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波：讲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打断，或者插话、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解放思想，是冲破王明为代表的洋教条；第二次解放思想则是冲破“两个凡是”等极左教条，这些教条理论上的代表实际是张春桥。现在提解放思想，如果有一个大的展开，那么在党史上应该算是第三次。解放思想要冲破教条式的思维，检讨30年以来特别是后15年中国的各项实践，以及指导各项实践的理论，这就是解放思想的含义。我认为，中国90年代后经济学家主流话语主导的改革，理论上是高度教条主义的，某些做法简直可以类比为党史上王明时代留苏派。看来，不要王明、不要张春桥，也不能要张维迎们。我们需要的还是思考问题方式的转变，那种寻找一个原点然后演绎推理获得实践结论的意识形态挂帅的硬性思维是造成我国改革出现种种问题的原因。非常反对依据西方成型理论，简单地推理出一些中国实践上的结论。
所谓解放思想，冲破教条式的思维方式，不仅仅是哲学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回到实践中来，只有具体的才可以判断，才能够讨论得容易。这样说起来就比较多了，实际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各项实践都有检讨的必要，国有企业改革、房地产改革、教育改革、医疗卫生改革、三农领域、金融领域等等。
比如说在三农问题方面，认为我国这样一些孤零零存在的小农，就可以说在一个市场经济当中自发的、自然而然的融入市场、融入城市生活。实际上，这不可能，因为对于一个农民而言，是最小单位的生产者（当然在中国农民还是一种户籍身份），农户这个定义显然更合适。这样最小单位的生产者，和城市是生活单位的家庭不一样，城市家庭不是生产的单位。这么小规模的生产单位，只要农业商品化，非常难以避免各种各样的风险，不是说在今天，在古罗马时代，罗马小农，由于罗马帝国的扩张，奴隶制商品生产的发达，就破产。这说起来又有许多教条式的说法，认为市场经济一定产生自由、民主，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不是这样，比如美国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北方的自耕小农在搞自然经济，在南方的奴隶制农场才能搞出商品经济。而且，在罗马时代，人们认为自耕的农民是共和国的支柱，如果没有这个阶层就没有共和国，说没有独立自主的农民阶层，共和国就会腐败，认为市场和共和政体不太相容，当时的条件下，这个见解是正确的。
实际上小农在市场当中很容易遇到各种风险，小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一个完整的生长经营环节，有购有销还有融资，无论在哪一个环节上，孤立小农都会在这个市场环境当中面临困难，不要说是发达起来，不破产就不错。我国最近奶制品一直在涨价，但奶农有40%以上都是在亏损，其他的都是在微利的边缘上挣扎，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是非常多的。解决这个问题，靠农户的合作组织。实际上，即使在加拿大这样的地方，也成立了小麦生产者的合作组织，还有全国奶农协会。农民在经济上的组织化问题，长时间还是遮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这个不是市场经济的书面理论所能够解决的。农民在经济上必须组织起来，日韩台已经探索出比较成熟的适合东亚小农的模式，即综合农协的模式，农协是政府主导下的特别法人，把农户组织起来，共同面对市场。
在中国搞综合农协可以设想在党领导下的，在工会、青年团，妇联上增加一个农会，叫农户合作协会，户的意思是经济上的联合，因为户是个小生产者，不是那个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农会，现在的农会是农民在经济上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组织资源最丰厚，最善于组织农民，这块没有做，并没有用党的资源组织农民。实际上这也是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非常重要的方面。
还有房地产，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住房投资。住房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资料，衣食住行之一，仅次于粮食的生活资料，投资干什么？粮食不允许囤积居奇，为什么因为整个社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政府投资所建的公共设施，导致土地的增值而归私人所有？高房价的情况之下，怎么可能不造成产业的空心化呢？怎么实现农民变成市民呢？房地产的政策需要有人检讨，实际上要在一个国家做到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是不难的。解放以前，很久以前的时候，满足基本的这些需求是不难的，就象说吃上盐不难，吃上粮食不难，刚刚进入温饱水平就可以达到。当然政府也可以让你住不上，不要说住房，连盐都可以让你吃不上，比如征收100万%的税。所以，需要征收累进物业税，奢侈的居住需求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还有房地产转让所得税，韩国曾经征了80%以上，使得增值不可能归私人所有。因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的情况之下，住房不适宜作为投资品，只能是一个消费品，不是一个投资品，政策要对投资住房获利进行最严厉的限制。
