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是阴谋的证据与后果

王书瑶

本文的结论是：反右派运动不仅是早有预谋的，而且是精心策划的；扩大化是因为北京大学的“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掀起了全国的大字报爱国民主运动，毛认为所有积极参加运动的人都是“右派”。

一、 反右派运动的谋划阶段

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被公开，引起了东欧巨变，在波兰，是工人打头，在匈牙利则是知识分子领先，毛泽东对此不能不有所警惕。在警惕知识分子闹事的同时，他也关注中国的民主党派的潜在威胁，而且可能更加关注民主党派的威胁。一方面，通过中华第二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断的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第二共和中的知识分子已成惊弓之鸟，同时也蕴藏着相当的不满情绪；一方面，民主党派由于在共产党推翻中华第一共和（中华民国）政府的过程中，起过很大作用，在政治上还有相当的影响，政府中还有十几个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部长，对毛泽东一心想建成一党专政的政府，还是个相当大的障碍。如果这些民主党派同知识分子结合起来，将会对共产党的政权构成更大的威胁，所以，毛一定要一箭双雕，把这两只鸟早日射落，才可高枕无忧。

1956年11月10日－－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宣布，共产党准备在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其当时的真实意图尚不可知。但是，到了1957年1月份，毛泽东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他的意图就说得相当明白了，他说：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就要反驳。至于像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55页）

显然，这是“引蛇出洞”的计划：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至于他的这个意图是不是其他中共领导也清楚，就不得而知了。

在同一篇讲话中，他对学生也有很坏的评价，他们：“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但是，在同一篇讲话中，他还认为，这些大学生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其反动性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在整风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把他们作为“引蛇出洞”的对象。

如果上面这些材料尚不足以证明反右是一个预谋的话，那么，把他在后来的一些表现联系起来，就清楚了，证明的链条就完整了。

二、反右派运动的运作阶段

1、诱敌阶段

到了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了共产党要进行整风的决定，五月一日向全国发布，开始执行“引蛇出洞”的计划。表面上，整风的目的是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而实际上，却是在整顿三风的口实下，“引蛇出洞”。

其中，对民主党派最有吸引力的要数“宗派主义”这一害，后来对这一个题目的问题就提得最多。

5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在京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统战座谈会，要求他们向党提意见，并且必恭必敬地要求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态度诚恳之极。

为了说明后来的反右派运动不是因为所提意见过了头，以至“老羞成怒”，我把5月14日前，统战座谈会的发言，摘要列出，说明，当时并没有言论过头的情形。

5月8日。

章伯钧：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留学生党员优先。

许德珩：有九三学社社员，入了党就退出了，无法“长期共存了。

陈铭枢：学校中的工作，主要由教师与学生作，改变学校的党委制。（四月三十日，毛曾作过类似的讲话。）

章乃器：党外人士也要有职有权，他这个权是争来的；工商业者的改造，要脱胎换骨，这说法太过了。

5月9日。

胡子昂：整风三部曲：放、鸣、整。但怀疑是“整”提意见的人；党群之间有堵墙。

陈其尤：肃反中有的致公党党员被捕，致公党全不知情；待到知道后，就开除了他的党籍，可是，没两天又放出来了，还官复原职。

黄琪翔：希望共产党把民主党派当兄弟党看待。

5月10日。

邵力子：党中央和国务院应该分别发文件，行政与党的系统分开。

罗隆基：群众参加民主党派，怕说是落后，很难长期共存；能否在党内讨论政策的同时，也要民主党派讨论；通过党的系统下达文件，使党外干部有职无权。

史良：反对罗的这种观点。

李维汉：现在只给共产党提意见，民主党派不整风。

楚图南：民主党派不能在学校发挥作用，是个损失。

5月11日。

王一帆：要在民主党派中多发展党员。

千家驹：党组越过行政下达任务，党外领导如同虚设；应尊重高级知识分子，对“肃反”搞错了的，应解释清楚。

黄鼎臣：党组越过行政不好。

5月13日。

严信民：现在说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民主党派也应像个样子，否则就存不下去了。

李伯球：在些共产党员有特权思想；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张奚若：不少党员有“天下是老子打下的，”“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还批评教育上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

据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民人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62页——68页。）一书所记，到5月13日，统战座谈会上，民主党派的高级成员，大致就说了这些话。

座谈会上每个人的发言都不短，朱正已经进行了压缩，我当然就更进一步压缩了，大概保留了原意。

座谈会涉及最多的是关于“宗派主义”的，党外人士有没有职权的问题，只有罗隆基的发言，要求在共产党讨论政策的时候，民主党派也同时进行讨论，有点争权的味道。

其实，罗在政府中的地位最低，为了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务，专门从林业部划出一块业务，成立了森林工业部，让他当了部长，他成了右派之后，那个部就撤销了。章乃器是粮食部长，章伯钧是交通部长，还有司法部、教育部、文化部、水利部等等的地位比罗都高多了。

2、准备反击阶段

到了14日，中共中央就发了第一个准备反右的通知。

这个通知主要内容是，对在整风中“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如实报导。就是已经认定，有些发言者是“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了。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该文的内容已经公开发表了，这里不赘述。

