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本文摘自《寻找北大》2008年3月出版

“永远的北大人”的聚会

今天来参加座谈会，我带来了一本书，是我和严瑞芳老师共同主编的《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全都是北大的历史老人——从京师大学堂时代的李端、张百熙、林纾，到五四那一代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等等——他们的后人所写的回忆文章。我在序言里写道：“本书是‘永远的北大人’的一次聚会，一次难得的历史的聚会。”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其实也是一次“永远的北大人”的聚会。《民国这些人》里，就有不少北大人，打开书，你依次见到了：李赋宁，冯友兰，赵元任，叶企孙，丁文江，傅鹰、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王瑶，金岳霖，陈贻，丁西林，杨晦，吴兴华，曹靖华……这一个个都是“北大魂”，通过作者的描述，他们已经穿过时间的隧道，来到了我们中间。而书的作者徐百柯也是一个北大人：他在1996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大中文系。我想，如果没有北大精神的熏陶，浸染，他也写不出这本书。今天到会的同学，又都是北大的在校学生，而我自己，则是北大的退休教授。我们这些北大人聚集在一起，谈这本书，谈民国那些人，谈北大的前辈，在我看来，就是在“寻求真的北大的声音”。

为什么要“寻求”？因为这些“真的北大的声音”我们已经很少听到了，被许许多多的嘈杂的声音淹没了，慢慢地，就被遗忘了。我读这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就是制定清华大学校训的周诒春老校长，在今天的清华几乎是无人知晓了。在座的同学也不妨自问一下：北大校长中，你可能知道蔡元培，马寅初，但你知道自称“北大‘功狗’”的蒋梦麟校长吗？你如果是西语系学生，你知道翻译过但丁、莎士比亚的“天才”诗人吴兴华教授吗？你是中文系的学生，你可能从老师那里知道吴组缃、林庚、王瑶的名字，但你知道老师们为什么如此倾倒于这些老先生吗？记得在“我们社”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我就向同学们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认识脚下的北大这块土地吗？”如果你对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对这块土地的精神，传统，认知上是陌生的，在情感、心理上甚至有疏离感，那么，你不过徒有北大的学籍，你不会有“北大人”的感觉，当然就谈不上是“永远的北大人”了。（全场活跃）

想起了十年前的纪念

其实，早在十年前，就有过这样的“寻求北大的真声音”的呼吁和努力。1997年，那正是北大百周年校庆的前一年。学校成立了许多新的学生社团，其中也包括“我们社”：我查了你们的社史，它就成立于1997年5 月1 日，在10月的迎新会上，我也像今天这样有一个发言。先后成立的，还有“时事社”，“百年同行”等等。我这里还保留了一份时事社所办的《时事》杂志1997年11月试刊号，它的编辑部发刊词题目就叫《寻找真北大的声音》——后来，我把它收到自己主编的《走近北大》一书（200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在我看来，它应该是北大校史的一个重要文献。因为它传达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北大学生的心声。我读一段给大家听听：“一切的大兴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荣的。可是我感觉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只有压抑的感觉，因为三角地上只有培训和招聘广告了，因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着相互拥抱着的情侣了，因为图书馆里只有一张张透出英语单词和微积分的麻木的脸孔了，理想和责任感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缺席了。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是在北大吗？怎么我听不到五四的呐喊，怎么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点江山，怎么我看不到热血沸腾的青年，怎么我感受不到心忧天下的责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个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断发达，可他总也立不起来。”（鼓掌）文章最后表示，要“以昂扬的风貌维系北大魂”，“为北大，为中国，撑起一方理想主义的天空，让你听到真北大的声音，让你感受到多少年来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鼓掌）

这也正是面临一百周年校庆，许多北大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我在此之前，1996年10月25日，就向全校的新生作过一次题为《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的演讲。演说一开始，我就提醒大家注意：“后年是北大建校一百周年，——现在的一二年级学生能赶上这个盛典，真是诸位一生中最大的幸福。”——顺便说一下，明年，2008年，又是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在座的同学能赶上这个节日，也应该是很幸运的。我接着又说：“因此，大家都在考虑：到哪里去寻找北大的传统？记得在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时，中文系的王瑶教授（他也是我的导师）当时还健在，他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蒋梦麟校长的一段话：‘一个大学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这就是说，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校长、教师与学生的活动构成了所谓‘校园文化’，一个学校的传统自然也主要体现在这三类人身上。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北大教授为主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是以北大学生为主，而蔡元培校长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则对师生的活动起到了保护与推动的作用：这三方面的努力就构成了北大的‘五四’传统。如果我们再做具体分析，还可以发现，在这三类人中，学生是流动的，即人们通常说的，是‘飞鸽牌’的（笑）；校长呢，按我们国家的体制，是由主管部门指令的，会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教师、教授是‘永久牌’，是相对稳定的，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一贯制’（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一个学校的传统主要体现在教师、教授身上，并且主要是由他们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的”。因此，“同学们想要了解和继承北大传统，我建议大家不妨从本系本专业入手，调查一下，一个世纪以来，有过哪些学术和人格都堪称一流，或者在某一方面有着鲜明特色与贡献的教授，他们出版了什么代表性著作或讲义，还可以通过回忆文章、传记等，进一步了解这些教授的生平，思想，品格，精神风貌……这样，同学们就可以从中触摸、感觉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本系，本专业）的学术传统，精神传统”。

