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诒与杨度

——同幕争宠忙与闲

中国读书人几千年来受儒家 “修齐治平”思想的浸染，大多习惯于将几十年修练一身的才情投向官场，人前扮成 “谋道不谋食”的精英模样，顾盼自雄。而究其实际，能于天下有补、苍生有益者寥寥无几。

其因何在？不在儒家情怀本身不好，而是在专制独裁的行政体系之下，社会资源分配权掌控在少数强梁人物手中，一介书生立身谋食尚且不易，焉能为天下人谋道？因而中国历史上那些原本满腔热血的读书人最后很少不沦为强梁人物圈养的角色：帮闲或帮忙，偶遇不淑，还要等而下之堕落为帮凶。

就民国而言，杨度和梁士诒所扮演的正是这类角色。

杨度是湘人，梁士诒是粤人，原本挨不上边，却因同时出现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先后被袁世凯圈养幕中。

与杨度一样，梁士诒也是民初一尊人物。

梁士诒，字翼夫，号燕孙，1869年生于广东三水，早年曾随父就读于广州、香港，眼界大开。1889年与梁启超同学于佛山书院，当年参加乡试，同时中举人。此后梁士诒两次赴京会试均落第，不免心灰意懒一度南归，在乡搜罗时务新书和各类西方译本，着重研究财政、河渠等经世学问，为他日后执民国财政牛耳奠定了基础。1894年，梁再次进京赴考，终于考中进士，以二甲第十五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同年10月甲午战败，梁士诒热血上涌与30多名在京士人联名上书，指责李鸿章备战不力，俨然是清流派领袖。

1895年梁氏升为编修，随即告假回乡，受聘为凤冈书院主讲。两年后返京先后入武英殿、国史馆、编书处。1900年夏，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梁士诒为避战乱再次回乡，仍入凤冈书院主讲，后梁氏将该书院改为学校，算是创办了三水县第一所新式学校。

梁士诒的名字与杨度第一次联系在一块，是在1903年，他与杨度一起参加该年清廷举办的“经济特科”考试。

所谓经济特科，是清末新政特设的科举科目，目的旨在选拔“洞达中外时务”的新型人才。该科原由贵州学政严修于戊戌变法时期仿康乾年间的博学鸿词科提议设立的，后变法流产，此科未及施行便被慈禧宣布废除。1901年9月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宣布实行“新政”， 新政中有一条就是宣布恢复先前被废的经济特科。1903年经慈禧太后亲自下诏，清廷在保和殿进行了第一次经济特科进士选拔。各部、院长官和各省督抚、学政纷纷保荐自己看重的青年才俊参加考试。

梁士诒和杨度的保荐人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而当年主考官也是此公，两人很给张之洞的面子，在186名取27人的淘汰赛中，分列一等第一名和第二名，相当于状元和榜眼。

梁杨二人获悉后高兴非常，免不了要相互道贺一番，由此结下了不了之缘。

孰料高兴太早，张之洞有一政敌名叫瞿鸿禨，见状元榜眼均是主考官张之洞保荐的人，十分不快，于是便暗中使绊。

按照惯例，每科考试发榜前，清廷当家人照例要询问一下一榜头几名的来历。瞿鸿禨是慈禧身边的红人，时为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充政务处大臣，位在六部之上，所以慈禧有问，自然顾他。

瞿鸿禨早把慈禧的心思揣摩透了，于是便胡编一套说辞凑答：

“梁士诒乃梁启超之兄，与孙文同县，又和康祖诒（康有为的字）名字最末一字相同，梁头康尾，其人可知。”

慈禧那会最忌的便是康梁维新派和孙文革命党，一听之下，老脸一黑说，此次经济特科擢拔一等五名是“选士不严，品流庞杂”，着令推翻重来。结果五名仅取一人名列第三的探花张一麐，梁士诒的头名状元资格自然被责令取消。

