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庆与袁世凯

——敦厚成全一枭雄

相声演员郭德刚先生，在回答何谓个人成功的关键时说，三分才华，六分机遇，一个贵人。

的确，一个人由凡至尊终成人物，才华固不可缺，机遇亦不能少，但都不如得到贵人提携来得直接有效。

袁世凯，民国一匹烈马也！善走千里，桀骜不逊，治国之干城，祸国之奸雄。但倘若人生之初，袁世凯在家族粱柱纷纷倒塌、人生独处彷徨之际，不为长者吴长庆收留军营，带去朝鲜效力，并竭力提携，则放浪形骸的他，未必能有后来的结局。

对于青年袁世凯而言，吴长庆便是他人生不可或缺的贵人。

吴长庆(1834—1884)，字筱轩，安徽庐江沙湖山人，与笔者是同乡。其祖居之地离现在庐江城东南约二十余里，因其生前做过晚清提督，统兵一方，累建军功，死后清廷诏建专祠，谥“武壮”，被乡人习惯称为“吴大帅”，至今如此，未见改口。

长庆父亲吴廷香当年以文名见闻地方，为庐江有名乡绅，故在太平军 “祸害两江三省”之时，得以受命办理庐江团练。长庆随侍其父左右，由此进入淮军系统，与袁家一门数人结下不解之缘。

庐江地处庐州东南，近临长江，有“临江好结庐”之说，故得此名。因其地理贯通皖中东西各府，东边经和县直达太平军首府天京，东南出皖南宁国府，可抵浙江、江西二省，西南与安庆省府相连，西北接三河镇与庐州府相连，故为当时太平军与清廷周旋的必经之地。

自古必经之地必有恶战。庐江居此要冲，太平军岂能放弃争夺？故1854年，太平军将领曾天养部一支，以重兵包围庐江，庐江遂成死地。城中守将吴廷香情急之下，派遣吴长庆到宿州向袁世凯叔祖、时任督办安徽团练大臣的清军统帅袁甲三搬兵求救。当时甲三长子袁保恒、侄子袁保庆二人俱在军中效力，袁甲三对是否援救庐江踌躇不决，便问计于子侄。袁保恒认为兵分则弱，恐为太平军所趁，是故力主不救。独袁保庆力主增援，争执不下之时，竟欲独自率兵前往！

尽管不久庐江城破、吴廷香死难，袁保庆尚未动身，但他这种救人危难的仗义行为，让吴长庆大为感动！从此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独与袁保庆约为兄弟。

这位袁保庆便是袁世凯的嗣父。

吴廷香死后，清廷谕旨赐恤，赏云骑尉世职，由吴长庆袭职。此后长庆为报父仇与太平军多次恶战，屡立军功。先受命于安徽巡抚翁同书，创办合肥东乡团练，协防合肥有力得赏蓝翎，大破陈玉成再得花翎；后追随曾国藩，以500士卒自建淮军“庆字营”。等到淮军脱离湘军开赴上海独立发展时，“庆子营”作为淮军主力，首抵虹桥。后太平军覆灭，捻军兴起时，吴长庆已是李鸿章麾下最得力的营官之一。

长庆为人敦厚，尤好读书，爱惜人才，带兵有方，有儒将之名，外加多年来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不惜死力，累建战功，因此当时晚清一干大员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张之洞等无不器重。

曾国藩曾亲手书 “忠孝坚定，不可挠折”八个大字，赞其“忠孝”。 沈葆桢也曾上奏保举，说“长庆一军，号令严肃，所驻之处，官民有恋恋不舍之意”，张之洞更有专本保奏吴长庆。至于平生好以功名羁縻部属的淮军当家人李鸿章，对吴长庆好得自然没话说。因此，白身起家的吴长庆，出道之后，一路升迁，由都司而守备，由守备而总兵，由总兵而提督，至光绪六年（1880年）吴长庆47岁时，已经摇身一变，成为统兵一方、驻防山东登州的清军大帅。

就在吴长庆的官运步步亨通时，袁家一门却由盛而衰，一步步落败。

清末皖中一带流传一则这样的民谣：

一世二世孤苦伶仃，三世四世渐有书生，五世出一高僧，六世车马盈门……十三十四两代翰林”