还有产权改革，很多问题在于，我们的经济学家实际上从“绝对所有权”概念和“局部利润最大化”为逻辑起点进行推理。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所说产权实际上是绝对的所有权概念。这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假设，只有在那个假设的逻辑空间内才能进行逻辑推演。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深刻理解“法人”这个法律概念，从 “法人”这一概念的起源和发展看，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不是个人财产所有权的逻辑延伸。法人概念的本质在于，存在着一组独立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一组资源和利益，既不能将其分配给单个的自然人，也不能在一批人中间进行分配。如果将国企改革的基点放在在绝对所有权概念上，在现实当中就几乎不能建立起适当的法律、政策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来。绝对所有权逻辑将摧毁现代社会中 “法人”这一法律概念的可能，可是法人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行动者。对于国有企业，一些理论一直谈论所有者缺位和产权清晰的问题：但是所有的法人，都是所有者缺位的，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企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法人严格来说，是不存在所有者的，法人是个法律主体，是人而不是物。要澄清的是其他主体和法人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产权”问题。
自治城市、教会、医院、大学等法人不像典型的企业法人如股份有限公司，缺乏最后的剩余索取权的人——股东，但是许多运转却十分成功，有的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千年老店。在法律意义上，非企业法人的概念是更抽象的，因为它仅依靠一组财产权利和运转程序就可以了，缺乏典型企业法人具备的股东这个因素，那么是否企业法人的成立也可以如此？或者至少不见得必须是股东为法人治理结构的唯一起点？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例子。企业法人的形态有多种。至少可以将某些中国国有企业视为特殊的法人实体。中国国有企业法人部分类似于教会、医院、大学等法人，不像典型的企业法人如股份有限公司，其缺乏最后剩余索取权的人——股东。如此一来，企业的自身发展壮大就是其目的。一个企业兴旺了，一个社区兴旺了，本身就是极大的贡献和发展的目的。这样的企业，多少还蕴涵了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含义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如工人异化的克服；由于企业的最主要目的是自身的发展壮大，所以财富的创造一般不会流入奢侈消费的领域；共同富裕与激励机制不会发生严重的冲突，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真正的法人实体是在市场机制中的，资产是法人所有的，市场信号是其行动的指针，这同其他类型的企业没有任何区别；企业更可能为所有国民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因为没有什么是可以世袭的，因此更具有公共事业的特性；这样的企业更可能遵循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原则，而不一定按照货币利润极大化的原则行事。在我们做的企业改革案例，昆明钢铁公司就是这样的企业，这个报告有6万多字今天无法详细讲了。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如何处理各个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种观点是将效率理解为个别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因此做出了一些政策推理，这些政策推理不要说政治法律人士，就是一般常识健全的公众，也感觉荒谬。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却在进行这样一些类似上述的荒谬政策推理，好像说，三个人共同经营一个企业利润是300，但一个人经营600，那么让一个人独占经营，其余滚蛋。
已经改制为私有的国有企业是否可以重新改制？当然可以，鲁能就是例子。不见得是清算，也不用一定有犯罪才纠正，根据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法理就可以实现一大批纠正。实现公正，天不会塌下来，天会很高兴！
    刘海波：英美的企业也罢，大学也罢，不是按照我们经济学家的理论搞起来的。
    刘海波：就解放思想而言，我已经讲了，解放思想，打破教条式的思维方式，打破教条思维方式就要回到具体的实践中来，不能按照教条式、简单推理式的方式来改造现实。还是共产党所说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回到具体的实践中来，只能是分各个领域来看，而不是抽象的，因为我是改革，所以说就说不了，因为是毛主席，就说不得了。毛主席是一个现实中的政治家，他做了一项又一项具体的决策，一件又一项具体的事情，我们只能说这些事情，而不能说这是一个符号，说不得。改革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系列具体的事情，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一系列决策构成的，这些决策有它的后果。从这些具体的事情仔细研究判断，直面问题，才能够真的解放思想，因此，我说到了方方面面。我的观点和安东讲的有一定相近，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也怪，它不是弗里德曼他们能够框得住的，一个是他们是外国的学院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不仅仅是限于学院；第二个，政治法律无所不包。不可同日而语。
