下定决心将孟子式的人生抱负付诸实践。

这位教书先生便是大名鼎鼎的黄兴。

与黄兴结识，标志着宋教仁革命生涯的开始。

不久，黄兴在其母校两湖书院公开发表演说，鼓吹革命，吓得湖广总督张之洞赶紧明令武昌知府兼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将之驱逐出境。黄兴只好离开武昌回到湖南长沙，明里任教于明德、修业等学堂，暗中进行反清革命活动。

不久，宋教仁回到了长沙，追随黄兴担负着具体的联系工作。在二人的努力下，性情火爆的张继，热情洋溢的刘揆一，后来蹈海的陈天华，以及后世为国共两党并重的章士钊等二十余位热血青年为着共同的信念聚合到了一起。1903年11月4日，在黄兴30岁生日的寿宴上，宋教仁等人商定建立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副之。这一组织与孙中山先前发起成立的兴中会宗旨一致，声势和影响一度有后来者居上的气象。华兴会成立后，立即着手扩大组织，准备趁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在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的组织发动工作。虽然这次起义最终由于叛徒出卖而失败，但宋教仁却在这次起义的组织过程中初步显露出卓越的组织才能。

次年，宋教仁流亡日本，在日期间，他一边参与革命活动，一边悉心求学，先后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潜心研究政法，为日后成为革命党阵营首席政法专家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成功后，年仅三十岁的宋教仁一夜之间便起草出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即是这段专业学习的直接成果之一。

除了政法专业外，宋教仁平日涉猎极其广泛，涵盖中西方政治、财经、地理、哲学等各门学问，可谓无学不窥，以致一向自大傲人的章太炎也叹服宋教仁的才学，及至辛亥革命成功后推选临时大总统，章氏还说出“论才当推宋教仁”的话。足见，学习之勤，思虑之深，读书之多，使得宋教仁成为同革命党人中最具远见卓识和非同一般的器局。与其他革命党人多具有破坏旧世界的能力不同的是，宋教仁身藏更多的是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潜质和实力。

由于用脑太过，耗神太多，宋教仁一度患上了神经衰弱，不得不住院治疗。

一般而言，世人读书用功，非为日后谋食所需，即为将来布道所备，要么便为志趣使然，抑或苦闷寥寂聊以自慰，总之是这些动机中的某一两种罢了。

宋教仁嗜书好学，非为谋食乃为布道。不过志趣、苦闷寂寥聊以自慰亦在其中。

来到东京的第二年，华兴会与兴中会兵合一处，加上陶成章、章太炎等若干江浙籍的光复会员，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一个组织，三拨人马，尽管在排满反清的大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但思想和路线却颇难统一。孙中山的独断，陶成章的过激，章太炎的蛮缠一时出现交锋，大家又都是情性中人，彼此便较起真来。宋教仁对孙中山的某些政见原本也持有不同看法，置身孙陶章的矛盾之中是不免要口舌相辩的。不过，宋教仁不同于陶章，他从未闹过组织分裂。这其中有黄兴调和的作用，也有他自身克制，忍为大局的一面。

同志之间的政争原本就不愉快，革命党人发起的数起武装起义又接连失败，国内革命力量损失十分严重，革命事业在1908年前后便渐陷低谷。

一时间，失望、焦虑、悲观的情绪像流感一样在东京革命党人间相互感染着。硬汉子黄兴多次想着自杀，就连孙中山也苦涩地说革命事业恐“不能及身以见其成”了。加之，不久孙陶两派由思想分歧发展到组织分裂，章太炎陶成章重拾起了光复会的旗号，孙中山气得去南洋另起炉灶，幸亏黄兴厚道，居间调和才得以勉强维持基本格局。