原本用来讲述合肥地区几个白手起家终至富贵的大户人家发展历程的，不想同样可以概括河南项城的袁氏家族。

袁世凯的先祖，原本平常，至其曾祖父袁耀东一辈，家境渐有起色，有田50倾，经营当铺兼放高利贷，经济上日臻富足。不过论出身，袁耀东仅是一名庠生。秦汉时期，国家乡学教育机构通称为庠，明清时期州县一级学校多称为“邑庠”，所以举凡在乡就读的学生，都叫庠生，后来演变成秀才向官署呈文时的一种自称。

袁耀东生子四人，长子袁树三是廪贡生；三子袁凤三是庠生；四子袁重三是生员，身份也都寻常。

清代的科举考试，自下而上分为县试、乡试、会试、殿试、朝考五个步骤。其中朝考是进士授官之前的一种能力测试，用以界定进士个人将来可以授官品级的高低和任职的方向，不是淘汰赛。除此之外，朝考之前的四试均是资格淘汰赛。一个人只有参加上一试获得通过，才有资格参加下一试，否则便到此止步，需要下次再考。

凡是参加县试者，一般称之为"儒童"或"童生"，合格录取者称为"生员"或"庠生"，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秀才”。秀才再分两种，一种是升读国子监，称为监生，其实就是公费学生，平时有资格去见县官，除此之外，并无多少品级实惠可言；另一类非监生的秀才统称为贡生。贡生再分两类，一类是通过县试科举获得的，叫做拔贡、恩贡、副贡、岁贡或优贡，人称正途贡生；另一类未参加县试或县试落榜者，通过纳捐取得的贡生称例贡、增贡、附贡或廪贡。

种类繁芜，名堂甚多。

由此可见，袁世凯祖父一辈这三位，无论是考是买，功名多止于秀才。就官职而言，最大不过一县训导、教谕之类，根本算不上品级。

不过袁耀东次子袁甲三，却是道光十五年进士，后因镇压捻军得力，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官至漕运总督，与小他五岁的曾国藩一度同朝为官，地位不亚于曾。

袁氏家族首轮崛起，就是自袁甲三步入仕途开始。在外靠老二袁甲三在外赚取声望和金钱、内靠老四袁重三在家主持家政调度有方的情况下，袁家开始爆发。科场之上也是捷报频传，先后出了两位进士、两位举人、四位贡生。袁甲三、袁保恒父子先后荣获二品顶戴，仅道台、知府以及知县以上的官员就有八位。至此，项城袁家一跃成为汝南巨族，显赫一方。

袁树三有子二人，长子袁保中；次子袁保庆。袁世凯原为袁保中第四子，出生时袁家刚好在外打了胜仗，故名世凯。袁世凯七岁那年，因叔父袁保庆在外征战多年，年逾四十仍无子嗣，便将袁世凯过继为嗣。待到袁世凯十二三岁时，便随袁保庆宦游在外。

15岁时，嗣父袁保庆死于南京任上，袁世凯与嗣母牛氏回到项城，一年后，生父袁保中亦卒，袁世凯哀恸不已！

袁氏一门，举人进士辈出，农耕之家，渐染书香，所以族中贤长都期望袁世凯走科场正途，博取功名。无奈袁世凯尽管聪慧过人，悟性极高，但偏偏与四书五经无缘，诵读既不用功，习艺亦不守绳墨，于书中经典多不求深解。据说袁世凯喜欢乾隆年间无锡举人周犊山的文章，但却甚少卒读，只挑周文当中豪放之语不羁之词默读口诵。袁世凯平日好作大言，所作八股，气势雄浑，不循律理。一日，老师王雁臣命他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撰写一篇八股文。结果，袁文呈送上来，王雁臣一看，前后多不成句读，只是全篇气概非凡，不乏壮语：

……“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

王雁臣阅后，不禁咋舌变色！

袁世凯作诗，概类于文，不谙平仄，不讲对仗，所赋律绝，不合体裁，只是枭雄气慨，跃然纸上。袁世凯尝作感事诗七绝一首：

眼前龙虎斗不了，

杀气直上干云宵。

我欲向天张巨口，

一口吞尽胡天骄！

十二三岁时随嗣父初抵金陵，一日登临雨花台，少年袁世凯突发感慨，大怀思古之情，遂作七律《怀古》一首，诗云：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好一副豪杰的心肝、枭雄的模样！