最倒霉的是紧随梁氏之后的杨度，因早年热心新学进过时务学堂，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有师生之谊被顺带翻了出来，惹恼了慈禧，结果除名之外更遭通缉！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杨度与梁初次相识，便遭此劫。不知是否受此影响，此后两位“准同年”非但没有建立起友谊，相反却成为一对同幕争宠的政敌。

此后，杨度化妆逃亡日本，周游于留日学生中间，因其口才绝佳，又好高声大言，议论时政，所以不久其住处俨然成了“留学生俱乐部”，一时备受瞩目，特别是1906年受同乡熊希龄举荐与梁启超一起为清廷留洋考察宪政五大臣执笔撰写留洋考察报告，更使杨度声名鹊起，竟成蜚声海内的宪政专家，引起了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注意。

庚子役后，满清朝野深受刺激，为奋力一搏，同时也是意在缓和国内外矛盾，消弭革命，维持统治，开始在一批督抚的支持下陆续推行“新政”，诸如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兴办学校等等，亟需大批新型人才，因此清廷不得不改变过去对立宪党人一味排斥的政治态度，所以对杨度等人既往不咎。

1907年杨度回国，恰逢伯父逝世回乡办理丧事。袁世凯关照湖南地方好生相待，一俟丧事办完，便联名张之洞保举杨度进入清廷宪政机构任职，从此便把杨度这位宪政理论家和政治言论家的心拿住，使之堕入袁幕，成为一名为袁圈养的策士。

相比杨度，科场惹祸后的梁士诒运气要好得多。

由于未受通缉，梁便留在京师。自然，梁集老翰林与新状元于一身的名气又引来“好揽人才”袁世凯的注意。不久，袁世凯示意亲信天津海关道唐绍仪聘梁到天津任北洋编书局总办。梁在任上，适逢清廷打算按西式办法编练新军，袁世凯为谋主持位置，一方面积极游说满洲贵族大肆渲染自己为朝鲜王室编练新军的业绩，另一方面组织人马东拼西凑出一本《袁世凯兵书》，以便向清廷证明唯有他最有经验和能力主持编练新军工作。据说，袁氏兵书多出自梁士诒的手笔。1904年秋，唐绍仪被清廷委任为议藏约全权大臣，奏调梁士诒出任参赞协助。次年初出使印度，两人经数月努力，中英签订了《续订藏议条约》，确认中国对西藏拥有领土主权。期间，梁士诒派人调查印度鸦片的种植、制炼、税收等情况，写成详细报告，并拟订各种禁烟方案。由于办理外交得力，梁士诒愈发得到袁唐二人的赏识。

与杨度以宪政理论家和政治言论家扬名不同的是，梁士诒在北洋时期被人视作是交通系领袖和著名的财政精英。

晚清时期，兵连祸结，内需变革百业待举，外与列强角力屡败屡赔，特别是庚子役后高达4亿多的战争赔款“分摊各省，逐年偿还”，更是重创了作为中央赋税主要来源的各省财政，使得“赋有常经，差无定额”的清廷入不敷出，陷入到巨大的政治危机之中。显然，彼时企图单纯依靠“加征田赋附加和徭差银”等传统赋税手段已经无力缓解这一经济政治军事等多种因素交相导致的统治危机。

为摆脱危机从根本上扭转局面，1906年前后，在袁世凯等人的倡议和支持下，清廷为“轻外患、弥内乱、固皇位”开始推行“以宪政为旨归”的新政，先后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进行一系列变革。

经济方面，成立了以载振为尚书的商部，先后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奖给商勋章程》和《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明确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文化方面，废除科举、明令各地兴办各级各类西式学堂，倡明自然科学和近代军事知识。

政治方面，改变官制，除保留内阁、军机处、外务部、吏部、学部名称职责不变外，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统一管理国家财政。太常、学禄、鸿胪三寺并入礼部。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并入，相机设立海军部及军谘府，未设以前，均归陆军部办理。刑部改为法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工部并入商部，更名农工商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增设邮传部，统辖交通四政即铁路、航运、邮政、电报四大实业，作为征管四政收益的专门机构。

