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英杰

全国高校负债高达2000多亿元，这已经不是秘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却是众说纷纭。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在两会期间提了个提议，应该向国外大学学习，允许大学招收部分高价生以解决大学债务。

和其他的“提高学费论”相比，顾教授的想法显然更具说服力和可操作性。他的意思并非全面提高学费，而是针对那些高考未被录取又有心、有能力上大学的群体。这样做，既满足了一部分人上大学的愿望，又可以缓解高校债务危机。有需求、有供应，可谓两全其美。

这个办法还可能打破一直以来“以分数论英雄”的高考神话，进而破除社会上的文凭迷信风气。因为这样的话，读书好的学生通过高考平等竞争，而学习差一些的则采取“阳光下的交易”光明正大进入高校。明码标价总比暗箱操作、托人情、送红包好吧。况且不开这么一个口子，高校总有办法从那些正式招收进来的学生身上捞钱。

因是之故，我简直要举双手赞成顾教授的提议。只不过，由于顾教授建言目的仅在于解决高校债务问题，所以让人不能苟同。或者说，我赞同公办高校通过正式渠道招收高价生，但不同意以还债作为政策理由。

高校并非纯粹市场主体，不能以追逐利益为初衷。特别是公办大学，以盈利为办学诉求只会导致人文沉沦。这几年高校盲目扩招化带来的后果，就是有力例证。应当说，就高校扩招的初衷而言，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扩招却成了高校盈利的工具。许多高校软硬件条件均不具备却又大干快上，一味扩地盘、盖高楼、揽生源，为此欠下一屁股债。今日高校债务累累，正是当时疯狂逐利结下的苦果。怎么还不吸取教训，还要以还债为理由广招生源？

高校扩招变成了教育产业化，这是几年来教育领域的一大教训。可想而知，设若招收高价生目的仅在于还债，而不是从解决应试教育困局出发，最终高校还是陷入逐利化的因果循环而不能自拔。不妨设问，现在招收高价生来还大学债务，那么以后债务还清了还招不招？

顾教授还提到，招收部分高价生在国外是一种正常现象，学校也绝对不会把很差的学生招进来。但是国外招这些学生，并不是多交钱就可以进来，进来了也不可能轻易获得文凭———毕业前，无论是谁都一样要不折不扣地修满学分。这样的教育思路，大概可以称之有教无类、宽进严出。而顾教授可能比我更清楚，国内大学普遍实行“严进宽出”的学历教育。一旦考进大学，只要不出什么差错，基本上可以拿到文凭。这么一来，允许高价招生也就难保不会形成“宽进宽出”的教育格局。那时候，收了钱还了债，可大学的质量也就千疮百孔、惨不忍睹了。

说到底，我不反对高校正式招收高价生，乃是出于教育平衡的理念。这和顾教授的想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高校打的是还债甚至逐利的算盘，这扇大门不开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