由此可见，早年袁世凯的人生旨趣确实不在科场。

虽然嗣父多次延请名师，教授袁世凯课艺，但袁的制艺功夫终究了了。

嗣父在时，袁世凯尚能收敛些野性，嗣父一死，袁世凯无人管教，于是再不顾学！聚众豪饮，只身策马，酒色冶游，几成居家常态。

就在袁世凯挥霍无度，大耍纨绔子弟派头之时，堂叔袁保恒（系袁甲三长子）自西北省亲归来，拟从族中子弟当中遴选一二优秀者带到京师大学士任上悉心栽培。

结果，谈吐不俗、气象宏阔的袁世凯被一眼看中，于是16岁的他被袁保恒带到京师，受业于保恒二弟袁保龄！在内阁中书任上的袁保龄认为袁世凯读书的天资不高，浮动异常，对他的督导尤为严厉。

在堂叔的严格督教下，袁世凯狂躁之气有所收敛，所以在京三年，最为规矩，读书亦多。最为难得的是，袁保恒并不冬烘，他知道袁世凯远非一班科场中人所能比，所以能因材制器，让袁世凯课读之余，多委以时务让袁世凯历练。在办理事务过程中，袁保恒经常耳提面命，刀削斧劈，使袁世凯的办事能力愈发机敏。譬如起先袁世凯每遇大事，必反复思量，力求稳妥，所以临机多不能立决。对此袁保恒告诫他凡事不可思虑过多，防患太深，当机必须立断。诸如此类叮咛，自然使袁世凯大为受益。后来袁世凯临机快断，于人生关键时刻总能抢得先机，恐怕就是得益于此。

袁世凯自幼与生父少有接触，稍长受嗣父溺爱缺乏严格家教，加之生于富贵豪门，不知人生艰难，唯好历练世务，操心兵马，不喜圣贤之书，所以养成桀骜不驯，不吝金钱，擅长权变，不循正道，务实机敏，术多无学的人生风格，塑造了他奸诈混阔的枭雄特质。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人，对袁世凯“趁时就势、精于世务”的应变能力，大都心有镌刻。甚至在其弱冠未及之年，堂叔袁保恒袁保龄都忍不住夸袁世凯“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

总之，京师宦游三年，袁世凯眼界日宽，任事亦勤，跟随叔父学了很多科场中人难以学到的本领。

不久，袁保恒谢世，袁氏凯顿失依凭，无枝可栖，只得返回老家项城。

此前，袁世凯先后两次参加乡试都铩羽而归，这让弱冠之年的他颇为惆怅。难免“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不知茫茫人生，将安何处。

科场的两次败北，大扫袁世凯的颜面，使得一度对科场抱有幻想的他彻底失望，竟一气之下将历年所读书籍、诗文付之一炬，咬牙切齿地说：

“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

此后，失去父辈管教和科场名利牵引的袁世凯，犹如脱缰野马，成天放荡冶游，形同浪子，加之挥金如土，交游过度，很快便将自己名下的一份丰厚产业挥霍一空。

前途渺茫，生计无着。袁世凯只好凭借世家公子的脸面，指望依靠父辈关系混出一番前程。

不久，他借了些盘缠辗转津沪等地谋事，不料事未谋成，穷困潦倒。袁世凯意兴阑珊，堕入消沉，成天当东西逛妓院。一日将叔祖父袁甲三生前所用的翡翠鼻烟壶拿出去当，不想最后落到老师王雁臣手里。王雁臣睹物思人，按图索骥，这才获悉袁世凯的不堪境况，于是派人将袁世凯找来狠批一顿，随即修书两封，分别向李鸿章和吴长庆推荐了袁世凯。

对于李鸿章，袁世凯并不陌生。此前他在天津曾通过另一位伯父的关系登门谒见过李。据说李鸿章有意让他留下做事，但袁未答应，说是伯父不允，恐自己年幼耽误中堂大事。

这当然是袁世凯的托辞，实质上袁担心自家与李鸿章渊源不深，加之此时袁家一门贤长尽谢，已是今不如昔了。袁世凯担心李鸿章为自己安排的起点太低，事业发展缓慢，前程受限。倘若伯父真的反对，又何必费力让袁世凯寻机谒见李鸿章呢。

