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国家主体理念 改进中国抗战文学研究

陈青生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掳掠的民族自卫战争，也是中华民族会同世界正义力量英勇抗击世界法西斯势力的捍卫人类文明与尊严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以空前的民族团结，博大的国际胸怀，惨烈的英勇奋战，巨大的民族牺牲，在包括日本正义人士在内的世界其他民族和正义力量的援助下，最终战胜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不仅是历史悠久、魅力无穷的中华文学在民族危难与奋战之际特殊境况下的薪火传承，也是中国作家和人民抗击侵略者的一种斗争武器；不仅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人生的历史写照，也是炎黄子孙民族精神与民族品格的展示。因此，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理所当然地在中华民族文学史册和世界文学史册上占居辉煌的篇章，也成为有关学术研究不能忽略、不容轻视的重要对象。

从事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研究，是一项需要深厚学养积累、宽广学术眼界和严格科学态度的工作。开展抗战文学研究，如同进行其他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一样，既要对抗战时期发生的各个文学现象进行梳理，对各个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结果、发展过程及其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作出细致周密的分析和恰如其份的评价，更要对各个文学现象的相互关系与联系，对整个中国抗战文学的历史全貌，对中国抗战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特殊贡献与作用，对中国抗战文学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历史中的独特地位与意义，作出恰如其份的述评。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如同其他时期的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一样，既是文学艺术现象，也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于文学的一种社会现象；要确切考察和评论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断不能漠视、忽略、脱离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实际状况。

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和中国抗战的基本现实是什么呢？用一句话说就是：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反抗日本侵略。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政府和人民友好交往千百载。然而，明治维新以后国力日渐强盛的日本，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掠夺殖民地、瓜分势力范围的潮流驱使下，奉行军国主义政策的日本政府，制定了先奴役中国、进而称霸亚洲的基本国策。在发动甲午战争、炮制“二十一条”、策划扶植“满洲国”等等一系列侵略中国的行径之后，又策划了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甚一日、得寸进尺的对华侵略，将原本希望沿着民主共和道路发展、且内乱纷纷国力衰弱的中国，逼到行将亡国灭种的险境，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被迫组织反击日本侵略的“淞沪会战”，进而展开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工农劳苦大众与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国社会的主要斗争，是中国被统治、被剥削劳苦阶级反抗中国统治、剥削阶级的斗争。那时，中国政府的主要执政党是国民党，中国社会的主要在野党是共产党，前者代表统治和剥削阶级利益，后者代表被统治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利益；中国社会的主要斗争，主要是分别以国民党、共产党为代表的国内阶级斗争。日本对华侵略的急遽扩大，中华民族面临的存亡危机，使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斗争，由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转变为中华民族与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的日本民族的矛盾和斗争。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历史基本矛盾和斗争的变化，中国先前誓不两立的主要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1936年实现了“携手合作”：作为中国政府执政党的国民党承认1927年宣布为非法组织的共产党为合法的在野党，停止对共产党的武力剿灭，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接收改编为隶属于中国政府的合法军事力量；以推翻国民党政府为目标的共产党宣布接受由国民党执政的中国政府的统一领导，宣布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接受中国政府的统一指挥。“国共合作”不仅标志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也奠定了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团结在中国合法政府领导下共同反抗日本侵略，并最终夺取胜利的社会和政治保证。正是有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一心，同仇敌忾，才形成“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举国一致、同心协力共同抗战，才最终取得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胜利，是全中国各族人民、各社会阶级的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英勇奋战，为世界反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及其最终胜利，也为中国和中华民族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抗战现实，是当时中国抗战文学存在、发展的客观基础，也是中国抗战文学发生、发展的动力和养料。为挽救民族危亡，在“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又携手形成了中国文艺界、文学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动员广大不同政治信仰、文艺观念的中国文艺家、文学家，在各个地方，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创作了大批文艺作品，歌颂中华民族的善良与勤劳勇敢，歌颂中华文化的美好与悠久，歌颂人类正义要求和文明发展的不可扭转，谴责侵略战争的邪恶与残暴，谴责对邪恶势力的投降与妥协，为团结人民、鼓励人民、引导人民，为打击敌人、战胜敌人，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是中国人民反抗强敌侵略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武器，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凝聚力和正义性在民族危难之际的一种体现，谱写了中国文学与民族命运同甘共苦，在民族危难中发扬光大的灿烂篇章。

