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章太炎

——民初论政两枝笔

在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至民国初期，近代中国涌现出了无数人才。武有军阀，文如雅士，孤高奇士，狂放怪杰，可谓屡见不鲜，层出不穷。

但是，要论学问之宗师、思想之复杂、文采之斐然、行止之多变，站在时代前沿玩弄刀光剑影，侧身名士之列操笔而可以杀人者，百年论定，不过寥寥数子。

寥寥数子之中，能开风气之先、领袖群伦，堪称泰山北斗的人物，惟梁启超章太炎两人而已。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1873生于广东新会人县茶坑村一户贫苦家庭，祖父父亲都靠教书维持生活，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梁启超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天资聪颖，机敏过人，9岁便可作千字文章，12岁即为秀才，表现出不寻常的才华，素有“神童”之誉。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年仅十七岁，四年后又跻身进士之列。相对历来科场人物不多的岭南来说，梁启超算得上是难得的青年才俊。

1890年，对梁启超来说，是个非同寻常的年份。是年梁氏赴京会试不中，在回粤途经上海时，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又结识了一生好讲西学、“变法”不离口、“上书”不离手的康有为。从此，梁启超“耻于旧学”， “仰慕新学”，不惜以举人之身，投身万木草堂，拜当时连举人身份都不是的康有为为师，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此后至辛亥革命前，康为梁之魂魄，梁为康之肝胆，被时人合称“康梁”，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舞台上翻江倒海、大兴波澜！

1895年春，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发起公车上书， 由此带着梁氏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极其活跃，积极协助康有为在北京、上海两地筹办“学校兼政党于一体”的 “强学会”，广告征召有志之士入会。当时僻处杭州热心时局的章太炎也得到了一份广告，于是便捐了银元16枚，得到一个会友资格。　　

开始，由于甲午海战新败，人心痛定思变，所以康梁的“救亡图存与变法维新”的主张，得到了封疆大吏张之洞等人的大力支持，社会影响颇大。但是康梁押错了宝，将自己的变法主张寄托在慈禧掌控下的傀儡光绪身上，加之言行激进，不断触犯顽固派的利益，最后不幸卷入帝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直接威胁到慈禧的统治地位。不久顽固派攻击强学会结党营私，慈禧趁机逼迫光绪封禁了强学会。此时，原先支持变法的实权派人物见风使舵，纷纷撤销了对强学会的经费支持。眼看着光绪皇帝柔弱的小手尚未碰到变法的门框，便被逼缩回袍袖之中，康梁等人束手无策。手无寸铁、在野之身的一帮书生只得鼓动喉舌来办报。
在此情况下，梁启超来到上海，主持《时务报》笔政，苦于没有帮手，于是按图索骥，招章太炎前来效力。

1897年春天，在杭州西子湖畔孤山之麓的诂经精舍苦学8年的章太炎，肚中本就憋闷着无数个想法，正欲出山放言呢！所以听闻维新派先锋梁启超的召唤，便大踏步来到上海。

章太炎这个人，性情傲岸，行止古怪，一生很少能与人相安无事。始信终弃，才捧又骂，一部短暂的民国史，分分合合，不知被他演义出多少幕的黑色喜剧来。

但这些喜剧，大都发生在章太炎成名之后。

梁启超邀请章太炎出山时，章太炎正值而立之年，尽管在经学研究上已小有成就，又带着一腔豪杰的热血，但毕竟还是不名一文的草根，自然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大的脾气了。相反，梁启超因年少附骥康有为的“龙尾”，镶赞维新，高举变法大旗，此时社会声名反而在章之上。所以梁氏虽小章5岁，两人却合作得较为欢洽。当时梁任《时务报》总编述，章任《时务报》撰述，一起在报上发表文章，阐述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

两人文风迥异，各见神采。

梁记文章恣肆汪洋，淋漓酣畅，声光电气，新奇别致。加之墨沾浓情，悲愤交加，让人初阅便血沸神销，久而不能罢手，喜怒哀乐不免与之融为一体，故而最能打动一班早欲击鼓奋起的热血青年。