    一方面是经济自由主义，这个肯定是教条式的思维，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不用说是很大的，我们知道影响思想的不仅仅是官方报纸上的东西，而是执政者、知识分子心里相信的东西。它危害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还有一个教条，仍然是从理论和书本出发，就是根据民主的简单推理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个耽误了政治改革。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治体制，也没有全面的、深刻的理解。好像说只要有选举，美国人就会组织起大陆会议，然后，大陆会议如何、如何，为什么华盛顿不可以称王呢？这些问题没有注意到。中国怎么能成为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怎么能成为一个政治民族？当年洋兵和清政府的水军打仗，广州人民觉得是演戏似的，打赢打败好像跟看足球比赛一样，关注在情节方面了，没有在政治上成为中华民族。中国后来政治上发生了变化：由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政治共同体解体的状态到形成高度凝聚和整合的政治共同体；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政治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形成；中国人民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主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被确立为天经地义的政治伦理。这变化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制本身和努力使中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或“政治民族”，中国共产党是形成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
另外，政治是一个公共的事务，有公共利益才有政治，这方面，中国也是有所突破的。举一个例子，当年，共产党建立根据地的时候，毛泽东是根据地的创始人，但是中央仍然可以很轻易地罢免他，在遵义会议前有三年工夫，这在军阀军队肯定是不可能的，我打下了天下，你们几个人开一个会，我就回家去了？这个事情我们没有看到，只看到华盛顿没有造反，大陆会议一举行，华盛顿就得回家去，这是中国政治出现新的因素，包括共产党“六亲不认”。因为你做了政治家，怎么能认得六亲呢？政治属于公的，你的亲戚自然没办法帮助他，除非你用自己的工资接济他，但是没有办法用权力帮他。现在不得不承认，30年以来，我们政治有衰败的迹象，不仅是中央权威的失落，另一方面，政策的公共性丧失，私门横行，部门利益横行，没有六亲不认了，不仅照顾家里的，照顾亲戚的，还照顾二奶。不是GDP达到多少，就可以否认政治衰败的事实。
    在政治改革当中，忽视了党领导体制本身的完善问题，从教条来讲，这个党就是西方类似的一个竞选组织，只要不搞公开的多党竞选就不行。有情怀的一些人，说得怎样逐步地把体制变成他所理解西方的体制。我觉得从美国的历史，从罗马的历史而言，不是那么简单的，教条的一些主张，还是很浅薄的，政治的改革耽误了。今天说部门利益，实际上没有强大的政治局，哪来高效的国务院，你在行政部门里面怎么搞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分离呢？行政部门只是在执行，在任何国家都不是行政部门做决策，都是在议会、内阁、总统这样的政治部门约束和监督之下行执行。协调靠政治部门协调，执行是分别执行，中国的政治部门就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我国政治部门的虚弱和缺失，没有政治上的审议性，所以行政部门就做大，做大就有了部门利益，自我服务。我有文章，网上也有，《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制结构的分析与改进》。
    所以，我说民主的抽象推理来谈论政治改革，这个叫幼稚的政治自由主义，耽误了中国的政治改革，我就说这么多。
    刘海波：中国有很多经济学家，并不是在经济学上面有多深的造诣，并不是弗里德曼，而是提出一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彻底自私的道德理论。为什么有人喜欢听他们讲啊？不是学习分析方法，进行管理咨询，而是能解脱一种罪恶感。人都是有正义感的，有一套东西把这个洗掉做恶就没有心理负担了。
    刘海波：在西方没有经济学家做那么多决策的问题，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科学，不是实践科学，让经济学家做决策，就是让数学家代替工程师。经济学相当于社会科学里面，政治法律科学中的数学。
    刘海波：也就是说经济学里面的产权概念不是法律上的概念，解决产权的是法律，英国中世纪开始发展的普通法解决土地上的权利冲突，我们不学普通法来解决产权，我们学制度经济学建立财产权概念，，我们实际上把那样不通财产权概念，落实到中国的土地上来。
    刘海波：根本不是学的英美国家，哪怕最极端的在经济上的实践，而学的是纯粹书本上的教条。
    刘海波：肯定超过。
    刘海波：广东不要学别的地方，新加坡比较小，可以学学日本，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中，60年代怕不怕一个我们的《劳动合同法》，难道这么一个事情会把日本的产业搞下去吗？日本的工业升没升级？
    刘海波：你说的非常有道理，随着中国这个经济体变得不那么外向型，中国经济体比美国大，内地有些省份企业比较朴实厚重，山东的技术工人累积下来了，哪怕在乡镇企业也就业十几年，有些象德国、韩国、日本的模式，广东将更加困难。你发展了30年，应该像台湾一样，现在如何？
    刘海波：蒙牛、伊利这些大德奶企，剩下的是无数的分散奶农，这些怎么去竞争，这些奶企的老总就决定全国的价钱，对奶农来说，奶接下来了，今天不卖，明天不卖，后天就要坏掉。
刘海波：人民、共和，社会主义这些词，表达了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取向。解放思想就是，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路，强调中国主体性，宏扬思考中国问题的主体意识。通过解放思想，在今日中国百年难逢的历史机遇与巨大风险的局面面前，立定脚跟，不迷不惑，既有信心也有办法迎接挑战、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