这些都让至情至性的宋教仁苦闷到了极点！忧思满怀，坐困愁城。集万千孤独于一身，处此心境，除了读书自慰又何以释怀呢？

读书有时也不管用，宋教仁便纵酒求醉！醉罢犹不能自己，只好卧地狂歌！岂料此情犹不能解，只好背人大哭！

在宋教仁遗留的日记里，彼时的日本在他的眼中，天是灰的，地是窄的，而他的目光和革命的前途一样是迷茫的。

旅夜难成寐，起做独彷徨。

月落千山晓，鸡鸣万瓦霜。

思家嫌梦短，为客苦宵长。

徒有枕戈志，飘零唯自伤。

一首《秋晓》，道尽了宋教仁内心的落寞和愁苦。

醉过了。哭过了。宋教仁决心从沉沦中奋身而起，担负起革命阵营中三号人物的组织责任来。

如果说孙中山是革命阵营中的思想家，黄兴是军事实行家，那么三号人物的宋教仁则是革命方略家。

1907年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在河内、香港两地建立了新据点之后，与黄兴等人总结商讨革命方略时认为，此前同盟会组织的多次武装起义之所以带来巨大的人员牺牲，是因为清政府在腹地的控制力比较强大，导致起义一旦失败而党人很难脱身所致。因此孙黄决定改变方略，将武装起义重点转移到两广云南等西南边陲省份进行，一来清廷防备力量空虚，二来事前便于从国外转运军火，即便失败事后也可便于党人越境转移。

但是，这一方略同样遭到惨败。1907年同盟会在西南区域发动的八次起义无一成功，党人牺牲犹多，特别是1911年的黄花岗之役，黄兴亲临战阵，结果仍然告败，牺牲了大批革命精英。

黄花岗之役后，宋教仁在听取部分留在国内同盟会同志的意见和观察国内形势后，明确指出：“革命地点宜居中而不宜偏远，革命时期宜缩短而不宜延长，战争地域宜狭小而不宜扩大”。并预见性提出今后的“革命三策”：以中央突破一举占领北京为上策，但实行起来困难较大；以在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成立革命政府然后北伐为中策；以在边地起义为下策，实践证明此策行不通。

革命三策一经提出，便受到同盟会很多同志的积极响应。宋教仁大受鼓舞，于是知行合一，在东京组织召集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执行中策方略的组织领导机关，在长江流域发动新军起义。不久，湖北新军发动了辛亥革命一举动摇了清廷的根基，在国内大批改良派的配合和响应下，腐朽的清政府终于走到了历史尽头。

辛亥革命的成功，原本可以为宋教仁施展政治抱负、实现孟子式的理想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但由于诸多原因，辛亥革命成功得相当不彻底。

判断一次革命的彻底与否，首先要看革命的目标是否完整地达成；其次要看革命对象的政治权力包括话语权是否被彻底剥夺；最后则看胜利的果实是否为革命者稳固占有。

以此三个标准来衡量，则辛亥革命的成功几乎等同于形式上的。从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来看，第一、革命目标并未完整达成，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却必须接收一个享受国民政府政治上优待的清庭，且未真正建立稳固的共和政体，仅从国人的思想认识层面大致确立了共和国体的法统地位；第二、革命对象政治上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摇身一变，纷纷以革命的面目出现，一大批旧官僚、立宪党人依然实际控制着从地方到中央的行政权力，枪杆子和笔杆子两杆子都硬，政治话语权自然不曾丧失一天；第三、胜利的果实被拱手让给了袁世凯，为革命奋斗毕生的孙中山在革命胜利后反而靠边站了，时值壮年的黄兴意兴阑珊地吟起了“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罢不如归”的诗句，感慨“惊人事业随流水。”

思想上畏敌如虎，抱有幻想；政治上指望速成，但求妥协；组织上轻视民众，不作鼓动；经济上束手无策，筹划无方；军事上害怕牺牲，缺乏决心。结果革命初见曙光，同志人心涣散，投敌的投敌，钻营的钻营，大都投入到革命对象袁世凯那里谋食就饭去了，连孙中山的亲信、同盟会重要干部汪精卫都替袁世凯喊话呼吁，甚至亲自出面替袁世凯铲除北方的革命同志，诬蔑他们是土匪，任由袁世凯残害！如此革命哪有半点成功的模样？

其实，彼时袁世凯虽然外有帝国主义支持，内有北洋军作为后盾，但也并非强大到不可战胜的地步，正如陶菊隐先生所指：“革命党军和同盟会既没有认识到打倒袁的必要性，也没有估计到打倒袁的可能性”，要知道黄兴手里尚有几十万民军，背后又有数省在手，否则袁世凯就不会对南方又是停火示好，又是递话表白自己无意做大清的曾国藩（其实袁世凯即便想做曾国藩也根本做不成，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与曾国藩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并且火急火燎地推动南北议和。未尝不是袁世凯担心僵持局面迁延日久，民心在变，形势逆转，革命军力量飞速发展，清廷的猜忌之心愈来愈重，到那时，以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封建军阀集团北洋军，能否继续听命于他也在两可之间，所以从速诱惑革命党人早日交出权力对他最为有利。可见，袁世凯是知晓国情和深知民心可畏的，反倒革命者不懂得发动民众相与革命了。