章记文章用词典雅，格调高古，攻势凌厉，刀削斧劈。加上底蕴深厚，气势磅礴，读来自有一番宏大壮美，渊淹古今的感觉，因此深为当时社会士大夫阶层所推崇。

就当时社会影响力和感染力而言，梁文实在章文之前；而从思想宏阔的角度而言，章文却不在梁文之后。

尽管两人都难免书生论政的一些弊端：议论空乏，不着实际，但求立论自圆，不求逻辑缜密。但在晚清那样一个外忧内患深重，急需除旧布新的历史时期，能涤荡旧思想、刷新社会风气原本就比改制立法显得更加迫切！综观古今中外的历次社会变革，无一不是先开风气以摄民心，然后创立制度调整社会关系，使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新风是新制的前提，新制是新风的归宿。

当时中国大众舆论刚刚兴起，持笔论政之才极度稀缺。梁章两位书生能够笔走龙蛇，标新立异，在士大夫阶层和读书人中间，唤起“君主立宪“、“变法图强”的愿望和激情，实属不可多得。尤其是梁启超，主持笔政期间，除了总计发表文章60多篇“内容新颖，思想深刻，感情充沛，文笔优美，令人振聋发聩”的政论文章外，还几乎担负了所有的文字工作，“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在“洋蜡皆变流质”的严夏酷暑，梁氏常独居小楼之上，挥汗奋笔，废寝忘食，一人身兼数职，独挑《时务报》大梁。

在梁氏以“超人的天才和非凡的毅力”效命之下，《时务报》自问世至1898年8月8日停刊的两年时间里，总计出版69期，是戊戌变法时期“震动整个帝国”、影响最大的报纸。后来有人评论该报“从最初就是一个灿烂的胜利”。由此可见，梁氏当时费心尽力之多。

如果说梁启超的名声，开始来自于附骥康有为这条老龙；那么办报之后，梁氏自己也渐成一条小龙。特别是那篇系统阐述了变法维新理论，后来受到光绪帝点名要看的《变法通议》，更是使梁声名鹊起，蜚声海内外。
章太炎自1897年1月加盟时务报馆，至四月返回余杭，任职仅3个月。期间为时务报只写了两篇文章，贡献、影响及所赚名声虽然大大不如梁氏，但也并非一无所获。在沪期间，章氏初次接触了报馆，为他将来主持《民报》笔政，成为“同盟会”内头一号笔杆子奠定了基础，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笔政经验。后来章氏一生情寄报馆，实源于此。

梁章合作之初关系也还过得去，二人持笔论战之余，经常谈论时局、品藻人物。

一次两人交换对孙中山的看法。章氏问梁启超：“孙逸仙何许人？”梁答：“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听后，“心甚壮之。” 梁启超加了一句附评：“孙氏主张革命，不过陈胜、吴广之流罢了。”章太炎回答：“果能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优劣也。”

由此可见，梁章二人当时合作关系应该不算太差。但从他俩对孙的不同评价，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思想的分歧。

梁启超，自幼接受正统的家庭教育，走的是一条正经读书人的科场之路，且每进科场，皆如所愿，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由进士而终为帝者师，步步顺利。所以，潜意识里不免有“受恩清廷，忠以报之”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的想法。加之康有为今文学派对其前期的影响，“君主立宪”四字，早就化成了梁氏一切政治主张的思想基因。及至辛亥革命成功，清廷不再，社会民众普遍接受共和体制的时候，梁氏思想虽说有所变化，甚至针对其师康有为与辫帅张勋一度打算抬出废帝宣统、准备由共和返回帝制时代的时候，还曾以一句“不能与老师同罪”的话与老师决裂。但即便如此，梁氏的政治思想仍然没有跳出“虚君共和”的俗套。所以终其一生，无论梁启超的政治主张如何变化，“保皇立宪”也好，“新民思想”也罢，就其本质而言，都只能算是一位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

而章太炎不同。作为一位江南读书人，章太炎自幼听得最多的是“嘉定三屠”、“扬州十日” 之类的历史演义。据说章氏十二三岁时，一日外祖父与之谈论及此，曾告诫章氏说：“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不能不严。”小太炎刨根究底：“前人亦有此论乎？”外祖父说：“王船山，顾亭林俱有言焉。船山先生曾有言曰，‘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矣。”章太炎牢记外祖父教导，渐入青年后，为了表明他尊奉“夷夏之防”的信念，特意改名为章绛，因为顾亭林字绛林。

