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什么是政治和解

博客中国：您好崔老师，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访谈。今天我们不设定固定的议题，从您最近关心的社会问题和学术兴趣出发，随便聊聊。您最近写了一篇关于“三十年前政治和解”的文章，从何而来？

崔卫平：是由最近两次开会的发言提炼而来。在这之前也与朋友商量过，有人激烈反对，有人表示赞同。

博客中国：什么样的人反对和赞同？

崔卫平：有自己的专业、对政治仅仅止于一个普通人兴趣的人，表示赞同。而对政治思考多年的人、自以为拥有更多政治经验的人却表示反对。

博客中国：反对的理由呢？

崔卫平：主要是质问谁与谁和解，质问“平反冤假错案”能算是和解吗？后来文章贴在我自己的博客上，也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问没有哈维尔、金大中、昂山素季怎么叫做和解？更有人认为“政治和解”“只能用于真正对立的政治集团之间结束争斗取得和解之时。”而三十年前的“那个时代并不存在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存在的只是同一政治集团的内斗，以及被利用的被裹胁的民众劫难之后的喘息需要。”

博客中国：需要你解释一下。

崔卫平：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即有关“和解是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事情。什么叫“政治集团”？简单可以说成在政治上可以进行较量的两股力量，比如竞选中的两大政治党派。但是这里需要区分“常态政治”与“非常态政治”。在非常态政治的情况下——哦，之所为称之为“非常态政治”，就是因为缺少两股或多股政治力量的公开较量才叫“非常态政治”——其实是不存在严格的政治集团之间的较量的。我以为哈维尔、金大中、昂山素季都能不算作某一方的政治力量或政治集团。

博客中国：那么怎么看待他们的政治意义？

崔卫平：与其说这些人拥有政治力量，不如说他们拥有一种道义力量，是那种从受压迫的处境中生长出来的道义力量。而在非常态政治的情况下，能够构成“双方之间”的，也正是在“道义与非道义”之间。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响亮的名字——哈维尔、金大中、昂山素季、南非的曼德拉等，他们本身并没有自己特殊的政治诉求，也没有什么个人的政治目的，他们是从社会正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象征性人物，比他们个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所代表的民意人心。对，可以这么说，在非常态政治的情况下，所谓“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便是在“民意人心”与拂逆民意人心的当权者之间展开。任何民意人心被压制的地方，都有政治的可能性；任何使得民意人心得到张扬的举动，都具有政治意义。

博客中国：这样看待“政治”，有根据吗？

崔卫平：我们从小学习和接受的就是这种政治啊。被压迫者的政治，遭到压制的人们的诉求，就是最大的政治。为什么不？前面提到的那位在我博客上发表评论的朋友也说了三十年前存在着“被裹胁的民众劫难之后的喘息需要”，那么，响应民众的需要为什么不能称之为“政治”以及政治上的和解。我们能不能不那么拘谨？不那么教条主义？至于这场“和解”做到了哪一步，这可以另做表述，它当然是不彻底的，但是这样说大致是可以的。

博客中国：那位朋友提到的关于“权力斗争”这种提法也需要回应。

崔卫平：谢谢提醒。我不认为在三十年前自红墙内开始的变动仅仅来自权力内部的争斗，这是一个基本看法，我需要强调这个基本看法，请给我时间。同样的问题，在年前关于电影《集结号》的争议中，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有人指出称之为“解放战争”仅仅是“内战”，与这个仅仅是权力内部的斗争（即“内讧”）的看法有类似之处。我认为这些表述都是偏颇的，偏颇在于缺少一种更加宏观的社会眼光。我们需要将所有这些事情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看。

不错，当时拥有平反冤假错案的权力的人比如胡耀邦也是身居高位者，但是这不应构成他的“原罪”，我们需要看看他到底做了什么，他的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响应了“民意人心”的要求。对老干部们的非法拘禁涉及了一个人权问题，是不是？况且“平反”的对象所涉及的不仅是所谓高官，而是几十年内在不同的政治运动中受冤枉的广大人群，各种各样的都有。不要以为这些无辜遭罪者仅仅是一些被动的人，他们只是坐着等人家来平反，他们上访、提出申诉，这些都是他们可能采取的方式。对于当时称之为“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也是一种意愿的表达。谁能够指望在那种恐怖的情形下，还会出现“不同的政治力量”？

胡耀邦的确是在那个体制之内，但是他立志站在受压迫者一边，是踏踏实实为人民做好事的共产党员。我认为当时许多共产党人像他这样，是真真切切地为社会进步、人民利益考虑的，他们不是虚的。比如我写过的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上后来遭到不公的王若水，也包括田纪云最近在《炎黄春秋》的文章中一再提到的赵紫阳。他们的努力和“下场”都不能仅仅看作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而是体现、折射和反映着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民族追求民主进步及其曲折的道路。

出于同样的理由，在那篇关于《集结号》的文章中，我写道“1948年的共产党及其军队，肯定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是代表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遭到众网友的炮轰，但是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对不起，这个问题还是太复杂了，或许需要更加从容的时间，慢慢细说。简单地说，除非看不见来自社会来自广大民众的要求，才会仅仅看到那是位居高位少数人的“事业”。而若是将来自社会、来自民众的要求放在第一位，就会想到这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事业。

博客中国：反对意见可能是出于，这种和解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自上而下，不得已的，会变成恩赐。您怎么看？

崔卫平：这个问题已经包含在我刚才的一些解释之内了。所谓“上面”，其实并不是整板一块，而至少在当时，体制内部或高层的意见不一致，可以看作是社会矛盾、社会现实、社会要求的反映，不能简单地一棒子打过去。人人都希望自己处于新纪元的当口，认为此前的人们都做错了，但是事实不是这样。比如给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运动”正名，就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1976年十月之后，还有人因为1977年1月在天安门广场上纪念被抓了进去。任何胜利成果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争取的结果。

博客中国：以“和解”来描述三十年前，是要给眼下什么启示呢？

崔卫平：一种参考意见而已。文章中也说了，过去的起点，可以用来打造今天的空间。在所要努力的方向上，我们不是一点经验没有，而是可以参照过去做过的，继续做得更好。

博客中国：此话怎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