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合作抗日”中也有种种“摩擦”以至“争斗”，类似情况在文艺界、文学家和文艺活动、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这是“兄弟阋于墙”，对“共御外侮”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然而，终究还以“共御外侮”为主为要。抗战爆发后迁都重庆的的中国政府，是具有法理地位、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和尊重的合法政府，也是代表中华民族行使和捍卫国家主权的行政领导机构。尊重这一历史事实，不只是对国民党作为中国政府执政党在抗战期间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对当时中国以合法国家政权形式与责任，行使国家正当自卫权利的认知和尊重，是对中华民族全体、全面抵御外来民族侵略的合法性、正义性的认知和维护。这一点是严格尊重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中诸多因素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中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各阶级的矛盾乃至争斗，包括文艺界、文学界内部的种种“阋于墙”行为，在根本性质上是有别于“共御外侮”的另一问题。“共御外侮”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的矛盾斗争问题，“兄弟阋于墙”是国家、民族内部的矛盾争斗问题，两者不应当混为一谈。

如同俄罗斯是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研究的中心与主力，英、法、美等国是各自国家二战时期文学研究的中心和主力一样，中国责无旁贷地也是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中心和主力。中国的抗战文学研究，还在抗战进行期间即以展开，当时有关抗战文学创作的探讨和争论，有关抗战文学作品的评论和创作现象的述评等等，都具有对于抗战文学的初始研究性质，而1947年出版的蓝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则是中国抗战文学研究初期的集大成者。《中国抗战文艺史》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问世的一部国家区域性反法西斯文学历史研究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学者是进行国家区域性反法西斯文学历史研究的先驱，中国抗战文学历史研究，开创了世界学术界进行国家区域性反法西斯文学历史研究的先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世界主要国家关于“二战”的各方面学术研究蓬勃展开，其中也包括关于反法西斯文学历史的研究。然而，“二战”之后不久，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国家政府的执政党由国民党改变为共产党，中国国家名称由“中华民国”改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国家的社会制度由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变更为社会主义。而苏联、美国、英国等则没有发生这样的改变。这种情况，反映在有关“二战”的研究方面，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英、美等国，其学者的基本立场和眼界，大都采取的是国家主体观念。而在中国的情况则不尽相同，在关于中国抗战历史的研究中，中国的学术界和学术成果，却形成了大致以海峡两岸分成的两个系统：大陆方面的史著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不抗战或消极抗战，台湾方面的史著说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不抗战或破坏抗战。对于抗战文学的研究，两个系统、两种述论的现象也大体相同：大陆系统的学者与论著，对于抗战期间国民党政权及附属于国民党政权的作家作品基本采取排斥和否定态度，国民党政府的文艺工作与活动，附属于国民党政权的作家及其作品，很少纳入文学史研究视野，即使纳入的也大多成为被批判的角色。台湾系统的学者与论著，则对于抗战期间共产党及接近共产党的作家与作品，同样采取排斥和否定的态度。海峡两岸对于中国抗战历史和抗战文学历史研究的“两个系统、两种述论”情况，就内容而言，都有各自合乎历史实际的合理成份，也都有各自的未全面、未真实反映历史实际的不合理欠缺以至谬误。其失误的根本症结，就在于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国家、民族内部的矛盾与争斗，偏置以至取代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矛盾与斗争。换而言之，就是都以各自党派的立场和眼界，并以符合各自党派的政治需要和利益，作为认知、述论中国抗战历史、中国抗战文学历史的基本立场和眼界，从而造成了视野的局限性和述论的片面性、偏颇性。