对于袁世凯，孙中山原本是有着准确判断的，让这个旧官僚脱胎换骨接收共和思想比登天都难，所以原本存有武装对抗，北伐中原，一举澄清天下的想法。可是黄兴不忍给民众带来战争灾难，嘴上说“前翻我敦请十六省代表举你为总统，现不敢要你让位袁世凯。我志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其他无争论，不计较，解甲归田固我所愿，况久经战阵，胃为饥害，大有朝不保夕之忧。如总理决定北伐，自应竭尽所能”，实质主张和平解决，指望廉价革命。胡汉民也不赞成北伐，汪精卫更是直言相逼：“先生不愿和谈，莫非舍不得总统位置”。同志态度大多如此，孙中山不好坚持，担心众人以为自己有固位恋栈之想，于是不发一言，提笔写下一个纸条递给南北议和全权代表汪精卫——这个被笔者老乡唐德刚先生称之有十大罪的人：

“个人名位非所愿争，总统职位可以让予袁世凯，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退袁为总统，决不食言。”

宋教仁时为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笔者目前尚未见史料记载当日有表态言语，但观其日后表现，其实是心有不甘的。

回头放炮，再说当时情势。同盟会不善发动民众而图北伐固非善策，但较之和谈上当日后被迫反袁，则此策似亦为两害相加权其轻之举。何况彼时民心厌弃清廷专制，果举北伐大旗，中途民众自发而起者想亦不少，成败实未可知。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南北和议终随袁意乃成。

不过，孙中山并不放心袁世凯，在他让出临时大总统前，紧急准备了三个紧箍咒，准备给袁世凯戴上，天真地以为这样便能制衡袁世凯，保护共和国体。这三个紧箍咒分别是：

第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袁世凯必须离开北京南下就职，以期调虎离山，使老袁远离政治老巢，被迫接收革命党人的影响和包围；

第二、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行政权力交付内阁，届时大总统组阁名单须先交参议院讨论通过，以此制衡大总统的权力。

第三、制定《临时约法》，将第二条要求作为政治总原则固化成国家体制，要求袁世凯将来必须遵守。

三大紧箍咒的发明权，唯第一个属于孙黄本人的，第二个原本都是宋教仁所开发的，第三个也是在宋教仁一夜之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基础上修订的。

对于袁世凯的政治面目，较之孙中山的怀疑无奈、黄兴的退让幻想，宋教仁虽然对袁一直缺乏政治信任，但在妥协主义占据上风的时刻，认识也很天真，以为袁只要戴上上述紧箍咒，今天谈判桌上让出来的东西，将来自己还可以通过和平的议和选举和凭借责任内阁制，可以再夺回来。孰料小慈乃大慈之贼也，为此日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袁世凯一看孙黄送来的紧箍咒一句不耐烦的话也没说，只是暗中使了个眼色，手下那位名叫曹琨的家伙便带着兵丁抢劫商号，放了几把火便吓得革命党的几位迎袁南下就职的专使自行呼吁孙中山等人同意袁在北京就职，否则恐将“北方不稳，发生不测事件，必致列强干预”。三大紧箍咒还未使用便自行废掉一个，代替的仅是袁世凯的一通就职誓言，说什么“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事实证明都是些毫无诚信的政治秀。

结果，革命党闪身一旁敲锣打鼓，让袁世凯粉墨登台了。其时，袁世凯的身边站着很多亲信，其中之一便是赵秉钧——这个马上要与宋教仁同一个舞台唱戏、最终要了宋教仁性命也丢了自家脑袋的特务头子。

与宋教仁在革命日新的征途上阔步向前，最终成长为一尊新派人物不同的是，大他二十余岁的赵秉钧是位“生在旧社会，长在龙旗下”的人，所走的仍然是独裁体制下旧官僚们惯行的人身依附之路。

赵秉钧，河南临汝人，据说原本是个书僮，由书僮而成一尊人物在民国只有两个人，除了辫帅张勋便是他赵秉钧。不过张勋的书僮出身是真的，赵秉钧的出身却不可考。岂止如此，赵秉钧不明不白的地方多了。

赵居百家姓之首，秉国之钧自然也是首屈一指了，家中排行也是老大，据赵秉钧自家说他的生辰八字也是天下最大：甲子年元旦子时。其实赵秉钧与袁世凯同岁，都是1859年生人，是年应为己未，何来甲子呢？显然是他自家杜撰出来唬人的，类似刘邦斩蛇，有人信何妨瞎说呢！看来，赵秉钧倒是块天生做特务的材料。

