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股市跌破4000点后，政府是否应该救市的问题也变得微妙起来。这从中国证监会范副主席日前就股市前后两次自相矛盾的表态中体现了出来。13日，也就是股市首次下探3900点的时候，范副主席表示中国证监会并不会承担“救市”角色，不会重蹈“政策市”覆辙，但到了15日，又有媒体报道，范副主席说他从未说过政府不救市，是媒体误解了他的意思。
范副主席是否讲过政府不必救市之类的话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市场为什么相信了媒体的报道。我想原因还是出在范副主席和监管部门身上。在平安再融资导致股市大跌后，证监会又开始对基金发行放闸，市场本来将此视为管理层的救市举措来理解的，但范副主席偏要打破这一幻想，否认这是救市之举。而随着两会的召开，市场原本也盼望着两会能够给股市带来一些利好消息，特别是对降低印花税寄寓了很大期待，但股民等来的，却是财政部安排今年征收印花税1945亿的计划，与去年大体持平，这表明这个最有可能出台的救市手段至少在两会后不会推出。联想到美联储几次降息尤其是最近一次联手欧洲央行注资2000亿美元的救市豪举，市场自然也就对监管部门的救市之心彻底失望了。
其实，不光是管理层对股市跌破4000点后是否救市有一种复杂的心态，在专家学者以及机构、股民之间，分歧也很明显。在一些唱空派看来，政府就根本不应救市，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股市涨跌乃市场行为，既然投资股市，就应对股市下跌有心理准备，所谓买者自负，不能动不动就指望政府干预；二是政府干预也起不到多大作用，美联储的几次降息就是证明；三是目前点位救市已无必要。
对后一个原因，如果确实有证据证明目前点位没必要救市，那么我也赞成不救市。但在股市跌破4000点后，我们见到的还是更多看空的言论，像谢国钟等，甚至唱空至2000点。股市是一种信心经济，当大家对这个市场都没信心时，它就会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功能，也就是说，当你看空到2000点时，它就真的会跌到2000点。若股市实现谢的预言，不仅对市场参与者是一场灾难，对整个国家也是一场股灾。所以，我认为，政府应该救市，也必须救市。
当然，我说的政府救市，原因还不只于此。范副主席在前述的证监会不承担“救市”角色的表态中，一再告戒大家要对中国股市充满信心，并举了三条理由来说明。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在看得见的将来股市能够上涨。如果说股市100年后会涨到10万点，光明是光明矣，可也等于废话，谁也不会将股票握在手上100年不卖。目前的问题就在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从紧的货币政策正在使中国经济的增速和上市公司的利润受到影响，另外，市场监管的水平也远远谈不上完善。当市场自身不能内生出信心时，就只有通过政府之手从外部给予市场以信心。
诚然，政府干预会产生一系列消极后果，加剧股市对政策的依赖，但正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一样，如果医生不给他加大剂量极可能就会死去，那明知有副作用也必须用药。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只有等到这个病人身体康复后再慢慢通过其自身的锻炼使体质强壮起来。跌破4000点后的中国股市就是这样一个病人。所以，政府此时不能袖手旁观，保持“中立”，除非我们是不想要这个股市。
中国股市的“政策市”特点及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与崛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决定了股市遇到危难时政府不能撂挑子。股市从产生到现在，虽然经过多次改革，市场化有所进步，但从企业申请上市开始，一直到再融资，哪个环节不是要经过政府的审核？既然股市的涨跌都是政策干预的结果，政府岂然置身事外？况且，像印花税，本就极不合理，为什么不能下调甚至取消？另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要抓住国际经济发展的机遇，深化国资体制改革和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巩固商业银行改革成果，推动资本市场金融制度创新等等，都非有一个强健的股市不可。
当然，我主张政府救市不是要求管理层非要像美联储一样，降息或给股市大规模注资，政府只要对目前的股市发展态势，清晰地表明救市之决心，以给市场明确的预期即可。但我们看到，股市从6123点的高位跌到5000点，市场没见到这样的救市预期；从5500点再跌到4500点，也没见到；如今，从5000点跌破4000点，还是没见到。监管层的此种姿态，无疑极大加剧了市场的恐慌心态。
我不知道监管层为什么惜言如金，不肯明确表达救市之意图？是担心救市没效果吗？果真这样，我觉得大可不必。政府救市了，表明政府确实努力了，在为这个市场和人民负责，如果因此达不到效果，人们也是不会怪政府的。但如果政府没救市，或者虽然也在救市但却使市场误以为没在救市，那么人们肯定会把怨气出在政府身上。
总之，借用一句俗话，政府救不救市是一个态度问题，救市效果如何是一个水平问题。水平问题当然要考虑，但态度问题更关系到政府的信用。事实上，只要监管层清楚地表明救市的决心，股市的很多问题市场自身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