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最后十余年是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袁世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等众多历史巨变交汇的苦难年代，旧时代夕照犹存，新时代曙光未露，那是一段青黄不接、动荡飘摇的暗淡岁月。清末预备立宪这项政治活动除了具有它的保守和欺骗的一面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它的积极意义。辛亥革命之前的这10年，竟是近百余年来中国历史上公民自由度提高最快的时期之一，这10年里，一般民众的经济自由度大为提高；现代教育体系初步建立；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逐步确立，民主政制初见端倪。

清末预备立宪这场宪政改革涉及的内容极其庞杂，触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造成极大混乱的同时，直接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并为摧生新的政治制度作好了准备，在客观上开创了中国政治的近代化进程，也给国人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民主政治启蒙教育。预备立宪大大传播了宪政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能力的知识分子，为我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在实行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清廷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缩小了皇帝与国会之间的权力比例，调整和改造了君主专制制度，直接冲击了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不自觉地向政治近代化建制迈进，是中国二千年封建与专制制度第一次向“宪制”的过渡，是中国封建与专制社会的第一次政治改革，也是中国封建与专制向“宪制”的第一次和平过渡。

与梁启超、杨度等学者相比，同时代的清末政府要员对立宪的理解要粗陋的多，但是，由于他们是操权柄者，他们的观点直接影响了最高统治者的决策。预备立宪是西方宪制制度在中国的最初试验，这些政府要员是这场试验的组织者和实践者。无论是缓行还是速进都折射出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思考。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原是一个“国家强于社会”，且长期一成不变的封建历史，这种社会形态很难克服它自身的惰性，运行于这个定型之中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原则，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识分子的思维逻辑，伦理与价值观念的社会基础等等，均稳如泰山，丝毫未动。因此我们传统社会的发展，便是在婆媳之间作恶性循环，兜了两千年的圈子。但是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会发生瓶颈淤塞的现象，如果冲不出瓶颈，则只有老死，横死，或老而不死，带病延年，慢慢拖下去（引自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封建历史发展到晚清，正是处于这样一个“瓶颈”之中，当“扩张者”有一天变成了“被扩张者”，积弱的结果即已经说明了文化的衰败，当它再也无法面对新一轮的挑战时，新的转型即将开始。中国近代史即是衰势文化对优势文化的让步，是传统文化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的挑战，被迫做出的又一次“社会大转型”。但是转型常常是被迫的，无奈的，它不被逼到山穷水尽之时，它是作不出有效反弹的，所以转型既是痛苦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的，是一个缓慢迂回的过程。行百里者半九十，翻车多在家门前，历史的转型决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的突变。它是缓慢的，经验累积的，分阶段前进的渐变。穷则变，变则通。其程序是迂回曲折，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后才能摸索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制度。因此，清末主张立宪的政府要员在预备立宪中的行为和对立宪的思辨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一百年前的人，但是，这些政府要员对立宪的思考和践行所留下的教训和经验至今对中国的宪政化进程都是难得的财富。（作者：王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