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钱的哲学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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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有必要详表一下近代中国金融史上的这朵奇葩——日升昌票号。1823年，也就是清道光三年，相比于后来，我们的大清帝国这时还算风条雨顺。山西平遥城中一个叫雷履泰的商人开始用金融票据往来的方式，代替施行了几千年的商业往来必须用金、银作支付和结算手段的老办法。这就是日升昌票号的运作方式。人们用“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来形容它。雷履泰何许人也？他出生于经商世家，在当时来看其家庭也不过是贩夫走卒角色，而且由于当时清廷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他家社会地位按今天的流行语言是属于弱势群体一类的。因父亲早逝，13岁时就开始在平遥城内北门口拐角处的“宝房”里“唱盒子”。宝房就是赌场，“唱盒子”则是宝房里的行话，就是当赌徒揭开宝盆，露出骰子的点数时，“唱盒子”的人要根据骰子的点数瞬间计算出输赢各方银两的数目。雷履泰报数之准、反应之快，人称“一口清”。可见雷本身反映机敏，精于算计，天生就是一块商人的料。

中国青年梁启超先生称日升昌票号“执中国金融界牛耳”。雷履泰的日升昌票号在中国商业史上最先做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他们常以亲属关系为纽带在全国遍设分号，在当时就建立起了网络化的经营方式，雇用能干的伙计负责经营，其中一个能干的总经理叫毛鸿翙。日升昌“既办理存放款，又进行汇兑，这就基本上具备了早期银行的特征。”商人拿一张出自日升昌票号的银票轻松行走天下，实际上是开启了中国现代信用制度的先河。雷还解决了汇票的防伪，他采用密押和背书技术这种防伪手段，银行一直沿用到今天。