可见“夷夏之防”的观念早已侵入章氏骨髓。这一点，从后来章太炎两次为自己选择墓葬地点也可间接获得印证。第一次是在民初被袁世凯软禁期间，章氏选择葬在明朝刘伯温墓侧，后一次是在1936年国难危重之时，章氏选择葬在清初张苍水墓侧。刘伯温是“抗元”的谋士，张苍水则是“抗清”的英雄。在章氏眼里，元清无疑都是“夷人”。

章氏学问博大，渊淹古今，但早期尤擅《左传》。而《左传》正是一部处处宣扬“夷夏之防”、“尊王攘夷”，满纸都是春秋大义的经书。后来章太炎阅读蒋良骥的《东华录》，详细了解到清初的种种文字狱，对满清的恶感与日俱增。所以，章氏学问虽好于梁启超，但却自绝于科场，原因亦在于此。

如果说梁氏一生皆是以改良主义者的面目示人的话，那么章氏应该算是一位带着强烈的文化种族意识的民族主义者。

两人思想上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这从二人同期发表的文章标题上也可隐见端倪。

1897年，梁氏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章是《变法通议》，而章氏发表两篇文章却是：《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

梁氏呼吁的是“变法以强弱清”，而章氏鼓吹的多是“维新先须排满。”表面上好像两人说的都是维新变法，但实质上却各说各话。

以章氏《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一文为例，该文批评李鸿章联俄反日，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说这是“背同类而向异族。”对此，他所主张的外交方针是“为今之计，既修内政，莫若外昵日本，以御俄罗斯。”

让人乍看，误以为说的是纯外交话题，又好像章氏对日本心存好感。其实大谬不然。该文实际隐含着章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因为在章眼里，相对于俄，日本毕竟与我华夏“同文同种。”至于说章太炎对日本人心怀敬意，那更是一种天大的误解。莫说日本侵华期间，章氏公开怒责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单说象他这样的国学大师，身怀国之重器，几乎天生一种“我泱泱中华，居天下之中”的文化优越感，而日本不过是“借我火种，始去生食”的后生罢了。倒是日本人很崇敬章太炎。据说，1936年章太炎病逝苏州，由于中日淞沪战事遽起，国民政府不及营葬事宜，章家便将园内原有的一口鱼池抽干，砌成墓穴，将章氏灵柩暂厝于内。该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内，看到一座无碑新墓，怀疑内埋财宝，定要挖墓看个究竟。章家老仆苦劝不止，竟遭毒打。这时一位日本军官闻讯赶来，知道墓主乃是章太炎先生，便喝退日军，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数日后，该军官竟亲来祭奠一番，从此日本兵再无一人来扰。

所以说，章氏提出的“联日制俄”，绝无半点亲日的念头，最多不过是书生妄谈外交而已，而穷究实际，恐怕还是在影射满人，意指其非我华夏一族。

梁章二人思想上的差异，注定了双方合作的短暂。

1897年四月，合作仅三个月的梁章终于翻脸。起因似乎来自于章氏对梁启超尊师康有为的做派不满。

康有为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经学派代表人物，该派打着维新变法的旗号，重新包装孔子，说夏商周三代以前之事，俱系孔子“行乎据乱世”，为了他自己“世界大同”的变法主张，能够获得当时诸侯国的认同而有意编造出来的，其实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可惜，章太炎是典型的古文经学家，对康有为这类“为政治而阉学术”的做法嗤之以鼻。所以两派“论学辄如冰炭”，本来就是天生对头。而让章太炎更加难以忍受的是康有为妄自尊大的做派。

在晚清学坛，康有为的狂悖不伦是举世闻名的。其人素有一种“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所以平时看人不免鼻孔朝天，动辄以“天下士人者师”自居，好用一幅“肩担日月，舍我其谁”的面孔踞傲示人。所以任你是支持变法、多有捐赠的封疆大吏张之洞，还是意在合作、以图大局的革命党首领孙文，但凡见他都必须低首敛眉，以康为尊。所以对他，张之洞是“由恭到反”，孙中山最后也是“不屑谈论。”乃至其弟康广仁都不忍卒看，说他是：”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