虽然清廷的上述改革气魄宏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奈何大势已去为时已晚，究其政治效果，除了培养出一班政治上紧跟袁世凯这个北洋首脑的买办分子，已无济于局面的根本好转。

梁士诒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缘着铁路逐渐接手交通四政，最终将之打造成一个财力雄厚的政治集团，成为北洋时期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交通系首领。

梁氏进入交通系统，同样源自于袁世凯对他的赏识和唐绍仪所给予的信任。

追溯起来，交通四政还是在李鸿章等人扶持、盛宣怀一手操办起来的。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承其政治衣钵，为培植北洋实力集团亟需掌控财源，于是便变着法子从盛宣怀手中接管了李盛二人联手创下的所有近代实业，交给自己的亲信主导。

在各类实业中，交通四政办得最有成效，而四政之中，前期尤以铁路营运获利最多。 所以袁世凯接收后便举荐亲信唐绍仪为邮传部铁路督办大臣，统管京汉、泸宁、道清、正太、汴洛五大铁路，至于具体事宜唐绍仪则全面放权给助手梁士诒，不久清廷在邮传部专设五路提调，由梁出任，至此梁士诒的管理才能和理财本领得到进一步展现。

早期中国的铁路多为列强把持不放，除了铁路运营本身能产生的巨大收益外，还可以打通攫取中国利权的路径，获得超出经济范畴的政治权益，带动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扩张。因此清廷所谓的督办也好提调也罢，实质上是替洋人打下手。但梁士诒接手路政之后，接连砍了三板斧，一举改变了这种弱势局面。

第一板斧对外交涉，收回主权，通过发行公债，还清借款从比利时人手里赎回京汉铁路1300多公里的路权。

第二板斧设立交通银行，解决以往借款办铁路，由外国银行分储汇划造成损失的弊端。

第三板斧增筑铁路，扩展线路，清理积弊，增加收益。梁前后主持路政四年，铁路由五路增加京奉、广九为7路，后又再筑津浦、吉长、株萍扩展为10路。

在三板斧的基础上，梁着力打造交通银行的品牌信誉，等到辛亥年间清廷迫于革命形势，重新启用袁世凯为战时内阁总理大臣时，梁已升任邮传部大臣。梁充分利用手中职权，将与铁路、航运、邮政、电报四政有关的一切资金全部划归该行经营，使得交通银行成为近代中国两大发钞行之一，地位仅次于户部所办的中国银行前身大清银行，风头一度甚至盖过了后者。

南北和议达成，袁氏窃得权柄，接任大总统，梁因“主持内外，厥功甚巨”被袁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彼时总统府秘书长，承上启下，联系内外，对内是沟通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桥梁，对外掌管各省行政长官与大总统之间信息往来，加之梁身兼交通银行总理有实际财权，因此梁瞬间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参与机要，掌管内政、外交中枢大权。据说时人晋见大总统但有请示而袁不能答皆曰：“问梁秘书长去”，因此府内上下背后皆呼梁为“二总统”，外人亦说梁乃“袁之钥匙。”而同时期杨度却由清末袁世凯内阁时期的学部大臣降为民初参政院参政，完全是幅闲差。

这一着在外人看来，彷佛梁在袁世凯幕中的地位大大超过了杨度，但细想之下，其实不然。袁世凯的这番安排是源于他对梁杨二人专长的了解，故而在政治作用上寄予二者不同期望所致。

梁擅长理财，为人内敛，机警过人，八面玲珑，见风使舵，能巧妙周旋于各类人物中间，加之把持交通实业多年，部属同党甚多，可谓财力雄厚，人脉丰富，所以袁世凯希望梁在筹措秘密资金服务政治的同时，替他游走台前，打点人际，调解纷争，发挥润滑剂的作用。而梁也确实不负所托，在袁期望的两大领域应付得无一不好。