赵秉钧秀才未中，青年时便投入左宗棠楚军远戍新疆，袁世凯一度随族叔袁保恒进京前也曾短暂效力于左宗棠部，两人虽未相识倒也有些职缘。后来赵秉钧通过捐纳便由西北边疆来到直隶袁世凯的地盘上混了，可惜居官一直不大，最大不过是个献县知县、直隶保甲局总办的未流角色。后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赵秉钧便随习军政，专攻侦探、警察两门，与袁世凯遂生渊源，加之此前他在巡防营时，镇压京津一带义和团运动有功，也颇为袁世凯所赏识。

袁世凯这厮是识人的，有点本事的人，只要愿意捧场听话，他总会相尽一切办法揽入幕中培养的。1907年，袁世凯听说一个名叫宋教仁的留日学生，由于不满日本浪人觊觎中国东北领土，潜回东北实地调查，并秘密掌握了日本作伪的证据，编写了《间岛问题》一书，最终引起了日本人的关注，打算重金购买此书，而那个留日学生居然不干！袁世凯十分激赏，便以四品顶戴和2000两银子打算延之入幕。最终虽因宋教仁不捧场而作罢，但也足见袁世凯揽才私用之心是多么热切！远在日本的革命党人他都有意廷揽，何况有点本事的赵秉钧此时就在他的地盘上呢？所以不久，袁世凯便寻机保举赵秉钧。

说来也巧。八国联军息兵北京后，根据辛丑条约占住了天津，就不让中国驻兵了。袁世凯的直隶总督衙门虽然从天津搬到了保定，但也不甘心示弱洋人，所以耍了一个花招，驻兵不行我驻巡警替你们维持治安总可以吧？洋鬼子是认条约的，加之此前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没少替洋大人杀义和团，配合精神一直不错，也就没和他较真。于是中国近代第一支警察队伍便建立起来了，开始袁世凯打算让干儿子段芝贵当这个巡警的头头，后来段芝贵随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去东北就任黑龙江巡抚去了。袁世凯便趁机把1500名新军交给了赵秉钧，委以创办巡警的重任，翌年初，又提拔他做了保定巡警局总办。同时，还奏保为知府加盐运使衔。

由于袁世凯的提携，赵秉钧开始飞黄腾达，没几年便爬上了巡警部右侍郎的高位。侍郎相当于今天国务院一部的副部长，在清代的官员品秩中属于从二品。

至此，赵秉钧算是袁家班的人了。此后，袁世凯快乐他快乐，袁世凯皱眉他皱眉，利害攸关，步调一致。待到载沣摄政不放心袁世凯将之开缺回原籍做个洹上钓叟的时候，赵秉钧毫不恋栈地跟着下台了，因此深得袁世凯的信任。

部属忠诚让人放心，部属能干足可放手。在袁世凯看来赵秉钧不仅仅对他忠诚，同时也不白给。当初交给他1500名新军让他改编为巡警带到天津，不久洋人都挑大拇哥，说姓赵的巡警办得不赖，最后连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在谈到赵秉钧的巡警队伍都接连感叹。试想，在一个原本不知警察为何物的国度里，能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订制度，立规矩，搞训练，办警校，破案刑侦像模像样。没几下子能真行吗？赵秉钧与他的巡警们能干是有事实能够佐证的。1905年赵秉钧承办吴樾刺杀五大臣案，愣是通过验尸，从炸成碎片的吴樾尸骨中，查明了真相。以此观之，赵秉钧实际上成了中国警察的开山鼻祖。

所以，辛亥革命发生后，清廷被迫启用袁世凯组建战时内阁，袁一上台便将赵秉钧擢拔为民政部大臣。赵秉钧这会眼里早已“只见项城，不看清朝”了。袁世凯一心要逼迫清廷退位，但又不愿承担不臣的罪名，后来适逢革命党人仍他炸弹，他便蛇随棍上，故意称病不朝，暗中却唆使赵秉钧，伙同邮传部大臣梁士诒、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等人，天天逼迫隆裕太后和溥仪这对孤儿寡母下诏退位。梁徐二人常扮白脸，从旁利诱，赵秉钧则唱红脸，加以威逼。1912年1月19日，在清廷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赵秉钧公然向孤儿寡母摊派，提出南北两政府同时退位，另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以及讨论优待清皇室问题。在座的王公大臣默不作声，少年亲贵则誓死反对，让向无主见的隆裕太后不知如何决策。赵秉钧见状猛然起身大声喊道：“今天开会，明天也开会，议来议去至今都议不出所以然来，内阁只得引咎辞职！”说吧满面怒容拔腿便走，吓得隆裕太后顿无人色。