经过山西这般商人的辛勤努力，一时间晋商富甲天下、八面威风。从这里还走出了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在宋氏三姐妹的传记中这样记述：“霭玲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大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吃一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到现在，笔者的同乡一说起晋商还喜滋滋的，“毕竟我们先前也很阔啊”！当然清廷也不会放过他们，据清朝档案记载，到咸丰三年年底即1853年，就是本书所探讨的这段历史时期，山西商人向朝廷捐献的军饷，超过二百七十万两白银，约合今天的8817.12万美元，66128.4万元人民币 ，将近占了全国商民捐款的一半。在此之后，朝廷的官员几乎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财政吃紧，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来源往往就是山西商人的腰包。还真应了那句话“人怕出名猪怕壮”。
我们知道1900年代的中国已经是国将不国，外资银行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它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流通。这对靠着银两汇兑起家的山西银行商人打击很大，外资银行还逐渐渗透到他们一度占有的国内市场中。十九世纪末，仅天津一地的市场，外国银行就已经占到60%以上的份额。
当时的山西票号对西方银行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政策，准确地说是由于固步自封，再也看不到那“山外青山楼外楼”。1904年，经过与八国联军的战斗之后，顽固的慈禧太后再也不敢顽固了，决定仿效西方国家的样子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一年秋天，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总号，先后接到北京传来的消息。户部尚书鹿传麟奉慈禧太后旨意，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这家国家银行。
这个天赐良机无疑是给山西票号提供了一次极为难得的发展机会，但没想到的是，票号的大掌柜们却从平遥县表了一个态：拒绝参与。可叹啊！山西票号的运作方式，已经与近代大商业银行的运作没有本质的区别，现在满清政府还有意扶持，就是这临门一脚，山西银行走向新生的腿一下子折了，中国近代银行的腿也折了。
之后在另一个山西票号的职业经理人、山西汇业公会领袖李宏龄的积极斡旋下，山西票号开始热议近代银行并准备实现转轨。这个李宏龄已经是看清了票号目前的危机，准备放下身段向西方银行“学习学习再学习”。李宏龄给平遥总号又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劝久居山西中部县城的总号大掌柜、票号大股东们出来走一走。 “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意思是我们今天银行的处境已经不是往日列位前辈创业时的情景，大家不妨出来走走看看，权当是文化苦旅。况且现在出国考察成风，交通便利，也花不了几个小钱。而我们的大掌柜们则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1904年8月，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南洋官报》上连续两天用大量的篇幅登载了一篇《劝设山西银行说帖》。在这篇说帖中，作者首先说，“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接着又劝告，“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如果真能将票号组成银行，“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 可惜的是，这些商业实务上的成功者没能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按我们教科书的逻辑解释是：没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他们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农村，他们能在前后左右找到的参照物只有旧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在他们的生活和事业的规划中只能融进他们最熟悉的封建色彩。
李宏龄还提出了开办近代银行的具体章程。一是每家出资五万两白银，并发行股票向社会募集一部分资金，组成三五百万两的资本；二是新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局并聘请渠本翘为总经理；三是新银行不再实行票号的信誉贷款制度，即“万两银子一句话”的贷款信义原则，而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
但是好的主意并不能一定结下好的果实。1908年夏天，一列火车驶进了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在匆匆出站的旅行者中，有一个衣着朴素的人，他是作为信使从平遥来到京城的，他将平遥毛鸿翰的一个口信带给了李宏龄。“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 当李宏龄听到这样的话，气得大口吐血，一病不起。不久即回山西开起了杂货铺。十年后，当他整理出版《山西票商成败记》时，回忆当时的心情，仍感到“如冷水浇背”。从这个口信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同志间的权力倾轧，不过这次不是争斗于官场，而是角逐于商场。解决的方式也绝不是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方式，纯粹是中国特色的。且看日升昌的创办人雷履泰和第一副总经理毛鸿翙之间的内讧，雷把自己的孙子起名雷鸿翙，而毛则把自己的孙子起名毛履泰。我们难以想象他们二位，中国金融史上的英雄豪杰，各自看着自己的孙子茁壮成长之时，是轻蔑、是仇恨，还是爱怜？真令今天的吾辈忍俊不禁而又哭笑不得，我们就永远走不出这个没出息的怪圈吗？
1914年，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在描述日升昌倒闭的情形时用了这样的语言，“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今天要不是张艺谋、巩俐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有谁还记得一度领先于中国，双脚踏在近代商业银行门槛之上的日升昌票号的灵魂就在此地呢？而那边的英吉利，却是英王也出钱组织大家办了一个股份制银行——英格兰银行。难道说正如英国著名诗人吉卜林所宣称的那样吗？“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 / 两者永不会相遇 / 直到大地与天空并立在 / 上帝的审判席上。”而事实是，西方与东方、与世界的交融才刚刚开始，一幕幕悲喜剧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此时，英国军队没有闲着，“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直接通过战争手段加入到建设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热潮中。18—19世纪，英国先后同欧洲大陆主要国家大都发生过战争，西班牙、荷兰、奥地利、法国，这些昔日不可一世的强国都被收拾得服服帖帖。政府大规模的军火订单、海外殖民地的普遍“进贡”把英国吃得膘肥体壮。英国首都伦敦已成为世界金融交易的新中心，各国日益接受金本位制和以伦敦签发的票据为基础的国际收支兑汇体系。就在1851年，前文书提到的阿尔波特亲王，在他主持下召开的首届世界工业博览会时，英国占欧洲工业总产量的2/3，世界商业贸易的20%。而这年，我们的咸丰爷刚刚登基，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也懒得烧了。

一位英国作家兴奋地、自豪地这样描写：“。。。。。。。伯明翰的斧子砍倒了古老的美洲原始森林里的大树；澳大利亚的牧场上，回响着伯明翰的铃铛的声音。。。。。。”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伯明翰的鸦片烟正从清国大皇帝咸丰爷的嘴里悠悠地吐出。。。。。。”说到这里，我想应该表表我炎黄之孙的事了，不然，爱国者先生们以为笔者崇洋迷外呢？

（本书尚未出版，请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