康有为的这等行径，就算放在现代，一般人恐怕都很难接受，更何况当时身怀六艺、自视甚高的章太炎呢！更有甚者，康有为居然连孔子也不放在眼里，竟自认为是当世圣人！孔子人称“素王”，他却自号“长素”，意思是他康有为比孔夫子还厉害。既然康有为自封圣人，那么梁启超等一班门生至少也应位居“康门十贤”之列，所以，康门弟子对老师此等狂悖行径非但无人劝阻，反而乐得与圣人同步士林。

对此，章太炎火冒三丈！公开抨击康门弟子是 “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灿。而好之者乃如极强专丸。”

竟将康氏门人划入追星逐臭、喜食粪便的苍蝇蜣螂之列！最后又戏言康有为是李卓吾（此人乃明代狂人，广收女弟子，放浪形骸，离经叛道，终以伤风败俗之罪下狱，后在狱中以剃刀割喉身亡）。此言一出，“康党衔次骨矣！”终于群情激愤！其中有个叫梁作霖的康有为弟子终于按耐不住，指着章太炎的鼻子说，以前在广东，有个秀才诋毁吾师，行犹如尔，最后逼得我们施以老拳，今日又是也。话音未落，众人围定章太炎一顿猛揍！章太炎虽为书生，也不甘示弱，以一敌众，与之对决。一时间，时务报馆是狼藉遍地。结果可想而知，章太炎身心俱伤，卷起铺盖返回了余杭。

章梁第一次交往，由此暂告一个段落，尽管一年后，双方便恢复了书信交往，共同探讨一些思想和学术问题，但感情却大大疏远。

如果说政治主张上的差异，是梁章这次分手的本质原因所在，那么情感疏远，是否也是导致将来章梁激烈论战的因素之一呢？

在民国诸多显赫的人物当中，章太炎素来是个快意恩仇的人，犹好“睚眦必报”。一箭之仇，焉能不报？果不其然，后来章太炎终于拿出其师俞樾（晚清著名学者，经学大师，近代红学专家俞平伯的曾祖父，对联功夫与纪晓岚堪称清代双绝）当年教授给他的对联功夫，亲赠康有为一幅有名的“缩脚联”：

国之将亡必有；

老而不死是为。

上下联分别集《左传》中“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和《论语》中“老而不死是为贼”两句。上联句尾隐去“妖孽”二字，下联句尾隐一“贼”字。联面尾处现出“有为”二字，意指康有为乃国之“妖孽”，是“贼”。

言语诙谐，绝不下流，骂人却不带一个脏字，并且隐切嵌名，集联严整，确乎得到俞樾真传，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章太炎返杭后，与人一道创办“兴浙会”，为《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撰稿。1988年1月，章氏上书李鸿章，末有结果。此后受张之洞邀请，赴武昌筹办《楚学报》，不到一月又因“排满“言论被张之洞幕僚梁鼎芬棒打出门。不久，章氏便重返上海任《昌言报》主笔，继续鼓吹变法。

而梁启超也在章太炎别后不久，受邀离沪去湘，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并有幸培养了一名后来影响历史对自己评价的学生蔡锷。

1898年8月，百日维新失败，梁氏避难日本，与革命党人、孙中山的好友陈少白来往，原打算商谈两派合作事宜，后因康有为阻挠，只好重操旧业，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同时期，章太炎也因受到戊戌政变的牵累，受到清政府迫害，先是应日本人之邀来到台湾，为《台湾日日新报》撰文谋生。但章氏并不安分，某日一时性起居然抨击起“台湾总督府”来，一下地惹恼了当时的总督儿玉源太郎，结果只得离台，再此浪迹江湖。

梁章二人经此变故，不免惺惺相惜起来，于是恢复书信来往。1899年，章氏接连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诗文多篇。同年6月，在梁启超及留日学生的邀请下，章氏东渡日东。期间，章太炎结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人，以致最终奠定了他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阵营中的地位，成为闻名近代史的革命活动家，这个人便是孙中山。尽管见面深谈之后，章氏对孙的初次印象并不太好，但孙中山坚定推翻清廷的革命立场还是受到他的认同。