赵秉钧就是这样一个袁世凯煽风他点火的角色。

后来，袁世凯两头借势，以孙黄催命内逼清廷，以清廷退位外诱孙黄，结果大获成功，举手之劳便摘去了辛亥革命的桃子，摇身一变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论功行赏的对象，自然少不了赵秉钧。所以唐绍仪负责组建第一届内阁时，袁世凯就让他当了内务部总长，而宋教仁其实名义上是唐记内阁的农林总长

两大总长，同一个舞台。南北和议的达成如同命运之手，将这两个立场对立，性格迥异，原本互不相与的人活生生被历史拉扯到了一起同唱一台政治戏。

宋教仁是位阅世不深，襟怀坦荡，集侠气天真于一身，捧着肝胆待人的新派人物，浑身散发着理想主义的气息；赵秉钧老于世故，门户森严，集阴狠干练于一身，但求权势不问是非的旧官僚，天生一副实用主义的嘴脸。

二者格格不入，毫无共同点可言。但历史偏要将他们拉上了一个舞台同唱一台政治戏，而且又摊上一个不良导演袁世凯。

袁大总统上任伊始，头上还套着两个紧箍咒，心中虽然不快，但也不得不装着守法尊诺的样子。宋教仁不明就里，以为紧箍咒发挥效用，袁世凯或可期待，自己心中梦寐以求的政党政治的春天为期不远，所以迫不及待地吹起政党政治的号角来。当时孙中山眼见着桃子被袁世凯活生生摘走了，心境不佳，无心问政，幻想在余下两个紧箍咒的限制下，袁世凯能够做起中国的华盛顿来，索性好人做到底，政权全让予袁世凯，由他安心去做吧，我们不争了。所以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前，主张同盟会退为在野党，专心办实业和教育。黄兴历来无我，说“名不必自我立，功不必自我成”，民国即建，共和亦成，也该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了。唯宋教仁倔强到底，倡言“毁党造党”，以同盟会为基础，吸纳其他政治团体和众多小党，组建国民党，在正式国会选举中力争第一大党的地位，将来好出任内阁总理，负责内阁责任，届时大总统之位虽不在手，但掌控国会和内阁，使袁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亦不失为“战场上失而议会中得”的一种良策。孙黄其时无心问政，所以未加反对。于是，宋教仁这位天生的演说家和政论家和组织大师豪情满怀，放手挥臂去做了，很快中国民党便被他造了出来！随后宋教仁四处拉拢实力派入党，以便壮大党势，造成政治影响。一时间政治投机者趋之若鹜，纷纷加入国民党，以便将来按股分红。黄兴见状，十分振奋，抱着助人一臂、期宋成功的想法，也走到前台四处劝人入党，不论生张熟魏，但有影响，或有实力，一律在他劝说之列。

第一个被劝的对象便是袁世凯，袁世凯拒不加入，不过甚觉有趣，背地里用手抹着两撇牛角胡子，不无嘲弄地对亲信杨度说：“皙子，你看我像革命党吗？”言罢哈哈大笑说，假如他们不坚持责任内阁制，我可以做革命党，杨度你也可以做革命党。所以等到黄兴回身来劝说杨度入党时，杨度便以放弃责任内阁为前提条件作为答复，黄兴自然不干。

赵秉钧作为内务总长自然也在被劝之列。黄兴一开口，赵秉钧便是一愣，背地里赶紧去问主子袁世凯，我能入他们的那种党吗？袁世凯奸诈地使了个眼色，赵秉钧便愉快地接过党证，摇身一变混入国民党内做起奸细来了。

