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小波

小波被较多人知道，也就是这一两年的事。写随笔啊，开专栏啊……一个舞文弄墨的文坛侠客。

小波的文字，常常给我们以意想不到的乐趣，仿佛沉闷的天气，骤然袭来一缕清风。然而，这清风，已经永远地逝去了，不可能再次起于青萍之末。

有人说，小波要对自己的死负责：他为报刊写得太多，没有必要让身体负荷太重。说这话的朋友虽然爱之深，却责之过。

小波的心与身是个矛盾体。他追求自由，又别无选择。

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元月。一家外地报纸来京城组稿，请吃饭，席间与小波相遇。他见到我，习惯地一张嘴，这是他对熟悉的人的微笑。“小群儿，坐这儿。”他让我坐在他的身边。

“怎么样？”什么时候见面，他都是这样开头。

这个问题，如果是问圈子里的男士，意思是：听到了什么消息？或看了什么书？有什么可一聊的见闻？这属于“大事情”。如果是问我，意思大约是：近来心境怎样？他好像愿意听我说说办杂志的困难，说说心想事不成的苦恼，说说人际关系的麻麻烦烦。一方面捕捉信息，好知道他手里的稿子哪类不合时宜；一方面，也为自己摆脱了像我遇到的麻烦事而庆幸。他需要这种调料，以给他蛰居的生活增加些味道，或是给他写小说增加些素材。这属于小事情。知道我一发牢骚，他准会笑──他早已是不要领导、没有单位的自由公民，当然可以幸灾乐祸地笑。不过，他的笑虽有一种看透了的谑意，却让你感到温暖，因为他的目光总带着善意和理解，所以我总是有点投其所好。

一个朋友告诉我，小波从美国回来，在北大社会学系当教师。教师们在一块开会，经常是领导说了又说，大家听了又听，一片木木然；不知什么时候，小波会冒出那么一两句，引来轰然一笑：还是王小波说得对呀！都愿意和他保持一致。领导滋味好受吗？能不尴尬？于是小波自觉地跳槽，到了人民大学当英语教师。人大也没呆几年，大概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索性“下海”，做了自由撰稿人。在这次席间，他又来了这么一下。起因是经济学家杨帆说自己因没时间弄外语，评职称很麻烦。小波冒了一句：“外文所的黄梅就抵制考外语。可银河当了‘叛徒’。”大家一听，先是一楞，回过味来，不禁一笑。黄梅是研究英美文学的专家；李银河在国外留学七八年，博士论文是用英语写的。小波是想说，这样的人还用考外语吗？而李银河就不如黄梅立场坚定，还去为职称考外语。

和小波认识，是由于他的妻子、我的校友李银河。1991年我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因为失眠，不习惯与别人同住，银河就将北大给她的一室一厅借给了我。当时他们夫妇住在亲戚家，亲戚出国了。和银河聊起来，才知道小波有一本小说在香港出版，便要了来读。我当时的研究课题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性意识的变迁”，看了小波在香港出版的这本中篇小说集《王二风流史》，异常兴奋。书名虽“风流”，有不少性的内容，但却是很好的书。就它所表达的性观念看，既独特，又严肃。本来我的论文寻着当代文学中的禁欲主义格局的瓦解，拟说到刘恒的小说《白涡》告一段落，但小波却给了我新的启示。我想以他的小说作为我论文的最后一个讨论对象，就打电话给他，希望和他谈谈。他来了。人又高，又黑，相貌和穿着都较粗糙。想起了银河曾和我说起他们初次相识的情景：小波问银河：你有朋友了没有？银河说：还没有。小波说：“你看我怎么样？” 多么自信！真不知道他是凭着什么让才思锐敏的银河从此与他相伴而行？和这样一个男人谈性的问题，即使我是搞理论研究的女性，也不大轻松。又想到小说读后，我和银河大谈小波描写的绝妙，银河唯恐我有什么联想，对我说：我们小波可不是那种人（指小说的主人公。因王小波在家也行二）。有了这句话，我和小波初次见面，就像老朋友似的。小波的言词并不像他的小说那么活泼、幽默和诡谲，甚至表达都不那么利落，但对我震动很大。他说：人们认为最羞耻、最该隐讳的东西，恰恰是最不值得羞耻、隐讳的东西。大家以为是私情的东西，其实是人所共知的寻常事。真正的私情是每个个人的情感，那是最个性化的、最秘而不宣的东西。他最推崇的杜拉斯的《情人》中有这样的情节：当女主人公说，她是因为男主人公有钱而来与他幽会时，男主人公伤心地哭了，他说，“我希望你爱我”。15岁的女孩对此很麻木。但是，就在她将离开越南去巴黎，远航的汽笛拉响的那一时刻，她瘫软在甲板上，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是爱他的。记得我看到这里时，非常感动。深处情感的偶然流露才是最动人的。我觉得，这也正是小波的小说中的亮点。在小波看来，性不需要任何理由，它只是存在着。两性关系应当和风一样自然，一样熨帖。在我们以往的文学中，性的态度与行为往往成为一种专门的道德评判标准。而文学最应该表现，也最难以表现的是人的复杂的感情世界。人的道德自律在于正视纯粹、自然和责任。后来，我在论文中写道：劳伦斯将性的负面变为正值，公然提出性就是美，并将了笔下的男女主人公的性关系，以浪漫的诗意来表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即《王二风流史》中的一篇），则在对以往道貌岸然的反讽中，将性价值中立化。他让人们在净化中理解两性关系的意义，于平淡中体味人的温情，人性之美自然溢出。但是小波的小说迟迟不能在大陆出版，我的论文发表时，最后一部分不得已也被去掉了。