后来，一部分师生在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就发起了一个以“重新认识老校长，继承与发扬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北大精神传统”为中心的民间纪念活动，除了自编、自演话剧《蔡元培》外，还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与研讨会，最后出版了《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心目中的蔡元培》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在校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参与者中，更是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现在，在十年之后，又是北大一百一十周年前一年，读到了这本由当年的在校学生写的《民国那些人》，重现北大老校长、老教授，以及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身影，我确实有许多的感慨。这又是一个历史时机，让我们通过这本书生动、感性的历史叙述，再一次触摸、感觉那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的、以及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学术传统、精神传统，再一次倾听这些年我们已经很少听到的、被遮蔽了的北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声音”，以便于我们更清醒、更真实地面对我们自己和今天北大与中国知识界的现实。——这大概就是在我看来的《民国那些人》这本书出版的意义和价值。

以上算是我的“开场白”。（鼓掌）

为什么“并不遥远”又“相距甚远”？

但今天我们读这本书，却不能不感到一种无奈与沉重。书的封底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时间上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而我们又觉得他们“与我们相去甚远”呢？——然而，真的很远吗？我们能不能拉近这样的距离，由“远”而“近”？

我们面对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当代北大人和历史上的北大人的关系。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假设这些老北大人，今天真的来这里参加聚会，在座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和这些前辈有共同的话题吗？这共同话题又是什么呢？（全场活跃）

这就是今天我要和诸位讨论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于是，我注意到书中提到的一位当代大学生的反应，他说：“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

这话说得很坦率，也很令人深思。因此，我想把我们的讨论拉扯开去，说一些“题外话”。我想起了去年北大团校举办了一个“生于八十年代”征文比赛。这里说的“生于八十年代”，其实就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一个自我描述和命名，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80后”。征文小组请我当首席评委，还要我作总结发言，我也真的认真准备了一个“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的演讲稿。但后来却突然通知我，颁奖大会不举行了，我也不必讲了，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今天就把我原先准备的讲稿的主要内容在这里讲一讲，也算是一个弥补吧。我首先谈到的是《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一个数字：从1980年至1989年的十年中，中国约有2.04亿人出生，即使排除中途夭折的，“80后”也有两亿人左右，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全场活跃）而且你们中间的代表，像姚明，刘翔，郎朗，都被世界看作是中国形象的象征了。（笑，鼓掌）“80后”这一代已经如此重要，但对他们的评价却有很大的争议。据《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调查，“80前”的各代普遍对这一代人评价不高，而“80后”的自我评价却不错，（笑）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我在研究这一百年的历史时有一个发现：这样的前一代人对后代人的指责、批评，以及后代人对这样的批评的不满和反击，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也可以说是一代传一代的。（全场活跃）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的五四那一代的刘半农，就曾经写文章大骂三十年代的青年，说他们不读书，字写得不好，等等。——这和今天一些人对80后的批评也差不多。（笑）我是在三十年代末出生的，大概也属被骂之列。（笑）但，在今天，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出生的，都被说成非常了不起的几代人，因此，有资格来骂后代人了，包括诸位在内。这就是说，“每一代人都被他的上一代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以至有资格来批评下一代人”。你们也一样，听说再过几年，大学生就都是“90后”了，那时候，你们这些“80后”大概也要批评他们了吧。（笑）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尤其是年青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一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要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吧。”（鼓掌）

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了这样的看法，得到许多朋友，包括“80后”的年轻朋友的认同。不过，也有“80后”的同学对我说：你说每代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要靠我们自己解决，但我们也很想听听你对这一代人存在的问题的看法，至少可以提供我们来思考吧。那么，我就姑妄说之，诸位也就姑妄听之吧。