此前，袁世凯因为不满唐绍仪这位吃过美国饭并受革命党引诱的国务总理，跟他处处争要责任内阁的实际权力，便不顾二人多年的私谊逼迫唐辞职了。至此第一届混合内阁仅存三个月便被袁世凯踢倒了。接着袁世凯推出无党派人士、实为袁派分子的陆徵祥出面组织民国第二届超然内阁。超然内阁的陆徵祥庸碌无为，两月后便宣布辞职，内阁总理再次悬而未决。这时赵秉钧已经持有国民党的党证了，袁世凯便找黄兴商量，假意提议让一个资历甚浅的同盟会员沈炳坤来当总理。黄兴考虑内阁人马原班不动，摆一个代理总理意义不大，再者根据《临时约法》规定，是年年底全国范围国会议员选举即将就行，届时宋教仁出马组织，国民党籍议员必将控制国会，总理之位非教仁老弟莫属。因此，他主张正式国会召集之前还是维持过渡内阁较为妥当。国民党根据黄兴的意见，便向袁世凯建议让赵秉钧接任代理总理，由沈接任赵的内务总长。

赵代理总理，袁世凯自然中意，但由沈执掌全国民政和警察大权的内务部袁却大不放心，最终还是让亲信朱启钤接掌了内务。

此时，赵代总理的国民党员身份，被袁偷梁换柱，大做文章。他公开放话“总理是国民党人，因此国民党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以此达到麻痹宋教仁等人。可是不久，宋教仁等人一看这位总理，虽系党员，却根本不听党的话，一切还是惟袁大总统的马首是瞻，心里便全明白了：政党内阁，须得自己去做。

宋教仁虽为书生，却倔强到底，轻易岂肯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和誓当总理的宏愿？想当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时为湖南省籍的参议员的他年轻气盛，激烈主张采取法式责任内阁制，反对美式总统制，以便争当总理。由于锋芒毕露招来许多立宪派代表的忌恨，后来临时参院所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专门规定不设内阁总理，各部总长直接向总统负责。这还不算，当孙提议由宋来当内务总长时，大家又不赞同，最后这位同盟会的三号人物只能屈居法制局局长一位。如今袁世凯执掌大总统一位，孙总理志在实业，黄兴一心思退，自己毁党造党亦见成效，不放手一搏了此政治夙愿更待何时？

坦率地说，宋的确很想当这个内阁总理，非为个人名位着想，乃为少时孟子之志所激，以便实际肩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来。何况他的手里已经握有政治利器：国民党自1912年8月25日成立数月以来，从党员人数上来讲已经算是国内第一大政党。宋单等国民党在是年年底正式国会议员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席位，成为政治上最大的党了，此时岂肯罢手？

1912年底，国会议员选举开始，宋教仁热血上涌，壮怀激烈，迸发出无限的政治激情，特别是沿江历游鄂、皖、苏、沪、浙数省，每到一地必登台演讲，除了鼓吹责任内阁的政见外，还连带抨击时政，指斥人物，时而责袁世凯，时而讽赵秉钧。宋的词锋犀利，咄咄逼人，令仇者闻之作色，亲者不无担心。譬如宋在黄州的演说辞就有一段：

“袁世凯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彼时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

此固说明宋教仁那时对袁并不信任，但此时袁世凯叛形不彰，既然寄望他做华盛顿，就应该放软手段，与他巧妙周旋，实不应扔石惊虎。作为国民党领袖人物，宋教仁一身系天下之重，不知默察形势，谨言慎行，却一路频频徒逞口舌之利，讥人长短，快意随心，从不掩饰，暴露出宋教仁作为青年政治家很不成熟的一面。

宋教仁的黄州演说辞很快被送到大总统府，袁世凯勃然作色：“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本来，袁世凯对宋教仁是极其喜爱的，早年宋写《间岛问题》一书便有意招揽。民国初建，宋教仁作为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长，袁更是多次召见，请他议论政事，当时对宋印象极好，不惜青眼相加。为了将宋教仁拉入袁家班，将来为其所用，袁世凯曾多次收买过宋教仁。先是定制一套高级西服，派人送给宋教仁，宋教仁一试极其合身，便立刻明白其中的收买之义，于是原样奉还。继而袁让人给唐绍仪内阁每位总长一本空白支票薄，任总长们随意支取，结果到期归还时，唯独宋教仁分文未取。紧接着唐绍仪辞职，农林总长宋教仁跟辞时，袁又以五十万银票相赠，宋只略取丝毫便予送回。三番五次，结果概莫如此。袁世凯无奈，只好托人稍话给宋教仁，只要宋不坚持政党内阁制，则一定借重宋担任内阁总理，不想宋自负英才，不肯下人，再次一笑拒之。

屡次收买均告失败后，袁世凯便预感不好，就在国会议员竞选前，他还对杨度说：

“我不怕国民党暴力夺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实权，限我于无权虚势之位。”