章孙二人这次见面，最终间接导致了他与康梁阵营的彻底决裂。

这大概是此次谋面的策划者兼引荐人梁启超，事先根本没有料到的吧。

日本一别之后，梁章二人终于走到了思想的十字路口。

就在章太炎赴日期间，国内政治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成功扳倒光绪、牢牢掌握清廷最高统治权的慈禧太后，此时在李鸿章等人的劝说下，逐渐宽恕了戊戌变法的参与者，甚至一度说过“康有为要变法，为何不来找我”的话。于是章太炎便离日返回了国内，在沪担任《亚东时报》主笔一职。

一年后的六月，八国联军入侵津、京，清廷决定宣战，旋即竟遭惨败！此事极大地刺激了章太炎的民族自尊心，排满革命的思想一下地迸裂而出！刚好此时《亚东日报》中潜伏着一位矢志反清的义士，这个人就是谭嗣同的同乡、同学兼好友唐才常。本着乱中起事的目的，唐才常决心趁着清廷统治者逃窜西安的时机，积极准备联络长江一带会党起义。可惜事机不秘，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侦悉而被捕，旋即牺牲于武昌。

唐才常起义之前，曾在上海邀集名流八十余人，在愚园召开“国会”，又名“中国议会”，人数不多，招牌不小。到会的有容闳，严复等人，章太炎也不请自来。

本来章太炎并非会上主角，但内心燃烧愤怒的他，不能容忍唐才常等人的政治立场在“改良维新”与“反清革命”之间摇摆。于是章太炎拿起剪刀“咔嚓”一声，将那条拖在脑后几十年的辫子一把剪掉了！希望以此坚定大家的反清信念。此举使得章太炎一下地成了焦点人物！

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大清王朝，辫子早已成了效忠清朝的象征，因此去留绝非小事！

章太炎这一激烈举动，等于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立场，决心誓死反清了！幸运的是，当时清廷可能正在集中精力应付八国联军侵华的善后事宜，竟然无人关注此事。但数月之后，三十四岁的章太炎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期间，接连发表文章从政治立场到思想学说，全面批判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只变法不反清”的改良主张，其中有篇文章标题十分刺眼醒目：《正仇满论》，终于引起江苏巡抚恩铭的注意。无奈，为避追捕，章太炎只好再次流亡日本，周旋在康梁与孙中山两大阵营之间。

1903年，当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其政治立场急速走向激进。是年五月，邹容写成《革命军》，章太炎为其撰序，并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不久《“苏报案”》发生，章太炎被判入狱三年。
此间，梁启超与孙中山接触频频，一度达成两派相互合作的意向。但是后来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利用孙中山的信任，有意混淆两派立场，几乎将孙中山等人在檀香山等地建立的兴中会组织全部颠覆，拉走了很多人。此事终于使孙中山认清了康梁一伙的政治面目，便很自然地放弃了与康梁合作的幻想。打那以后，孙中山更加注意在海外侨胞和各地留学生中积极宣传革命主张，揭露维新人士的错误，并在报章上发文与康梁争夺人心。

两派的公开决裂，特别是1905年，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创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为后来章太炎彻底倒向革命阵营搭建了革命舞台，使得他终于找到推翻清廷鼓吹革命的用武之地。

所以，1906年6月，当孙中山派人将出狱不久的章太炎迎接到日本后，章太炎毫不犹豫地加入同盟会，并接手主持《民报》笔政，成了革命党阵营首屈一指的大笔杆子。

至此，合作多年的章梁两人政治上正是决裂。随后，双方开始代表各自阵营，在报端相互开炮，彼此口诛笔伐。

可惜，1907年前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逐渐代替维新派的改良主义，成为海外留学生和国内知识界的主流思潮。而梁启超依旧追随乃师康有为，坚持改良主义，反对革命。所以应者寥寥。

客观地说，梁氏彼时在报端上发表的很多言论并非一无可取之处，特别是他在与章论战的闲暇，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传播宪政思想，包括翻译当今中国人熟知的“自由、国民、权利”等蕴含现代公民意识的名词，都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主体思想意识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甚至他站在改良主义立场上，对共和革命可能出现的结果所作出的种种预见，如内部分裂、彼此争权、乱象不已等，都被辛亥革命后的社会事实所印证。

