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 薯 卫 星”向 天 国

——山西新绛亩产1139789斤“红薯卫星大王”闹世记(2)

余 习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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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红薯“卫星大王”问世记

次日早上，陈俊哲、陈廷梧、刘继高、孙振民一行驱车赶到了东方红人民公社。公社党委书记张有奇等人连忙上前迎接各位领导。听完关于放大“卫星”的计划和指示，张有奇也是兴奋地一头扎了进去：“是，是，要放就放个大的！”接着又叫公社农工部副部长卫兴贵，陪同地、县领导去行云庄先行安排。
地、县、社三级领导人到了行云庄，当即召集公社主任刘文生、队支部书记行步云、会计行永耀开会。

卫兴贵向三人说明了来由，孙振民传达放大“卫星”的领导精神，陈俊哲、陈廷梧两位专署领导又大吹一番放大“卫星”的重大意义。三位社队干部听完，真是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陈俊哲要他们报红薯产量数字。三位基层干部说：“要放大卫星，那有这么大的数字呢？”陈廷梧说：“总得有基数，没有，帐就没法算。要大的，要110多万。”会计行永耀出去一会儿，拿来一个数字说：“统计好了，1639110斤。”

总产数字拿来，大家又凑在一决定方案，七嘴八舌，总要让这个“卫星”天衣无缝。于是又从中确定原茬为12.12亩,回茬为19.08亩，回茬按二折算为5.403亩,扣去4.137亩间作,总面积就只有17.523亩了,总产报1639110斤,平均亩产93540斤。其中,应扣去10月份已放过“卫星”田1亩,当时报产53924斤。其中，以社主任刘文生为主经营的一亩红薯试验田，产量达到1139789斤。陈廷梧执笔，众人拼凑，红薯“卫星大王”方案问世了。

在一片欣喜欲狂的噪闹声中，有人忽然想起来了：“咱放这么大的卫星，领导上要问这是谁搞的，有啥经验，如何答复？”他们共同商议，统一口径：大、中、小卫星，分别是由刘文生、行步云、行帮柱等人所种植。接着，由刘继高起草，大家讨论修改，整理了一个有条有理的红薯高产大“卫星”先进经验材料上报，向市委、地委和省委报喜。

33年过去，我采访了当年奉命炮制红薯“卫星大王”的当事人。当年的壮年汉子行永耀，91年他已是78岁的高龄了，但身板还很硬朗，精神也还爽朗。红薯“卫星大王”，就是由他一口定下总产数字，再由大家精雕细琢出来的。

录音机往老汉面前一放，他就有了几分紧张。琢磨好一阵，才说开了：“放卫星了，别的地方都在放，我们只是听得吃惊，没想到上面硬是叫我们也放上了”。

“当时县里下来了副书记李俊卿，放卫星，下来检查哩。到我村看红薯生产来了。58年我村红薯就是长得不错。村边一片坟地，大跃进给刨了。坟地边上长好庄稼。在一个坟岗上长了一苗红薯有26斤。他看了很高兴，说这就可以放卫星嘛。一下子就放亩产20多万斤。”

“我当时虽说是个会计，但是个应付上级的角色。行署来了陈科长，县里来了个李书记，一大堆大官，他们硬要放大卫星，又定了要放100多万斤。我按他们定的纲，出去再估计了总产数。他们是大干部，只说要多少就产多少，我们就照这说就行了，也不敢不照这说，不然斗争你，没好的受。”

对逆来顺受的老百姓来说，大概这一次不是最难受的吧。放“卫星大王”，天下第一，“毛主席都看这呢，建设共产主义呢，说是那时候人人都活在人间天堂，吃饱呢，吃好呢，吃肉呢，坐车呢，住楼呢。放红薯王，社里干部给我们开席呢，吃肉喝酒。社员可不就图个这。干部图出名，老百姓也想跟着干部捡碗汤喝。”行云社的乡亲们这样说。

就在21日下午，李俊卿、张有奇也赶来行云庄，统筹敲定红薯“卫星大王”的发射工作。听了陈廷梧的计算办法，审查了孙振民、陈俊哲整理的“经验汇报”后，李俊卿见事情已经安排妥当，非常高兴地表示认可。当即拍板定案，决定连夜加工，次日天明即发射“卫星大王”。

按照方案分工，孙振民连夜以侯马市委的名义，拟出报喜电报文稿，刘继高修改定稿，次日天明，陈俊哲回专署汇报。22日天明，孙振民奉李俊卿之命，向中共中央、中共山西省委、中共晋南地委，以及有关各级党委发出17份“报喜电”。新绛行云庄红薯“卫星大王”亩产1139789斤的消息，由无线电波射向太空，传扬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