对于中国抗战历史和中国抗战文学历史认知和述论的“两个系统、两种述论”情况，不仅导致中国抗战历史研究和中国抗战文学历史研究在科学性上的欠缺，也有损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历史和中国抗战文学历史功绩的认知和尊重。例如，以往大陆的相关研究著述说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是不抗战或消极抗战，台湾的相关研究著述说共产党及其军队不抗战或破坏抗战，如此一来，让国际社会听信哪种“著述”为好？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政府的执政党，国民党指挥的军队是当时中国的政府军，如果不抗战或消极抗战，共产党是当时中国主要的在野党，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是当时重要的民间武装力量，如果不抗战或破坏抗战，那中国的抗战还是“全民族”的抗战吗？如果没有政府和民间的抗战，那中华民族举国一致的浴血奋战又何从谈起？国际上出现过否定中国抗战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一部分、否定中华民族为人类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的言论，与中国国内有关抗战历史研究著述的“两个系统、两种述论”自相诋毁情况不无关系。“两个系统、两种述论”的结果，不仅造成学术上的偏颇与失误，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羞辱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以国家、民族内部的矛盾与争斗为基本立场和眼界，审视与评价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历史，也难免出现误差。例如，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出现过反映“抓壮丁”的文学作品。大陆方面的研究者，以往谈及这一题材的作品时，大多肯定其表现国民党政府无视民间疾苦，侵害被抓之壮丁及其家庭利益，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及其统治是黑暗、邪恶的意旨。然而，如果从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以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立场和眼界，则难以认同上述观点。抗战时期，为解决军队兵源困境，国民党政府在其实际控制区实行过“壮丁制”，徵召民间青壮年男丁入伍，规定“独子免徵”、“两丁抽一”及抽丁不论贫富贵贱等。对于劳苦大众来说，一名壮丁就是家中的一个主要劳动力，就是维持生活和安定的顶梁柱，谁都不会情愿壮丁被抽走；更何况是去当兵打仗，有去无归大有可能。然而，国难当头，为国当兵抗敌，本是国民的义务和责任；保证军队的必要兵源，处罚逃避履行服役义务的公民，也是任何政府的权利和责任。“抓壮丁”即是国民党政府当时惩处“壮丁”逃避履行服役义务的一项措施，也是国民党政府采用强制手段补充兵源的一种途经。当时的“抓壮丁”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个人和家庭利益与国家和民族利益发生的矛盾冲突。而当时的有些权贵人家用钱财或权势使自家子弟逃避服役，国民党各级兵役机构和官员的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则加剧以至恶化了表现在“壮丁制”实施中的这一矛盾。不能说当时的“壮丁制”不存在不合理的成分，然而，它毕竟是一项国家行为，是国家为解决抗战兵源的一项举措，是危难中的国家要求公民履行卫国义务和职责的无可奈何的办法。作为当时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抓壮丁”当然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素材，当然可以有表现这一题材的作品，乃至反映“抓壮丁”给劳苦家庭造成困苦、揭露“抓壮丁”过程中政府机构和官员种种丑恶行径的作品。尽管“壮丁制”的缺陷和“抓壮丁”的弊端都与国民党政府有联系，但是，不考虑“壮丁制”和“抓壮丁”现象得以产生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不考虑这一现象的“存在合理性”，对“壮丁制”和“抓壮丁”侵害壮丁及其家庭利益的片面肯定，实际上也是对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公民的个人利益、小家庭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否定。显而易见，断定“壮丁制”和“抓壮丁”就是对民众的不合理压迫，是国民党政府统治黑暗、邪恶的一种表现，是欠妥当的。现在有首在人民解放军官兵中广为传唱的歌曲，其中一句歌词是：“你不当兵我不当兵，谁来保卫国家，谁来保卫她……”，就表现了公民服兵役的责任，表现了为国当兵是国家与个人利益相一致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兵役法》，也有对于逃避履行服兵役义务的人的惩处法规。可见，任何执政党首先要维护的都应当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基于国家主体和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和眼界，可以对历史的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得出更为实事求是的认知和述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台湾海峡两岸学术界在中国抗战历史和中国抗战文学历史研究中出现的“两个系统、两种述论”情况，是一段时间以来两岸学者的研究工作都受制于当时两岸的特定政治境况造成的。不能说那时没有学者认识到党派立场和眼界给中国抗战历史研究和中国抗战文学历史研究造成的局限和失误，但可以肯定地说，当时两岸的社会政治境况，不允许哪一个学者不那样做、不那样说。这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境况造成的学术欠缺和遗憾。

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社会政治境况又出现新的变化，这种新的变化，不仅有利于而且显示出整个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决心和动向，不仅有利于而且显示出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和平崛起的决心和动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讲话中说：“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敌后战场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海外华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以各种方式参加和支援祖国人民抗战，不少同胞为国捐躯。在日本侵占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同胞不断进行反抗，共有65万人壮烈牺牲。在空前惨烈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面对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面对死亡的威胁义无反顾，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结果。中国人民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感到骄傲，也为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感到自豪。”这一讲话，就是以国家主体理念和全民族、全人类立场回顾与评论中国抗战历史的，就体现了严格尊重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维护中国国家主体尊严和利益，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尊严和利益的科学精神和态度。

现在的中国社会政治境况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使得中国的抗战文学历史研究，有必要改变先前的偏狭立场和眼界，有必要改变先前著述中的种种欠缺和谬误。完整、准确、科学地改进中国抗战历史研究和中国抗战文学历史研究，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尤其紧要的一点，是换用新的立场和眼界，即采用国家主体与全民族共同反抗侵略的立场和眼界，尊重历史，拓展视野，实事求是地考察和述论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和文学历史情况，充分继承已有的成果，用新的著述取代以往的欠缺和谬误，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展示完整、真实的中国抗战历史和中国抗战文学历史全貌与成果。现在，中国社会政治情况的改进，不仅使得确立科学的态度研究中国抗战历史和中国抗战文学历史成为可能，更为现在以科学态度改进和深化中国抗战历史研究和中国抗战文学历史研究提供了机会，有学术良知和历史使命感的中国学者，责无旁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历史的缺憾现在应当弥补，历史的辉煌现在应当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