但在革命成为风尚的环境下，梁氏的很多真知灼见，终究因为披着反潮流的外衣，而遭到时人的批判。毕竟形势比人强。

可叹的是，民国政坛的吊诡注定了章梁两位知识分子，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历史宿命。

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具权谋特质的大政客袁世凯，开始挥动他那孔武有力、而又变化莫测的臂膀，为世人变幻着一个又一个政治魔术。

为了窃取革命果实，将共和新政扳回到帝制时代，使“天下人的天下”变成他袁世凯的“一姓江山”，这个几乎将“三十六计”演绎了七十二遍的人，耍尽了手腕，不但将孙中山黄兴一干革命家蒙在鼓里，而且也以虚无的共和体制绑架了梁章。在袁氏精心设计的偷天陷井面前，不管是“全无城府，一脸孩子气”的梁启超，还是“唐吉柯德”式的章太炎，全都掉进了共和政治的泥沼中苦苦挣扎，自我迷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心向袁世凯，但袁世凯的心却背着他们。

所幸的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理性，最终拯救了梁章。袁世凯称帝后，原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和曾任共和党党魁的章太炎，都作出正确的选择：蔑视金钱权位，坚拒袁世凯的拉拢，先后站到讨伐袁世凯的队伍行列，为国人也是为他们自己，追回共和的理想。尽管这一天来得略显微迟。

1920年，梁启超这位在袁氏当国期间，作为进步党党魁，先后担任过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的政治活动家，在对欧洲经过一番有力考察后，终于参透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真义，那就是他后来反复告诫国人的新民思想：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此后，梁启超决定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国民实际基础之教育事业，培养中国未来的新民，如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等。并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后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

1929年1月19日，近代中国戊戌之后至“五四“以前，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思想家梁启超，终于以国学大师的身份悄然谢幕。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这是梁启超1914年留给清华园的校训，也是他老先生作为思想探索者的一生自况。

斯人远逝，名篇犹在，看少年中国阔步向前，料可以圆先生旧梦；

遗训堪铭，后生可畏，想水木清华老干逢春，正所谓开百代新风。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之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之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倘若任公老泉下有知，获悉胡适对自己的这番评价，当无憾矣。

就在梁谢幕前夕，那位自辛亥革命之后便与人论战不休、不断向国人证明自己“论政更在学问文章之上”的章太炎，也选择了埋首书斋。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临终章氏遗言后代：“若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嘱止此二语，终不及私。

晚年的章太炎与梁启超一样，都选择了人生的减法，最后还原了书生本色。

但梁启超选择减法，是为了一个更加积极的未来，而章太炎却未必。

这位不但能做学问，也好论政的人，一生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却极其偏好政治。时人说他“与人讲音韵、训诂，不甚轩昂；与人谈政治，则眉飞色舞。”

的确，细读他的《自定年谱》，里面除少年时涉及其读书外，其成年后讲述政治活动和言论的内容，远远超过论学。可见太炎对自我身份的认定，仍是一个重在论政的士人。

远离政治，应该更多地归因于他对辛亥革命后、自北洋时代至蒋记民国政治现实的极度失望。

他的学生周作人曾经在一篇《谢本师》的文章中这样说过，他知道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

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在人生最后十年却逃避政治，那是怎样一种痛苦的无奈啊！

幸运的是，章太炎教成很多有出息的弟子，众多弟子当中，鲁迅应该算是对他最具“了解之同情”的唯一一个。所以章太炎辞世之后，鲁迅给他的评价，几乎超过了他对同时代任何一个人物的褒奖。他说章氏“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所以鲁迅给章太炎的定位，乃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中共元老谭震林，在20世纪50年代浙江省长任上谈论章太炎时，也说其是“反帝哲人”，仍然将其定位于“论政”，而非“论学”。

可即便知师莫如鲁迅者，对太炎晚岁的政治表现也“不太以为然。”

的确，辛亥革命后，“太炎的学问，当世即甚少有人质疑；而其论政，则向为时人所轻。”

无论怎样，摘下政治活动家的帽子，梁启超和章太炎，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两位知识分子，不管是最后的积极还是最终的逃避，盖棺定论，他们都各自尽力为近代中国盗来过一份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