相比李鸿章，吴长庆与袁世凯家的渊源要牢靠得多，嗣父病死金陵时，吴长庆还亲自扶灵柩回河南，论交情吴长庆与嗣父那是过命的朋友。这一点，工于计算老于世故的袁世凯自然十分清楚，所以权衡再三，他毅然决定以故人之子的身份投奔吴长庆。

袁世凯这个人的确了得，换个旁人，走投无路之下，也许只想谋个出路，找个大点的单位吃碗干饭，哪里还会有心思算计？

但袁世凯就是袁世凯，什么时候都忘不了算计。因为他所希冀的绝非一碗干饭，而是能够助他成功、创造辉煌历史的事业平台。

在袁世凯的心目中，自己投靠的这个人，必须做到三点：

第一、能看重他；第二、能重用他；第三、能真心实意地提携他。

以此三点来看李鸿章和吴长庆，无疑后者更适合这位23岁的袁家落魄公子。

袁世凯的算计十分精明，吴长庆果然是位急公好义，顾念旧交的忠厚长者，对他这位故人之子十分照顾。

1881年袁世凯初入军营，吴长庆便让他挂名文案，安排兵弁两名作为他的勤务兵。身为儒将兼父辈，吴长庆当然希望袁世凯能走科举正途，所以延请江苏海门的周家禄和南通的张謇为袁世凯传授制艺学问

这让一心“效命疆场”的袁世凯十分头疼。

尤其是晚清状元张謇，名高气盛，特别在意师道尊严，年长袁世凯不过六岁，却好摆长者面孔，对袁世凯督教甚严，动辄将袁的作业改得面目全非，让袁世凯倍感不快，不久便大病一场。

好心居然办成了“坏”事。经过了解，吴长庆明白这位世侄原来志在从戎，不愿读书。外加张謇也颇识人，从中说项，吴长庆也就隧了袁世凯的心愿，改任袁世凯为营务处帮办。

营务处是军中中枢，凡营中重要军政如训练、稽查、升迁、参谋等一切要务，莫不在此办理，因此为一军人才辐辏之地。也就是袁世凯，一般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倘若猝然当此要职，漫说人心难服，自家不先自倨傲，也差不多慌了手脚。

袁世凯不然，志之所向，态亦随之，不但勤学各类军务，而且为人谦恭，加之临事不苟，执法严明，处事果敢，明决机敏，很快便树立了个人威信，得到吴长庆的赏识认可，授其军纪独裁的大权。

1882年，朝鲜发生内乱，高宗李熙之父大院君李昰应原本摄政国事，后高宗长大，明成皇后闵氏假借“亲政”之名取代了公公，开始在政治上大肆排除大院君势力，双方由此发生了严重矛盾，终为觊觎朝鲜多年的日本提供了可乘之机。1882年，在日人的挑拨下，一场原本因俸米事件酿成的汉城驻军兵变最后激成“反开放，反日本”政治动乱，结果大院君夺回权力，重新执掌朝鲜国政。闵妃趁乱化装逃走，与朝鲜派在中国的使节金允植联系，敦请清政府出兵，这一事件，史称"壬午兵变"。
大院君是个亲华派，而闵氏是个亲日派，作为宗主国，清政府出于国家利益考虑本来应该支持前者才对。可晚清政府不知权变又昧于近代国际外交，抱定传统观念不放，决心主持“公道”，维护李熙的合法地位，竟然做出派吴长庆率兵六营出兵朝鲜平叛的荒唐决策，帮助闵氏恢复政权。

这一决策可谓自毁长城，此后日本染指朝鲜益深，最终导致甲午海战，彻底打败了清朝，霸占了朝鲜。

清政府的这步外交臭棋，既帮助了日本人，又成全了袁世凯，为自己树立了外敌内奸两个强大的敌人，最终完全毁灭了自己。

袁家上两辈都是凭军功立身朝廷重臣之列。袁世凯一无功名资历又浅，若无机缘立功疆场，断无出头之日。因此，听说庆军要开赴朝鲜平叛，袁世凯兴奋不已，他在家书中写道：

“弟限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能握兵权……既建功业，不愁朝王李熙之不我用……李熙，庸主耳，无能为，夺其政权归我掌握，犹反手也。”