袁世凯窃国之初，政治上收买人心，分化南方革命党势力，军事上买枪造炮，扩军备战，壮大实力，为消弭将来称帝可能引发的南北内战作准备，加之袁世凯的手面向来阔绰，于金钱上从不计较，所以往往一出手便是巨款！聊举数例便知：

第一、赠金陈其美、宋教仁等南方革命党要人，逢人出手便是50万银元；让孙中山督办全国铁路，所拔活动经费100万，后来买凶杀陈其美又花费70万。

第二、让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撰写一篇《共和与君主论》为其称帝张目，出手又是50万（买通另一顾问日人有贺长雄发表《新约法论》想来出价亦不低于此）；不让梁启超发表反帝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又甩手20万；

第三、拨给杨度等人作为筹安会的研究经费，总计高达300万；

此外，袁世凯称帝光筹备登基大典前后花费达2000万，对南方用兵又耗费1000万。

诸如此类开支项目，数不胜数。而民初各省自治财政独立，中央财政几近破产，维持政府日常支出尚须向外国举债，遑论其它。可梁士诒这尊财神却有求必应对付自如。

一次袁世凯对梁士诒说，如今资金紧缺，交通部总要想些法子才好，梁接话道：

“请总统吩咐，要多少才够？”

袁世凯说，每月总需四十五万才好。

梁一拍胸脯说，那就五十万好了。

轻松爽快，嘎崩干脆。从此交通部每月果真按时如数缴出，俨然成了袁世凯的秘密小金库。

梁的办法无非三条：其一想方设法向列强举债。当时列强各国为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特意达成协定：不许借钱给中国打内战。但梁士诒变通手法，不以国家的名义，而以治下交通实业为抵押，巧立名目总能变相搞来贷款；其二利用交通银行作为融资平台，吸纳散户游资，发行国内公债；其三指使交通系亲信贩卖烟土。招招简单却见功力，皆非一般人所能为。

至于协调人际，调度资源，更是梁的专长。武昌起义阶段，袁远在前线，独留梁氏在京部属一切，万千事务压于一身，而梁皆能按轻重缓急处理得无不妥贴恰当。二次革命时期梁派其弟游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一事亦获成功。可见梁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所以袁世凯看梁士诒，既有书生形象又不乏政客手段且无政治家野心，因此是须臾离开不得的。

而于杨度则不然。本来袁世凯极为赏识杨度的才学，特别看重他的宪政专家身份，帝制共和两种政体于中国何者有利，其弊何在，别人搞不大清楚，杨度才气纵横，雄辩滔滔，三言两语便说得明白晓畅，使听者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莫不以为“非帝制无以救中国”。尤为难得的是，杨度的政治主张与自己的帝制野心正好配套，所以袁世凯最初于杨度怎么看怎么顺眼。

一次，袁世凯与杨度单独议事，忽然偶起一问：“阁下睿智英明，知深虑远，请问，立国之道，帝国、民国两种国体，何者最适合我泱泱华夏？”杨度略微沉吟，郑重其事地说：“民主共和是世界潮流所趋，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乃为不可争议的定数。但以中国国情而论，民智未开，政治未修，文盲充斥，思想闭塞，建设落后，比之西方，差距何止百年。不过为政在人，有贤能之政府，就有国富民强之希望，帝国、民国谁为是，谁为非？总归一句话：‘事在人为。’”

杨度虽未明言，但政治立场明显倾向帝制。加之此前杨度提出的“金铁主义”也颇合自己脾胃，所以袁世凯倍感欣慰，愈发觉得杨度便是自己将来推行帝制的首席幕僚长，所以他特意安排杨度做参政院参政，不让一般部务缠着杨度，同时也是因为世人皆知杨与自己关系太近，有意教他由台前走到幕后，一方面作为高参为自己决疑策划，另一方面以权威相号召，撰文鼓吹，为自己最终登上皇帝宝座调动舆论，诱导民意。