5月16日，中共中央又发了一个准备反右的指示，据叶永烈考证，是毛泽东的手笔，大意还是要让“右翼分子”暴露他们自己，准备反击“右派”。（引自叶永烈著《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182页至184页。但是，《毛选五卷》中没有列入。）

到13日为止，除了罗隆基要求在中共中央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民主党派也同时讨论之外，并没有特别出格的“右派言论”，而中共在14日就发出了反右的指示。可见，反击右派，不是老羞成怒，而是早有预谋。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在1957年5月21日提出来的；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在5月22日提出来的，而储安平的“党天下”更是远在6月1日，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几经催促才发言的，而反右通知，是在5月14日就发出来了，统战座谈会仅仅开了六天。

“老羞成怒”说，我以为是不存在的。

我们再进一步研究一下14日这个反右通知的发文过程。

要发一个文件,先要有一个“立意”的过程，为什么就想要发这个文。这个过程我们难以判断它的时间短长，也可能早就有了，也可能是“老羞成怒”，如果是后者，那就更要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和时间。这且不说。

有了立意，还要“授意”，就是要下达指示，要人起草。这个文件，叶永烈没考证出是毛泽东本人起草的，那就极可能是他人起草的。当时执行中央日常工作的是书记处，那就由某个书记起草，甚或由某个“笔杆子”起草的，总书记过目之后，还要由毛本人批准。这中间还会有反复，那时间就更长了。几天呢？总要有个三、五天吧！于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五月十四日的第一个反右文件，立意的时间很可能最晚是十日前后。那时，座谈会刚刚开始。

反右不是预谋是什么？

我们再退一步说，十四日的反可通知是毛本人起草的。

它的过程就会是：前五日的座谈会已经使他老人家感到不快，但是还没有发怒，到了13日晚上听了汇报之后，终于“勃然大怒”，于是，14日早晨起草，晚上发出，时间就是5月14日，只有一天的时间。

我以为这近乎天方夜谭。

试想，整风决定是在1956年11月中央全会上决定的，又由中央于1957年4月27日正式决定的，决定的时候，必有相当的步骤设想，现在可好，根据“恼羞成怒”说的逻辑，仅仅毛个人不能承受了，就彻底改变了原来“整风”的方向与步骤，这可能吗？他老人家要不要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商量，并且要相当详细地考虑第二步、第三步怎么走？

因而，这个反右通知是老早就准备好了的。

这个反右的预谋不是公开的，相反，是秘密的，是以请全国人民向党提意见的形式动员的，而且还“言者无罪”，如果它还不是阴谋的话，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阴谋呢？

（接下来应该说的是反击右派阶段，但是，还没来得及反击，却在五月十九日，发生了北京大学的“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 此段文字较长，我另单独成文：“北大的‘五一九运动’使右派人数由4000人上升到55万人”。

三、 两种不同的“右派”声音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民主党派头脑人物的发言和民间大字报的内容，我们就能发现，他们表达的声音和诉求是很不相同的。我在《燕园风雨铸人生》的回忆录中已经做了一些说明，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的要求是在一党专政的体制内，“分一杯羹”，分享政权，并没有多少民主政治的诉求，它没有超出专制的体制；民间大字报的要求则不同，它要求的是民主政治，民主政体，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现在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受了我的右派学友燕遁符的影响。

民主党派头脑人物不包括储安平这些人在内，“党天下”的提法是整个“整风”期间，对一党专政体制的最深刻的批判。

四、围歼——右派分子被一网打尽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中国共产党终于按捺不住，《人民日报》发表了历史性的、最为臭名昭著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揭开了反右斗争的序幕，这篇社论是那样的无耻、那样的颠倒黑白，那样的强词夺理、那样的令人齿冷，还有那个令人作呕的老太婆，我现在简直连评论它一下的兴趣也没有，甚至就连提起它都觉得是对自己的侮辱。

他们依靠最可鄙的、最野蛮的强力手段镇压了这一次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从此，第二共和的中国，走上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前些年说是全国共划了五十五万右派，最近又不断地有人说是一百万右派，中国共产党，你们为什么不敢公布一个准确的数字？为什么对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质疑置若罔闻？

“胡风反革命集团”，也就那么十几个人，甚或几十个人，最后牵连到十几万人；席卷全国的大字报运动，有数千万人参加，最后只划了五十五万右派，数量是少了点。

五、没有任何赢家的斗争——共产党输得最惨

那些想要在现有政权体制下多分一杯羹的民主党派的首脑们——我指的是“章罗同盟”，不仅没有分享更多的权力，反而被剥夺了现有的部长高位；那些争取民主的斗士，被打成右派，他们被劳动改造、被劳动教养、被劳动考察和戴帽子，被专政，有的则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蒙受终生的屈辱。但是，他们在精神上是高傲的，他们是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民主而蒙受屈辱，虽死犹荣。