说来话长。把小波送我的书拿回了家，我先生丁东一口气读完，拍案叫绝。80年代我们都曾热心过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几乎所有风云一时的小说新作都读过，但像《黄金时代》这样的作品却没有见过。一时说不清它的绝妙。从文体上看很先锋，社会批判意识也很强。小说所透出的智慧和才气让人惊讶，既让你哭笑不得，又令你掩卷长思，好看又好读。那种真正的幽默和深刻的嘲讽，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少见的。

当时，我在北大访问的导师是谢冕教授。谢老师每两周給他的博士生和访问学者主持一次文学专题讨论。丁东出了一个点子，让小波将香港出的书送一本给谢老师，争取给他安排一次专题讨论，引起媒介的注意，让文学界认识一下王小波。王小波送了书。谢老师看了，说写得有意思。并且首肯了我论文中对《黄金时代》的分析与评价。搞专题讨论的事，我提了，却不了了之。的确也有难度，起码让每个参会的人都能看到书，就做不到。小波手头的书很有限。谢老师恐怕也没在意，大概认为仅在香港出一本小说，还构不成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一种现象。

小波写小说，当然希望大陆的读者对他有所了解。他当时还有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愿望。作品在国内发不出来，这个愿望也无法变成现实。作为朋友，我们帮不上别的忙，总觉得把他的小说推荐给大陆的文学刊物发一发，不该是难事。

先是给了山西省作协主办的《黄河》。主编周山湖是我们的朋友。周山湖也有过知青的经历，他虽然是老大学生，却曾跑到杜家山上和蔡立坚一起插队。他看了《黄金时代》，由衷地喜欢，想发表，但面对其中独具一格的性描写又发了愁。当时他们刊物刚刚遇到过麻烦。掂量再三，还是决定忍痛割爱。但他心有未甘，用毛笔工工整整地给王小波写了一封信，高度评价他的小说，希望他能拿到后台更硬的刊物上去发表。（后来谢泳到《黄河》当编辑部主任，总算发表了小波的另一部小说《寻找无双》。）

接着，我们又托在十月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的妹妹，向《十月》推荐。那里的回答也是一样，小说很精彩，但现在不敢发。

再托上海的朋友向《收获》推荐，那位朋友答应得很痛快，不知后来情况如何，反正再无下文。

与此同时，一些我们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也在为发表小波的小说，在一个又一个编辑部之间徒劳地奔走游说。后来我认识的朋友、当时任《四川文学》编辑的杨泥，就是这种热心的好事者之一。她也到处热心推荐，终于在《花城》杂志有了结果，而这时已经到了1994年。她做这些事之初，并不认识小波。我知道，大家的举动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动机，实在是觉得不该不让大陆的读者来分享我们这份阅读的愉快，不该不让过于浮躁的当代文坛感觉一下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气息。然而，多数朋友一次次的努力都失败了。大陆作家描写大陆故事的小说，却只能在台湾岛上流传，这是王小波的不幸，还是大陆文坛的不幸？