但杨度其人，或是不明就里未谙老袁真意，或是性情使然不甘隐于幕后。

一个人少年时期即受大名士的赏识和影响，极易形成自视甚高，狂放大言，不甘寂寞，卖智招摇的心理特质和行事特点。

杨度正是这样的人。

比及壮年，在“帝王术”和“宪政立国”理念的交相毒害之下，杨度更加自大，到处摇唇鼓舌，轻惹是非，总以为四海滔滔无高士，宰相人才我为先，若无杨度则“如袁大总统者何”，“如天下苍生者何”，“如国家政治前途者何”，一副“袁世凯做皇帝、他杨度做宰辅，两人将来共天下”的姿态。

此等形态肆意流露，有时未免太过喧宾夺主，漫说袁世凯乃一代枭雄，就是一般幕主瞧着也不舒服。

杨度非梁，不能如袁所愿的事例翻书可拾。

有次杨度召集筹安会“六君子”聚会。胡瑛说：外间皆呼我等为大总统的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答道：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毓筠则说：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复曰：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

四位干将每人一套说辞。不想第二天筹安会的“走狗论”传遍津京，天津《广智报》甚至据此发表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中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

一事未成，满城风雨。试想袁世凯倘若看到此等漫画，如何不恼杨度主导下的筹安会。

梁士诒却大不相同，极富机心，长期把持遥控交通系不放，政治上不能说毫无野心，但梁“状貌忠厚”，万千机敏密藏心底，喜怒哀乐未尝形于辞色，加之精通英语，长于交涉，既有财力又有人脉，能办别人不能办的事。

两相比较，梁更符合袁世凯“貌拙心敏、有能力之官僚”的取材用人标准，因此最终不免就汤下面，在政治权力分配上真的褒梁抑杨了。

本来梁杨两人天赋聪颖，各有专长，政治上梁前杨后一同投身于袁世凯，成为袁世凯帐下两大重要幕僚，可谓前有试缘后有业缘，因缘不浅，因此即便不能成为朋友，也不至于成为政敌。

但梁杨两人失和，却是民国初年不争的事实。

1913年7月，同乡熊希龄组织名流内阁，为还杨度当年代他捉刀撰写五大臣出洋考察报告的人情，有意让杨度担任交通总长，然而此职历来被梁士诒视为禁脔，岂能允其染指！于是梁士诒便对袁世凯说 “门外汉如何掌交通”，结果杨度美梦成空。熊希龄深感有愧转而又请杨度屈就教育总长这一闲差，说得也很客气“权当是给老朋友撑撑台面”，杨度忿忿不平把对梁的一腔愤恨化成一句话撂给熊希龄：“我帮忙不帮闲”一口拒绝。此外，杨竭力推荐自己在长沙时务学堂的同学蔡锷为陆军总长，最后也因梁士诒从中作梗没有成功。

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授意成立“约法会议”，炮制出一个“字字皆袁氏手定”的所谓《中华民国约法》以取代《临时约法》，从宪法上将自己变成终身总统。“约法会议”成立之初，袁有意把议长一席授予梁士诒，杨度在旁看似随意的一句提醒“燕孙乃国民党首领，国民党支部遍布全国”，袁世凯马上明白其意乃改口说：“他不适合做这事。”就这样，杨度利用梁与国民党成员大都关系较好为袁世凯所忌，放了一枝冷箭报了旧岁之仇。

由此，两人较上了劲。

1915年8月，杨度为把袁世凯推上皇帝宝座，实践自己的君主立宪政治理想和“帝王术”理论，将来好附骥龙尾，宰辅天下，因此特意联络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自任理事长。成立之日，杨度还堂而皇之地发表了一通宣言：

“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 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渭 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 安漠视，坐待其亡。度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安。”

“筹安会”打着“学术团体”的招牌，假说“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 ，“筹一国之治安”，实则挂羊头卖狗肉，诱导民意，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提供理论依据。