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全场活跃）这个问题，不仅你们这一代有，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年纪已经老了，可以按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不能这样糊糊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我读过一位大学生的自述：“岁月让我们变得对一切麻木，变得对一切冷漠，变得对一切无所谓，失去了许多作为人的最纯洁的感动”，“我现在对自己的将来却毫无所知，而且不愿意去知道。就这样，让我们年轻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时的平庸里，整天就这样飘来飘去，没有方向，漫无目标……”。或许这里说得有些夸张，但没有信仰，没有目标，什么都不在意，都无所谓，这确实是个大问题，生活中没有了依赖，人就失去了主心骨，脊梁也就挺不起来了。（全场活跃）

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如何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问题。或许我们正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我们的前辈，和他们进行心的交流。

“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曾昭抡：不修边幅的名教授》。从表面上看，这都是“名教授”、“名士”的怪癖传闻：“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笑）；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笑）；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都不走，觉得奇怪极了（笑）；而他所穿的鞋，联大学生几乎都知道，是前后见天的；他平日里走路，总是低着头，不是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见。”（大笑）

且莫把这些都看成逸闻趣事仅作谈资——我知道，做学生的，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晚上熄灯以后，躺在床上，回味、谈论某位教授的逸闻趣事。我们当年做学生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深信诸位现在也是如此，这也是学生的“传统”。（大笑）但我们又不能仅止于此，还要想一想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

费孝通先生有一个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说：“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生活里边”有没有“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东西”，有没有“不可夺”之“志”，这是一个关键，要害：有了，你的心就有了“着落”，你的精神就有了“寄托”，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就总要有所“在意”，有所“守护”；没有，心无所系，精神无所寄托，你就没着没落，既无法“安身”，也无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么，一切都“无所谓”，也就自然谈不上要“守护”什么了。（全场活跃）

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曾昭抡这样的学者，学术，就是他的“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不可夺”之“志”。他对化学学科，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生命的承担，因此他愿意为之“拼命”，献身。前面说到的他的那些逸闻趣事，正是这样的拼命、献身，以至达到忘我境地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学术，学科，对于他，就不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谋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情感，精神，生命的寄托，依靠，是安身立命的东西。这就是这一代学者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现在的学者”根本不同之处。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讲这一代学者，知识分子，题目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也就是说，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担的。我还谈到这样的承担，是有三个层面的：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

我读这本《民国那些人》，感触最深的，也就是这“三承担”——让我们一一道来。

“铁肩担道义”：对社会、历史、民族的承担

这本书写到了几位以身殉道、殉职的学人、报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张作霖三十万元“封口费”而惨遭杀害的民国名记者邵飘萍。他有一句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想，“铁肩担道义”是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夺”之“志”的，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一个选择，认定：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谓“铁肩担道义”。

本书在写到被公认为“宋史泰斗”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时，特地提到他的老友季羡林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个词：“后死者”——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历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更是“后死者”与“先行者”的关系。因此，先行者对后死者有“托付”，后死者对先行者有“责任”和“承担”，后死者不仅要研究、传播先行者的思想、功业，还负有“接着往下讲，往下做”的历史使命。在这里，我可以向诸位坦白我的一个追求：我研究鲁迅，不仅要“讲鲁迅”，而且要“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鼓掌）。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承担意识；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历史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知识分子，学者，对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承担，我觉得在两个时刻，特别显得重要。一个是民族危难的时刻。本书写到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在北平沦陷时期就这样对启功先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另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马相伯在抗战时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挽联中赞誉他“生死护中华”，说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对民族文化的承担。

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所以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危难中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就越应该承担“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包括北京大学，就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堡垒，圣地”的作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因此，那些有节操，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在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我这样写道：“无论如何，老人们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够给人以温暖”，“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这样的人了——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了”，因为“经不起各种磨难，我们心中的‘上帝’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油腻和灰尘蒙蔽了”。这就是北大校园里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义：“幸而还有他，不然，我们就太可怜，太可悲了。当我陷入浮躁，陷入沮丧，颓废，绝望时，想起燕南园那间小屋里那盏灯，我的心就平静起来，有了温馨与安宁，有了奋进的力量。是的，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全场动容）

“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对自我生命的承担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所描述的三位教授的三堂课，我想称之为“最迷人的课”。

第一堂课，是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开设的《文选》课。刘老先生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有一天，他讲了半小时课，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同学们不妨想象一下：校园草地上，学生们围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间，当着一轮浩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这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第二堂绝妙的课是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考试课：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笑）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招待吃茶。（大笑）

这样的课，绝就绝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随心所欲，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态。因此，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这样的课堂里，充满了活的生命气息，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生命相互交流，沟通，撞击，最后达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与升华。这样的生命化的教育的背后，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全场活跃）