小波的小说出版受阻，主要是因为性描写十分坦率，坦率到让人觉得一切邪念都是那么可笑。然而，那些羞羞答答，乃至故意加上一些囗囗的小说，反而比他的小说好通过。后来在花城出版社举办的王小波“时代三部曲”讨论会上，银河说：“小波写的性干净。”不愧是相知至深的夫妻。这正是小波的小说和那些把性当作噱头和佐料的小说的区别。然而，噱头和佐料尽可流行于世，坦率的王小波却领不到一张通行证。

在这方面，李银河也有共同的体验。

李银河的专业是性社会学。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到费孝通教授门下做博士后研究。在此期间，他们夫妇合写了一本研究同性恋的专著《他们的世界》，先是在香港出的繁体字版本，但在内地出版简体字本颇为不顺。后来丁东和山西出版界的几个朋友想了些办法促成此事。不只一位学人，看过这本书后，对他们夫妇的工作表示敬意。这本书填补了中国性科学研究的空白。他们以扎实的社会调查证明：同性恋既不是犯罪，也不是缺德；既不是生理病态，也不是心理病态，它只是一部分人生存的方式。同性恋者是游离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群。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不理解。一个老同学就曾对我说，他们研究什么不好，偏偏研究同性恋，恶心不恶心？看来，要让所有的人都理解他们，也不容易。我自然希望更多的人理解他们。为此还写过介绍他们的文章。我觉得，小波的性文化观，正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理性之上的。

真正把王小波的小说在国内推出来的是华夏出版社的赵洁平女士，时间已经到了1994年的夏天。我直到和小波遗体告别那天，才认识了这位有胆有识的编辑。据她说，《黄金时代》出来得非常艰难，最后用了很多手法。为出这本书她得了一场大病，因周遭指责，心力交瘁。

华夏出版社以“文坛外高手”的名目将王小波推出后。读者中口碑甚好。可面世的评论文字极其有限。小波的小说此前在台湾岛上早已好评如潮。为什么大陆的批评界对小波如此漠然？我有种种猜测：一可能是心态疲惫，文化发现的触觉已经迟钝；二可能是已经习惯于六经注我，一切批评对象都要纳入已有的体系，而小波横空出世，很难削足适履。小波去世以后，戴锦华说，读了小波的小说后狂喜，有很深的会心，但是不好谈，想要独特地说出来就是一种挑战。这是老实话。当代的热门作家，对王小波的亮相大多也无动于衷。小波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王道乾和查良铮两位翻译家时说：“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秩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家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没没无闻。”他还说：“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一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热力学上把自发现象叫作熵增现象，所以趋害避利肯定反熵”所以，他说自己的写作是反熵行为。

看重王小波文学价值的评论家也有。比如中山大学的艾晓明博士就是一个。几乎小波的所有小说，她都写了评论，有的是面对香港的版本，有的是面对手稿。当然，她的评论文章，和小波的小说命运几乎一样。

真正认同小波价值的不是文学界，而是搞电影、搞哲学、搞社会学、搞文化的学者们、导演们。导演张元登门请小波编剧，拍了一部名叫《东宫西宫》的故事片。小波无意触电，却因此得了阿根廷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填补了中国人在国际电影节上编剧奖的空白。另一个导演吴文光，并不认识小波，却参加了遗体告别。他说，小波去世让他感到恐惧。为什么中国需要什么，上帝就拿走什么。

那天小波作品讨论会上，有人提出应该探讨小波作品的“话语”、“语境”与“文本的张力”等等，我虽然知道他们想说的是什么意思，但觉得没有必要先入为主地引人坠入五里云雾。小波如果活着大概不愿意让人家这么研究他，他更想让人知道他对社会的关怀，对人的关怀，及他操作小说的自由心态。他说是他，中国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写小说。不论是读他的小说，还是读他的随笔，不看作者的名字，都可以马上辨认出他与众不同的声音。比如，他为《华人文化世界》杂志写的那一篇《引证弗洛伊德》。他说：“个人的体面与尊严，平等、自由等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东西。我是爱国的，这体现在：我希望伏尔泰、杰弗逊的文章能归到辜鸿铭的名下；而把辜鸿铭的文章栽给洋鬼子。假如是事实的话，我会感到幸福得多”。又说：“一听到别人说自由、体面、尊严等等是好的，马上就怒火万丈──这就不对头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怒火万丈的受虐狂？”这是针对那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人说的。这就是小波的思想风格。他用智慧的逻辑，把对方逼向尴尬，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平和的调侃中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