孙、李、胡、刘四人均为老同盟会员，曾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而刘师培与严复更是闻名海内的大学者，外加杨度这个宪政专家，所以颇有社会影响力。因此该会成立之初，袁世凯“极为欢悦”。但很快老袁就发现，杨度有书生的意气却无英雄的霸气，10万大洋的筹办经费一个月未到几近花光，而自己能否当上皇帝，照杨度的做法还得“以民意相从违”。老袁都五十六岁了，能否突破袁家男人“五十七岁寿限”尚未可知，加之杨度野心勃勃，身边谋臣多有“提醒”，老袁并不放心，因此老袁决心抛弃杨度，有意让既有财力又有人缘的梁士诒出面推动。

梁不愿尾随人后，助杨成功，乃于筹安会成立月余后另行发起成立了另一个帝制行动团体，名字比 “筹安会”要实在的多：“全国请愿联合会”，来他个“实际劝进”而非“政体研究”。比照“筹安会”例，梁士诒也公开发表一通宣言：

　　“民国肇建，于今四年，风雨飘摇，不可终日，父老子弟，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自顷以来，廿二行省及特别行政区域暨各团体，各推举尊宿，结合同人，为共同之呼吁，其书累数万言，其人以万千计，其所蕲向，则君宪二字是已！政府以兹事体大，亦尝特派大员，发表意见于立法院，凡合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之请，代议机关，所以受理审查，以及于报告者，亦既有合于吾民之公意，而无悖于政府之宣言，凡在含生负气之伦，宜有舍旧图新之望矣！惟是功亏一篑，则为山不成，锲而不舍，则金石可贯。同人不敏，以为我父老子弟之请愿者，无所团结，则有如散沙在盘，无所榷商，则未必造车合辙，又况同此职志，同此目标，再接再厉之功，胥以能否声合进行为断；用是特开广坐，毕集同人，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议定简章凡若干条。此后同心急进，计日成功，作新邦家，慰我民意，斯则四万万人之福利光荣，匪特区区本会之厚幸也。”

入会人员段芝贵、袁乃宽、阮中枢等较之“筹安会”诸人更为显赫。

该会成立之后，很快行动起来，通过吃请、送钱、邀去看戏等手段，组织上自王公遗老、各省将军、巡按使，下至行业把头、引车卖浆者流，诸如人力车夫、乞丐甚至妓女，成立各类请愿会，纷纷上书请愿，要求尽快选出国民代表投票解决国体问题。说白了就是抛弃现行共和体制，让袁世凯如愿以偿登基称帝。

一时间，请愿书铺天盖地，“民意”电接二连三，到内务府高喊要袁世凯做皇帝的人都排成了长龙，形成了全国性的请愿拥戴大风潮。正可谓声势风头一时无两，早把“筹安会”挤兑得冷冷清清靠边站了，让袁世凯处处可见“实干家”与“言论家”的不同。

杨度见梁士诒夺其首功，极为愤怒，遂于10月通告会员，改为宪政协进会，以示跟进，可终究落于梁后，在政治上愈加被袁世凯所疏远。结果，杨度“帮忙”一角为梁争去，自己沦为“帮闲”。

其实杨度有所不知，梁与他争宠之心固是无疑，但却不愿在帮袁称帝一事上与他相争，因为梁的政治立场倾向共和而非帝制。

可悲的是，中国读书人但凡依附强梁、寄志或谋食他人，必有三病：第一邀名固位，第二同僚争宠，第三身子骨弱。

助袁称帝，梁杨二人固有争宠于幕术之意，但在杨度更多的却是为了邀名固位，而在梁士诒却是身子骨弱。

梁士诒在袁幕中虽说以财力与机巧胜人一筹，但处高风大，同僚者在袁面前煽阴风，促其跌倒者又岂会少？何况奴仆势大为主所忌而予以打压，也是史书常载之事。袁氏当国之初，即在财政上将善后大借款一事专付故人之子周学熙，不让梁插手，以减轻对梁的依赖；称帝之前更是频下辣手打压梁士诒，一来稍抑众人妒意，二来防其做大，便于掌控，当然最终目的还在于促其转变政治立场镶助帝制，所以袁世凯暗中连发三镖，镖镖击中梁士诒。