尽管袁世凯是个奸雄，政治上向无定见，为了保住个人权位历来视情势而定立场，对人素来猜忌多疑，很有些强盗守家，把别人当他的味道。但自从孙中山北上与他会晤时宣布放弃将来竞选总统而甘心做他的全国铁路督办后，他便不再疑忌孙中山了。而黄兴执意退身，他就更加不疑。唯独主张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咄咄逼人，使他倍感胁迫。他曾对人说，孙文坦白，黄兴憨直，所虑唯宋教仁耳。

一个人再有才华不能为己所用，在袁世凯的眼中本来就是问题，倘能各守本分，不犯其忌，尚可容之，如今却要苦苦相逼，袁世凯是断不能容的。

宋教仁南方演讲后，袁世凯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动用两枚棋子来对付宋教仁。

第一枚棋子便是梁启超。早在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日，梁启超即投书献策，恳请袁世凯引用立宪党人及革命党中有成熟政治思想者，以抗衡革命党，预防他们感情用事。袁世凯见梁启超不念自己早年出卖谭嗣同的旧恶，反能坦诚相见，顿生几分好感！回信梁启超说：“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数月后，袁世凯在与孙中山会见时，向孙当面提出让梁启超参政效力，因为他知梁启超早年搞假合作、真拆台吃掉了好几个孙中山的海外组织，此后两相失和，所以他才有此一说。孙中山胸襟似海，自然点头同意，梁启超乃能重回国内政治舞台，自此梁便自觉成为袁世凯的一颗政治闲棋。现在，袁世凯不让这颗闲棋浪费了，于是出资让梁启超出面组党，在国会中与国民党相抗衡。不过，梁是枚闲棋，急用不得。

眼下的局面，国民党即将组成清一色政党内阁，必须动用第二颗子，这可是枚辣子。这枚辣子就是要人命的赵秉钧。

赵秉钧中途接任总理后，便有些上瘾，本想等到正式国会召集，将代理二字去掉，名正言顺地享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威风，岂料斜刺里杀出一匹黑马，径自来夺总理的位子，不觉心头火起，暗下狠心。

袁世凯动用了这两颗政治棋子之后，便狡猾脱身，遁身大总统府静侯着佳音，任由梁启超在明处递招，赵秉钧在暗处使坏，共同对付宋教仁。

如此一来，不算袁世凯，宋教仁面前横竖多了两个政敌。

梁启超是政客，却也和宋一样是位书生，尽管政治上跟着袁走，但内心一直存着为国图强之意，参政本意旨在站在强梁人物身边影响他们践行他的改良主义。因此他在组党成功后，行事并未尽随袁意，反倒与宋约定：国会选举，如宋胜，则梁助宋；如梁胜，则宋助梁。

赵秉钧则不然，作为走狗特务，他要揣测主人的心思；作为旧官僚，他要保全在手的相位。他的这些心思，以宋教仁的聪明未必不知，要不然在南方演讲就不说这番话：

“我们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记恨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

要命的是，手持草棍拨弄醒了老虎，嘴上喊要警惕，心里却量它不敢！如此行事不是天真得很吗？但宋教仁向来光明磊落，素以君子之心度小人。自打赵秉钧入党之后，宋教仁虽未视他为志同道合者，但也从未设防。宋案发生后，赵秉钧为在国人面前开脱罪名，对北京某家报纸说，遯初当初住处离城十里，有时天晚不及出城，便时常住我家里。赵的这番撇清之词未必是真，但以宋的行事风格来推测，亦很难说假。

可见宋教仁虽是政治家，可毕竟也是个书生，年龄又年轻了些，思想上只当议会政治，即便有所争那也是君子之间的主义之争，是台面上的事，如同他和梁启超一样，政见不同，但却争而不斗，绅士风度终究还是要讲的，全然没有作个中利害方面的思量。

一个浑身洒满阳光的书生革命家碰上了满心阴暗的特务头子。不用斗便知分晓。

不久，议会选举的结果出来了：参众两院国民党议员夺得392席，袁世凯支持的几个党加起来不过223席。这样一来，国民党组成清一色的政党内阁已成定局！更要人命的是，按照临时约法的意思，将来大总统也有两院议员选举，那样袁世凯这个临时大总统能否转正也成问题！

这下袁世凯慌了神！赵秉钧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位民国代总理赶紧现出警察特务头子得原形，趁着袁世凯打电报邀请宋教仁赴京面商国事的时候，他一转身便径自安排人打宋教仁黑枪去了。