而将这样的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我亲自聆听的林庚先生的“最后一课”。当时我刚留校当助教，系主任严家炎老师要我协助组织退休的老教授给全系同学开讲座。林先生欣然同意，并作了认真的准备，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琢磨，讲课的题目都换了好几次。最后那天上课了，先生穿着整洁而大方，一站在那里，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后，他缓缓地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征博引，任意发挥，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记了时间。但我扶着先生回到家里，先生就病倒了。先生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课的，这真是“天鹅的绝唱”。（鼓掌）

我们现在再来仔细体会林庚先生的这段话：这是他一生做人、治学、写诗经验的凝结，是道出了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科学，教育，学习，以至人生的秘密与真谛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好奇”和“发现”：首先要保持婴儿那样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倾听，阅读，思考，去上你已经上了无数次的课，去写已经成为你的职业任务的文章，你就会不断产生发现的渴望与冲动，而且你果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这样，你就会有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觉，也就是每日每时每刻都在进入生命的新生状态。长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颗“赤子之心”。你们看，我们前面说到的老人，无论是曾昭抡，还是刘文典，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国那些人”，哪一个不是终生都完整地保持着生命的“赤子”状态？我曾经说过：北大“大”在哪里？就“大”在有一批大学者。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大”在他们始终葆有赤子般的纯真，无邪，对世界、社会、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别人评价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长时间的鼓掌）

这是能够给我们以启示的：那一代人，无论做学问，讲课，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这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本书就记述了这样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我记得这是后来成为巴金夫人的萧珊）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好玩。”（笑）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是对他的女儿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诚如作者所说，“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还可以补充一句：不是职业式的技术操作，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与自由。

当然，这绝不是要否定谋生的意义，如鲁迅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对物质利益、金钱的追求都是人应有的权利，所谓“安贫乐道”，如鲁迅所说，那是一种统治术，鼓吹者自己是不准备实行的。对这样的说教者，年轻人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但在生存、温饱基本解决，即达到衣食无虞以后，人在精神与物质上应有什么追求，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学者、教授，他们显然更注重精神对人的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的是“简单的物质生活与丰裕的精神生活”。他们不追求外在于自我生命的东西，因此，就能如孔夫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都是身外之物，是应该而且可以淡然看之的。

本书特地提到了费孝通先生对他的老师潘光旦的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话颇值得琢磨：“看重别人怎么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那其实都是虚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我们一再说，对自我生命要有承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许多人好像很看重自己，其实看重的都是一时之名利，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价值，反而是不关心，不负责任的，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民国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欢乐。“自己对不起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舍我其谁”：对学术的承担

关于学术的承担，前面在讲曾昭抡先生时，已有论及；这里再作一点发挥。

又是刘文典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故事：一日，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教授与学生都四处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就连忙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先生往城外跑去，一边高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笑）这时只见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转身怒斥：“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大笑）

这大概有演义的成分，但刘文典的“狂”却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下我来就是做学问的；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学者就是为某个学科而生的，如曾昭抡为化学而生，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为唐诗而生，等等。

因此，在他们眼里，学术就是自己的生命，学术之外无其他。哲学家金岳霖如是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具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翻译家罗念生，人们说他的一生，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古希腊。他自己也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都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平生的最大幸福。”他一生充盈着古希腊，用古希腊著作的精神来对待世界。儿子小时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和友人聚会，他讲的笑话全部不出古希腊；好友失恋要自杀，他劝好友：“去看看《俄底浦斯王》吧，你会明白人的意志多么宝贵。”（笑）他儿子回忆说，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父亲凑近他，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轻声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他的生命中有了古希腊，就足够了。18世纪，德国艺术史大师温克尔曼称，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罗念生的一生浸泡于其间，他的生命也获得这样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鼓掌）

什么叫“学院派”？这就是真正的学院派！什么叫“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以学术为“生命的自足存在”，才是真正的“为学术而学术”！没有生命承担的学术，谈不上真正的学术！

对这样的把握了学术真谛的学者，学术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学术状态中。这里又有一个“建筑史上应该记录的有趣的饭局”：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原来他发现，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这在餐厅建筑设计上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他总是随身带着量尺与小本子，以便随时记录。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著名记者邵飘萍也有这样的经验：记者要时刻生活在角色中。闲谈中，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新闻脑”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