第一、釜底抽薪，改组内阁，迫梁辞职。

1914年5月，袁世凯自定《中华民国约法》，欲强化府制，改责任内阁为总统制，撤消国务院，于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以旧日交好徐世昌为国务卿，协助自己直辖各部总长。当该约法正在交议时，梁表示反对说，何如扩大总统府秘书厅，以容纳贤才。袁闻后以目射梁，良久不发一言。联想此前袁世凯当面警告梁氏勿要轻慢各省军政长官及北洋师旅长一事，梁氏深知自己以为袁世凯所忌。结果徐世昌到任，梁的另一政敌杨士琦得势，梁被迫放弃秘书长职位，离开总统府，以后则转任税务处督办。这一职务安排，颇有重其术而轻其人的意味，与先前人术并重大不相同。

第二、指使他人，制造参案，烧梁后院。

1914年6月，前任津浦路北段总办、现任肃政史孟玉双和津浦路总稽核金恭寿罗列十大营私舞弊罪名，联名参奏梁的部下、交通系要员之一的津浦铁路局长赵庆华（系赵四小姐的父亲）营私舞弊。该案发生后，最初对梁压力不大，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乃令人不断扩大，最终连带涉及到京汉、京绥、沪宁、正太其它四路，所以史称“五路参案”。 袁世凯闻听此案，立即责成新任国务卿徐世昌督人查办，将火烧向梁遥控的政治后院交通部。结果交通系五路局长全部成为“问题局长”离职听审。交通大参案发生后，袁曾对梁说：“参案原来有你在内，我叫他们除去你部分。”此话乍听之下彷佛表明大总统爱梁之心依然如旧，但仔细推敲，不觉冰凉刺骨，大有寒意。所以参案发生后，梁士诒乃请病假，小憩翠微山。

第三、紧锣密鼓，打草惊蛇，逼梁自救。

1914年7月间，因陆军总长段祺瑞、财政总长熊希龄均反对恢复帝制，袁世凯又一手策划了“三次长案”，使人抓陆军次长徐树铮、财政次长张弧的辫子，顺带又翻出五路参案，将交通次长叶恭绰同时拿下，目的是挟迫他们的顶头上司三总长。结果段祺瑞辞职，以王士珍代之；陆军次长徐树铮、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张弧免职，唯独留下交通次长叶恭绰，责其停职候传，与五路局长一起待审。不久，梁便接到消息，说若要缓解五路大参案，只须为帝制出力即可。事已至此，梁为自救，不得不出牌表明态度了，所以一方面使人贩卖6000箱鸦片，筹款2700万为袁筹备登基大典经费，另一方面发起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结果五路大参案一笔勾销，当事人唯赵庆华略受薄惩，其他几人大都无事，可谓“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袁世凯这一记“不射人，只射马”的阴着委实厉害，梁士诒政治上除了乖乖就范别无活路。

这和袁世凯看透杨度施展“帝王术”手段欲“与袁氏共治天下”之心，从而牵住杨度的鼻子，使其不遗余力为其称帝张目，但最终却抛弃杨度的做法，是如出一辙。

俗话说，跟着屠夫翻肠子，跟着秀才做娘子。自古读书人入幕西宾，飞针走线为人作嫁衣，结局好坏甚少取决于己。梁士诒与杨度跟着袁世凯那样的枭雄，无论是争着帮忙还是抢着帮闲，结局难免一样：成为帮凶。所以袁世凯一死，梁杨二人作为“帝制祸凶”遭到通缉，尽管这种通缉只是段祺瑞等人迫于南方反袁力量压力下的装样子，不久便取消了。但作为时代精英两健儿，梁杨二人为争袁世凯的宠信斗来斗去，都未能面向光明，用冠绝一时的才华本领推动时代朝正确的方向前进一步，做出有益国事、为民谋福的事业，却争来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让后世读书人思之，岂不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