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台北市中心一条窄窄的弄堂，两边高楼夹持，使弄堂更显得细小。就在这条普普通通的弄堂尽头，住着威震台湾的百万红衫军总指挥施明德先生。我对施先生心仪已久，无缘得见，何况他又正在病中。那天上午，在台北采访台湾前民意代表简锡堦先生，谈毕，试探着能够联络施先生。因为我知道他是红衫军副总指挥，与施明德先生过从甚密。简先生当即拨通施主席的手机。施明德是民进党前主席，他的朋友们都习惯于称他施主席。没想到，施先生非常爽快，一口答应，当即约定下午到他家拜访。

摁响了门铃，一位身穿黑色T恤、胸前印着白色倒扁图案的女子前来开门。进屋之后，施明德先生便迎了上来。六十六岁的他看上去气色不错，外穿一件紫红色的西装，内穿一件白衬衫，敞着领口。进门处，放着几台电脑和电话，两位小姐在忙于工作。他家有两个客厅，一内一外。外面的客厅里放着一张乒乓球桌大小的长方桌，四周放了一圈椅子，看上去像个会议室。里面的客厅则是日本式，铺着塌塌米，几个镶着红边的草席垫以及像坑桌那么矮的圆茶几。施先生说，平常他喜欢在里面的客厅接待客人，不过那小茶几无法作记录，我还是选择了外面的大客厅。

我注意到大客厅的墙脚，堆满许许多多文件夹。施先生说，那是工作人员整理的关于红衫军运动的种种报道，如今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录。我还注意到大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只有一个字——在“囗”之中写着“施”。施先生说，这是一个自创的汉字，即施明德自囚之意——“施”被囚于“囗”中。那是2006年8月10日起，施明德在台湾发起百万人民倒扁运动，要求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应为其亲信及家人相关的诸多弊案负责，并主动下台。12月7日，“国务机要费”案进入司法程序，运动总部希望民众暂时回归正常生活，施明德基于对人民的承诺“陈水扁不下台，绝不停止抗争”，宣布自囚。2007年4月1日，施明德结束自囚，为二次倒扁做准备。

我拿出录音机、笔记本，摆好了采访的“阵势”。采访的话题，就从“囚”字开始。他说，他曾两度被捕，坐过长达二十五年的监牢，直至1990年5月20日才结束漫长的囚徒生活。他说，那四分之一世纪时间的囚禁，是被囚的，而这次则是自囚。说罢，他开朗地大笑起来。我问起他的健康情况，他说，那是在2006年7月，在身体检查中发现肝癌，当即做了电烧手术。他以带病之身，冒着风雨、顶着烈日，带领百万红衫军走上街头。他是闯过大风大浪的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告诉我，当年在监狱中，曾经四年半没有见过阳光，没有见过星星月亮，双脚没有沾过泥土，他的皮肤变得雪白。他笑道，“那时候我是被放在冰箱里‘保鲜’”！为了表示抗议，他曾经在狱中绝食，长达四年七个月。每天，狱方用橡皮管插进他的鼻管，用注射器把流质食品打进他的胃里。狱方在他的囚室里，特地挂满菜肴的图片，引诱他。他说，那时候他已经没有饥饿的感觉，怎么引诱都无济于事。他出狱之后，有一次作体检，护士把胃镜插进他的鼻管时，惊讶于他竟然毫无异样反应。他说，护士不知道，他在监狱里被插过三千多次，早就非常“习惯”了！

我问起一个有趣的问题，把大姆指朝下，这个已经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倒扁“招牌动作”，其“发明人”究竟是谁？施明德立即很干脆地答复：“我！”说罢，发出一阵哈哈大笑。这个“招牌动作”，不仅动作鲜明，而且画成图案，正好是一个朝下的“扁”字——这个图案也就成了红衫军的标志。

施明德非常豁达，又非常健谈。他就他的经历、台湾的政治以及红衫军运动，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我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一万多字的文稿（已在报刊上发表）。

他赠我回忆录《囚室之春》一书，并在扉页上写了赠言：“信心是最永恒的魅力。”他还赠我记录风起云涌的红衫军运动的DVD光盘以及《阅读施明德》一书。

在他家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的厨房的门上贴着一幅宣传画，上方是倒扁的“招牌手势”，下方是“阿扁下台”四个黑色大字。这幅宣传画，正是施明德政治理念的最形象又最集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