这时时刻刻“倾注整个身心”，其实就是一种对学术，对自己的工作的痴迷。痴迷到了极点，就有了一股呆劲，傻气。人们通常把这样的学者称为“书呆子”，在我看来，这善意的调侃中，是怀有一种敬意的：没有这样的“书呆子”气，是不可能进入学术，升堂入室的。——望在座的研究生，切切记住这一点。（笑）

这篇讲话实在太长了，但我还有话要说。（笑）那就再简要地讲一点吧。（鼓掌）

我要讲的是，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教授，知识分子，就自有一种精神。在我看来，主要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

独立精神：“匹夫不可夺志”

还是先讲几个小故事吧。

1944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鼓掌）——有人说，这样的对话，“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鼓掌）

还是那位刘文典教授。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他在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希望的那样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鼓掌）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后人叹曰：“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鼓掌）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不仅“笑傲王侯”，对“洋大人”也如此。研究现代英美诗的叶公超教授在出任驻美大使时，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威尔（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弁而已。”（笑）

小故事里有精神。什么精神？孔夫子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气节和风骨也。（鼓掌）

我还要向诸位郑重介绍一篇北大校史上的不可忽视，却长期淹没的雄文，我也是在读本书时才知道的。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

作者说：“今人读之，拍案称绝，继而叹息良久。知识分子的尊严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官员尽可以发号施令，但请注意，我们不敢苟同更拒绝执行——此之谓‘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知识分子的矜持也应该是这样，不滥说成绩，但内心怀有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统的期许——故‘不必轻易更张’。”

我们已经有了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人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让我们永远怀想；而现在，面对冯友兰这篇“抗辩”雄文，所立起的“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标杆，不禁发出感叹：魂兮胡不归，大学之独立精神！（大鼓掌）

“还是文人最自由”

这是叶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他先当教授，后又去从政；但终因“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而弃官，回来当教授，于是，就有了“还是文人最自由”的感叹。——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但说“还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们在包括叶公超先生在内的这一代学人身上，还是可以看到一种自由精神：所谓身子被捆着，心灵是自由的。

这样的自由精神，在我看来，不仅表现在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传统“名士”的真性情，真风流，更是一种“大生命”的“大自由”。

我们谈到了这一代的“大承担”；其实，“大承担”的背后，是一个“大生命”的观念。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在他们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只要国家、民族、人类、宇宙有一个生命是不自由的，他们自己也是不自由的。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看到别人被杀，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的。因此，他们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包含着博爱精神，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的。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独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状态：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显得太委琐了。

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

读这本书，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民国那些人”的创造力，实在惊人。

请看这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后，他到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巴黎穷了。”（笑）后来他又去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笑）赵元任的绝活，是表演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语，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惊叹）人们说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恩格斯早就说过，文艺复兴是一个出“巨人”的时代，而思想文化学术上的巨人，是不受学科分工的限制的，是多方面发展的通才：而未来学术的发展，将越来越趋向综合，所呼唤的正是新一代的通才。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北大西语系的吴兴华教授也是这样的多才多艺的通才、全才。别的不说，他打桥牌的做派就是朋友圈里的美谈，十足“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他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笑）——你可以说这是“逞才”，但却不能不叹服其过人的才气，而才气的背后，是充沛的创造活力。逼人的才情，逼人的创造力，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就够了。

面对这一代思想学术上的创造，我常想：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真的是无穷无尽，无穷无尽！在前辈面前，我们也不必自惭形秽，因为就人的本来的资质而言，我们并不缺乏创造力。前人做得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志气。

把“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

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

这就是“民国那些人”：这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这是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因此而成为民族的脊梁，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的顶天大柱，并且如鲁迅说的那样，为我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作为后人，得以得到这一代人精神的守护与滋养，是人生之大幸。但斯人远去，黑暗依在，只有我们自己来肩住闸门，自己来承担，自己来坚守前辈留下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是你们这一代，“80后”的这一代的历史使命，也是你们“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一个关键。

我最后要说的是，体现在这一代身上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北大精神，所要倾听的北大真声音。追随这样的北大精神，倾听这样的北大真声音，将把我们带入人生的大视野，大境界，大气概——如果我们只是咀嚼一己的悲欢，并且视其为整个世界，我们就太卑琐，太可怜了。但我们还要自觉于，善于把这样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北大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落实到具体而微的生活实践中，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恰恰是北大人的一个弱点，或者说一个误区，甚至成了北大人的一个历史包袱。今天的北大人，不仅有继承北大精神的责任，还有克服北大的历史积弊，成为既目光远大，又脚踏实地的更为健全的新一代北大人的使命：这都是“后死者”应有的历史承担。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鼓掌）

钱理群，1939年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1981年获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心灵的探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周作人传》、《1948：天地玄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