宋教仁接到电报后，意气风发，欣然北上，脸上禁不住带着内阁总理的神气！前来送行的党人却替他捏着一把汗。陈其美说：“遯初，你不要快活太早，小心他们暗杀你。”宋教仁哈哈大笑：“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搞暗杀，哪里害怕他们来暗杀我。”于右任从安全计，劝他弃火车而走海路，宋教仁嫌其太慢，遂径自奔上海火车站去了。结果临上车时，武士英用三颗涂毒的子弹射中了宋教仁腰部！抢救两日最终还是死了。死前他一边喊疼一边断断续续口述遗言给黄兴等人：

“此次北上的目的，是要竭力调和南北意见，以便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我有很多事要做，但却活不下去了。请你们快拿纸笔来待我给大总统写遗电。”

不久，电波传至袁世凯大总统的案前，袁见遗电中有“望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

光明磊落、以君子之心度天下人的书生风范，至死犹见。

袁世凯阅罢，即刻下了一道严拿凶手的大总统令。此举到底是贼喊捉贼，还是真的存有为国惜才之意，事先的确不曾密谋下令，乃是赵自行下的黑手。这是此案的疑点所在，历史恐怕已无证据能够说清。总之，宋这一死，他必料到国民党的反应，非如此则不足以维护天下大局，即便装装样子也要下达此令。能否查得出来，如何查，那是赵秉钧的活。

赵秉钧毕竟做贼心虚，自恃天衣无缝，严查反倒能有利于撇清自己，所以也就放手让手下人排查去了。可谁曾想，赵亲自调教的警察队伍的确不白给，宋教仁1913年22日死，上海方面便在一个古董商人王阿发提供线索的帮助下，抓住了线人应桂馨和正凶武士英！办案效率之高足令赵秉钧这个警察头子骄傲！可惜他骄傲不起来，因为他自己让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应桂馨往来的函电和密码本也被搜了出来。一番顺藤摸瓜之后，全国人民都清楚宋案是赵秉钧一手策划，洪述祖是经办人，应桂馨是中间线人，武士英是凶手。而赵的身份及案发的时间，很容易叫人联想到袁世凯。袁世凯就算真的像唐德刚先生所言不是幕后指使者，那也是百口莫辩！于是，国民党立刻跟他闹翻了脸！尽管黄兴主张法律解决，孙中山高喊武力讨袁，意见并不统一，但在袁世凯看来，此后他想继续糊弄孙黄所代表的革命派是门都没有了。

袁世凯又惊又气！好不容易骗来的江山，自己一直小心地维持着，一下地变得不可收拾了。国民党的气、他心底的火都无处可泄，那就只好都泄到赵秉钧等人的头上！赵秉钧只好辞去总理，滚到直隶做都督去了。坏了主子的事，走狗还能有好？结果，武士英在监狱就被直接做掉了。应桂馨开始在监狱里就像住宾馆，后来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自认有功，居然还要北上找袁世凯要勋章！结果，袁世凯生了气，派人在天津杨村将应乱刀砍死，据说死状极惨。洪述祖，这个清代学者洪亮吉的后辈、近代戏剧家洪深的先人，由于跟袁世凯六姨太有些亲戚关系，事先听到风声早遛到青岛德租界里躲了起来！可是14年后，还是被宋教仁之子宋振吕密访出来，告上了上海检察厅，最终居然成了民国第一个被绞死的人。

本来国民党反也没造成，赵秉钧与宋案的瓜葛，袁世凯也就不打算深究了，毕竟鞍前马后服务了这么多年。可应桂馨死得那么惨，赵秉钧看不过去，于是便打电话给总统府呛声：“总统如此待人，今后还有谁愿为他做事？”结果应死八天后，袁世凯便派人送来一盘毒药水果，赵秉钧吃下后七窍流血而死。死前，赵明知是袁世凯在杀人灭口，但怕连累家人，不敢声张，只遗嘱家人：“葬身陵麓，近先帝。”

直到这时，这位前清的官僚彷佛才明白，自己当初替袁世凯尽忠卖命，带头威迫宣统退位是多大的错误。

至此，宋赵两人都死了。虽然同为一死，但在史家的眼里却分着轻重。宋教仁为宪政的理想而捐躯，虽死犹荣，有泰山之重，香熏史册；赵秉钧为袁世凯和他自己的一己私利而丧命，死得卑污可怜，像一片鹅毛漂浮在民国的天空里，散发着臭臭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