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回到改革的政治起点

崔卫平：可以说，当时采取的只是一些“举措”，并无政治结构上的改变，于是就存在着一个“举措与结构”之间的张力或者矛盾对立，或者说是“治标不治本的”。原来的权力结构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接受朝向更多人开放及和解的这些举措的，是不允许在权力结构之外的人们拥有自己不同的出发点，是不接纳人们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诉求，这甚至不仅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这个结构本身所决定的，本质上是封闭的结构本能地排斥它之外的一切原发点，将它之外的起点都看作是危险的、不可信任或者是具有挑衅性的，于是在某些不可预测的具体日子，它要反过来吞噬这些一度曾经给了它动力和活力的那些起点。

博客中国：与革命一样，“改革”也在吞噬自己的孩子？

崔卫平：比如79年取消西单民主墙继而在宪法中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些简单而直接的民众的政治途径。如果说对于西单民主墙的处理是对于来自社会上不同意见者的彻底整肃，那么1983年结束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接着“清污”，就是对于这个结构内部不同意见者的彻底整肃，将放回来的人再次送进牢房（虽然不是同一拨人，但是性质相同），使得不久前恢复工作和名誉的人又失去工作和名誉，比如王若水。这个结构在继续复制自己，重复自己，用它的话来说，在“制造新的冤假错案”。1987年将王若水这样的人从党内除名，这在前几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是进一步发展的必然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比如八九事件，并不是仅仅是某个人的头脑进了病毒，而是这个权利结构本身自始至终携带的病毒的一次大面积发作。“政治体制改革”说了又不搞了，是同一个逻辑使然，即出自这个权力结构的本能。直到今天，这个结构可以说是依然没有改变，尽管社会已经远远不是从前的社会，问题也不是从前的问题，但是它本身的封闭性、排斥异己的本能没有根本触动。每天在复制着自己，不断在制造新的对立面、敌对面。

博客中国：你指的是不断“制造”新的政治上的“敌人”吗？

崔卫平：是的。许多对立是人为制造的。因为这个结构将任何来自别处的起点，都看作是对于自己的挑衅，看作对于自己的不恭。前几天听说在湖南救灾时，一些民间的慈善机构、个人进不去，现场都被封闭了起来，如果是这样，哪怕是好事也不让别人去做，那就是天生对别人不信任，本能地猜忌和防范。就像杨帆教授在课堂上发现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孩子，一定要像抓特务一样将她扭送“当地专政机关”（学校保卫处），这样他才有安全感。呵呵。

博客中国：这一说，让人想起从前的“阶级斗争”。那个年代“嗅觉敏锐”受到赞扬。

崔：今天的人们只是不谈政治，其实政治是无处不在的。“不谈政治”、以经济覆盖政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操作的结果，是从被允许的轨道中释放能够释放的。这个年头谁要是关心政治，关心民意人心在哪里，真相在哪里，事情的道理在哪里，就会遭到被驱逐的下场。“被驱逐”就是人不见了，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这与当年公开批斗、公开羞辱不一样。比如王若水、比如一批当年改革的前锋、健将，如今都不知道在哪里。我提起一个人或许你就不知道，就是当年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这个人当时写了很多文章如今的年轻人不晓得了。还有比如戈扬，一位女将，《新观察》的主编，这些都是当年思想解放的“功臣”，老革命，老共产党员，共产党队伍中的自己人，如今也不知道在哪里。还有刘宾雁，登载他报告文学的杂志，用“洛阳纸贵”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这些先驱者从改革开放中，没有分得一杯羹，反而被排除出去了，从公共生活中彻底消失，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他们就像是“改革开放”中被打成的新的“右派”，其中有些人比如戈扬、刘宾雁正是当年的右派。

博客中国：你这人念旧啊。

崔卫平：这是历史。有关历史的真相和正义。所有这些都不谈，还怎么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将这些人从社会生活中驱逐出去，旁人们一看就想，这条路行不通，还是远离政治吧，远离真相吧。今天的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是人为的结果。

博客中国：时间长了，人们已经感觉不到了。

崔卫平：当然，当年说是思想解放，还是有许多禁区的，并非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完全畅所欲言。尤其是在涉及事实真相方面，还是有许多禁忌和顾虑。邓力群说王若水的问题不是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但是王若水就不敢接他的茬，说自己谈论的正好是“政治问题”。邓力群批评王若水那些人道主义异化的文章写得太抽象，“对当前的现象完全不提，或提得片面，只讲一点点”应该说邓力群的批评是对的，在人道主义的讨论中，是有许多话含在嘴里没有说出来，但是王若水却一肚子苦水：他们如此“抽象地谈论”已经被认为是“引导人们反对社会主义”，难道具体地谈社会中违反人道主义地现象，不是罪名更大吗？

博客中国：逻辑上是这样。

崔卫平：如今王若水也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那一代人中许多已经作古，对于这批人如何看待，是对于今天人们的考验。今天新的“思想解放”的起点是什么？重提“思想解放”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重提思想解放？如果不能有今天的起点，那么这个词有什么意义？我想起若干年前从《报刊文摘》读到的一则故事，是真实的，我给它加了一个题目叫做“要实事求是”。说的是一个县官，县委书记吧，他对于年终报上来的该县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数量感到不满，但是他又不好直说，他将报表退了回去，口中念念有词“要实事求是”。手下的人不知道什么意思，于是又报了第二遍、第三遍，每回他都是一句话：“要实事求是”。一而再、再而三，旁人终于明白了，原来他的“要实事求是”就是让手下人多报一些，比实际多报许多，离实际情况越远越好。他把这种做法叫做“要实事求是。”今天重提“思想解放”不能弄成这个县委书记的“要实事求是”。

博客中国：这个故事颇有意思。

崔卫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年的“思想解放”，是包含了“政治解放”的含义的。当时的人们其实就是这么认为的。一个人被摘掉了污名的帽子，他和别人都称这个人得到“解放了”。朱学勤将改革分为78年起为一个阶段，92年南巡起为另一个阶段，那么78年的那个起点是政治的，即使是将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也是首先具有政治含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