24岁的袁世凯，见识不凡，身手亦非一般。作为重要军事幕僚袁世凯初抵朝鲜便制定了“擒王”方略，结果为吴长庆采纳，一举诱捕了大院君，迅速将之解送国内软禁于保定。随后，袁又以铁腕手段整饬军纪，赢得朝鲜民心，最终平息了叛乱，稳定了朝鲜局势。

此后，袁世凯受到朝鲜国王高宗李熙的重用，举凡朝国一切大事均以袁世凯的意见为可否，袁世凯也不客气，俨然以上国钦差大臣自居，帮助朝鲜训练新军，成就斐然，一时受到中外瞩目。

一年后，因法国侵犯越南，北洋大臣李鸿章调吴长庆率三营回防国内，留下三营由吴兆有统带，委任袁世凯总理该部营务处。吴兆有才具平庸，军中大权实为袁世凯掌握，这位他后来乘势崛起创造了机会。

吴长庆虽然隶属淮军，但独立性强，犹好结交朝贵、罗致文人，以为自己张目，向不为李鸿章所喜。此次分兵调动，李未尝没有借机削弱吴长庆之意。对此，袁世凯洞若观火。为了更好的前程，袁世凯决心弃吴就李，所以一俟吴长庆离开朝鲜，便乘势倒向了李鸿章。此后朝鲜三营一切军务，袁世凯悉听命于李，不再顾问吴长庆。吴长庆颇有长者之风，知道袁世凯攀援李鸿章这棵大树实在为了前程，自己年老体衰，有心助袁实无余力，所以对袁世凯的背叛似乎并无意见。倒是他的另一位幕僚张謇看不过去，为此多次写信痛斥袁世凯，张袁二人由此几乎断交，以致近20年不通音信。

袁世凯的政治敏感不仅表现于此，还在于对朝鲜时局的判断和应对策略的建言上。

朝鲜作为大清属国，原本最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单就文明同化程度而言，当时的朝鲜甚至远远超过蒙古和西藏，因此一直都是中化文化圈和政治利益圈中最坚定的成员。无奈，晚清时期，中国国力日渐衰弱，朝鲜处在众多列强环伺之下，未免渐生背意。特别是日本的强力介入，使得朝鲜国内慢慢形成了一个亲日的政治集团。

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对朝政策却一直不得要领，“壬午之变”的处理，战术上虽不算失败，但战略上却先输一局。

面对艰难时局，袁世凯深知现有对朝方略之弊，为巩固东北边疆，防范日本，他向当时执掌外交大权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大胆建言，提出朝鲜善后六策，大意概为：或将朝鲜废为郡县；或在朝鲜设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其自改，而为练新军，联合我东三省为一气；对日本，则三路出师，收复琉球。

可惜，言者豪气干云，听者风烛残年。晚年李鸿章暮气沉沉，唯以老城谋国之名以自好，做事但求稳妥，不愿奋力一搏，所以托言国力不济，竟将袁世凯的善策搁置不议，致使袁世凯在朝鲜苦心经营十二年之久所取得的成效，终为甲午一战尽毁无遗。

袁世凯的建言虽未被采纳，但这番建言及其在朝十二年的机敏表现却获得了清朝上下的赞许，特别是赢得了李鸿章的心，被李引为同志和堪当继任者。在李的一再举荐下，袁世凯一路飙升，一度官至山东巡抚。后来，李鸿章病逝，仍不忘在遗折里向清廷举荐袁世凯接替自己，结果打动了慈禧太后。1901年，年仅43岁的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摇身一变成了疆臣之首。从此，无学多术的袁世凯开始有了玩弄权术的偌大舞台，并通过训练新军，培养一支“只知袁项城，不知有清廷”的北洋军队，不到十年的时间，便用两面派手法，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结束了爱新觉罗氏的统治，成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开创了近代中国17年的北洋政治时代。

综观袁世凯的成功之路，不管是先前的嗣父袁保庆、堂叔袁保恒，还是后来的李鸿章，倘若中间没有吴长庆俯身甘为桥梁，则任凭袁世凯一身枭雄的本领，恐怕也难以跨越那一条人生最重要的命运大河——河的此岸站立的袁世凯卑微而彷徨，而彼岸站立的袁世凯高大而踌躇。

因此，说吴长庆为袁世凯的政治贵人，实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