中国共产党大获全胜，他们把所有认为是敌人的人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他们狂笑着庆贺自己胜利。但是，他们笑得太勉强了，因为最大的输家刚好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输掉了他们赖以在人民中生存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政党的信誉。他们用自己的行为表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值得信赖的一个政党，因为他们食言自肥，言而无信。他们始则以“言者无罪”相诱，终而以“言者有罪”加刑，还信他什么？

他们赖以立足的，就只剩下了“枪杆子”和强权。

不仅如此，还由于这次反右运动，更加树立了一个人的权威，“天下莫予毒”，最后，连那些南征北战终生追随他的“战友”们，——他们帮助他打天下，帮助他打击右派，——最后呢，也被他一个一个的打倒在地，就是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接班人”，也被无情地折磨而死，他心里好痛快吗！最后就剩下“孤家寡人”，死后不断地被人诟病。

出于何种心态，伤害他人后感到快慰？

除了那些想“分一杯羹”的人之外，——其实，他们只是想“分一杯羹”而已，绝没有取代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的意图，——所有别的“右派”，在当时，还都像储安平说的那样，是“心心愿愿”跟着共产党走的，都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图，他们那时还都认为，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些“右派”其实都是共产党的追随者，是他们的朋友、同志和同胞，但是，他和他们是出于何种心态，把他们的朋友、同志和同胞打成敌人，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还揉上那么一揉，会感到快意？什么心态，使他和他们觉得“与人斗其乐无穷”？

把国家和人民摧残到那个地步，是何忍耶？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除了神经上、心理上的因素，还有建立党的帝国和个人的帝国的意图。

1957年3 月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究竟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前引朱正书，第68页）

谁打江山谁就坐天下，这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是谁打江山，谁就坐天下的专制主义的历史逻辑、帝王逻辑。可是，这同“帮助人民建立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为人民服务”又不相干了，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不相干了。难道这不是帝王思想？

在他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口号是“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1945年《论联合政府》），那个口号是喊给民主党派听的，目的在于争取他们的支持，你支持共产党，共产党会给你官作，那时，他们需要他们的支持。在取得政权之后，就变成了“废止联合政府，建立一党专政”。车上车下之间，羊头狗肉之间。

打击了那些要求民主的人，这打下的江山就可以坐得牢了。

民主党派的要求只是“分一杯羹”，还可宽容，对于“我不认错,难道让党认错”（章伯钧语）的人，还给小汽车坐；可是，学生“右派”要求民主，那将是对个人专制的最大威胁，所以对学生右派的处理就更是罪加一等。

这就是“党国体制”。党国是同帝国、王国、公国与共和国并列的一种国家政权体制，后四种体制是表示，这个国家是皇帝的、是国王的、是大公的和是人民的，而党国则表示，这个国家是一个政党的。比如，中华民国（中华第一共和）是国民党的（现在不是了），苏联是苏联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第二共和）是中国共产党的等等。

在这个体制之内，是党的总书记骑在国家主席的脖子上，党中央骑在在国务院的脖子上，省委书记骑在省长的脖子上，市委书记骑在市长的脖子上，县委书记骑在县长的脖子上等等。

党是一切。

人民没有选举权，没有选择权。

六、第二共和陷入了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年代

从此之后，在中华第二共和的土地上，再也听不到一句真话、实话，听到的全是对一个人的肉麻的颂扬话。假话、空话、大话、套话充斥在所有的媒体上、大会上和小会上，乃至日常生活中。从此以后在中华第二共和的土地上不再有良知。虚伪和伪善充斥在整个中华第二共和的土地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你死我活、上层尤甚；欺下瞒上、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书记万能、无法无天、欺压百姓、升官发财、草菅人命、饿殍遍野；离心离德、背信弃义、以邻为壑、落井下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指鹿为马、强词夺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吹牛拍马、逢迎上级、卑躬屈膝、告密整人、厚颜无耻，脸皮极厚，不一而足。整个是个“姨太太世界”，这都是逼出来的。

中华民族的善良本性并没有泯灭。在1989年6月4日前的一多月中，百万民众走上北京街头，竟没有发生一起民事案件，不仅如此，在整个西城区，就连一个刑事案件也没有发生过，就是明证。

不要说敢说、敢做，就是连想都是一种罪过，那是一个连敢想都是一种幸福的年代！

从那之后，全国人民就不能或无法认真地研究科学、发展生产，整天就与人斗，有的整人，有的被人整，有的既整人又被人整，整个中华第二共和成了一个人整人的大斗场。

灾难最后当然由整个中华民族承受，经济凋弊，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其中，最不幸的还是中华第二共和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农民，1958年到1961年四年灾荒期间，饿死的4000万人，大部是农民。其他则是劳改和劳教分子，他们死有余辜。我所在的清河农场（劳改劳教农场）的于家岭西村，在1960年秋到1961年春的半年时间内，就饿死了747人，那里劳教人数最多的时候是两千多人。“文化大革命”的事就不说了。

这在整个人类文明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由于一个人的专横与独裁，一下子饿死4000万人！只有在极端专制的社会中，才有这种可能。

这都是由于中华第二共和有一个伟大的党和这个党有一个伟大的领袖。

2007-5-11第一稿

2007-6-3第二稿

2008-3-11 重新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