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 薯 卫 星”向 天 国

——山西新绛亩产1139789斤“红薯卫星大王”闹世记(3)

余 习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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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朝纲有变

“红薯大王”上天之后，正赶上毛泽东对大跃进作降温处理。12月9日，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他批评了干部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又提出对犯错误的干部的大多数，要说服教育，保护干部热情；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要给予较重的不同的处分，特别严重的要作刑事犯处理。

58年冬，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进行整社、整党运动，各地处理了一批弄虚作假、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最典型的干部。

“红薯大王”事件，搞出这么大的篓子来，正好撞上双整运动。山西省委要典型，地委怕惹祸上身，于是地委专门派出工作队，专案查处，并赶紧处分了几位当事者。

据行云庄的当事人回忆，“红薯大王”最早被戳破，是山西农学院来了个教授的事。当时的会计员行光明和社员行管成回忆说，教授来了，先到红薯堆上去看了看，估了产，就是个二三十万斤薯；又到地头去了。在地里挖了个坑，几尺深，看了看土质，他说这不可能，你这土质是硬沙土，红薯只能长一尺多深，再深了不长。又算了一笔帐，说这卫星产量不对，不说在地里长红薯，就是在地上码红薯，亩产快114万斤，堆起5尺高，也摆不下100万斤。114万斤要堆起6尺高。回到太原，就把这事给捅上去了。俺这里就成了典型呗！

1991年4月，笔者采访时，由当事人带路，到红薯大王“卫星田”里进行了实地考察。行云庄属于山塬地区，从横桥乡到行云庄6里多路，横断一条大沟，爬上沟架，就是村头的峨眉岭。“卫星田”紧靠路边，土质为细沙土，一尺多深即为生地硬沙土。当年的“卫星田”，如今种的是冬小麦，长势还不错，和周围麦田一样，生机盎然。当年长出一窝产过26斤红薯的坟窝头，小麦的长势也和其它地头没多少差别。倒是这一点地方，麦子绿色重一些。麦田里，本文作者和当年的几位当事人留下了几张全景（附照）。此外，实在感受不到“卫星田”的异样。

1959年2月，山西省在整风整社抓典型中，处理了这一事件。晋南地委和专署派出调查组，对红薯“卫星大王”的发射进行调查了解，1959年2月16日，中共晋南地委作出《对候马市东方红公社行云庄生产队假红薯卫星事件有关人员的处理决定》，报请山西省委批准后执行。

《决定》说，横桥公社行云庄村59年共种红薯47亩，除间作外，实种39亩，总产9.65万公斤，平均亩产2440公斤，其中最高一块地（2亩）亩产9000公斤（实际上亩产两千多斤—引者）。假红薯卫星事件造成了严重影响。《决定》认为：“凡参加假造卫星，和知道假造情况而不向上级党委反映的党员、干部，都应负程度不同的责任。但专署验收组长陈俊哲、市委副书记李俊卿应负直接的和主要的责任。如果说专署验收组长陈俊哲不打“领导意图”的旗号，主张放假卫星，李俊卿等是不敢大胆放卫星的。但如李俊卿等坚持原则，不支持，不同意，不作决定，仅专署验收组的人员也伪造不起来。因此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决定》对造成这一事件的直接责任者，分别作了如下处理：专署 “卫星”验收组长陈俊哲，被认为对这一事件负直接和主要责任。《决定》说：“陈曾因隐瞒其历史上参加反动组织三青团任分队长的问题，审干中受到过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陈在受处分后不老老实实改造自己，又主谋制造红薯假卫星，其政治品质十分恶劣。在制造红薯假卫星的事件中，他是倡议者，又是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更严重的事，他在研究放卫星时，无中生有，捏造所谓领导意图，瞒上欺下。卫星放出后，地委和专署提出疑问时，仍捏造情况，伪造数字，对上对下进行欺骗。如社干部提出红薯要烂怎么办？他说：‘你们拨出20万斤红薯烂吧！烂了叫你们吃白面！’陈俊哲已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决定开除其党籍。”

候马市委副书记李俊卿，被定性为此次事件的决定者的领导者。又因为未经市委研究，李擅自决定向外拍发电报，放卫星，又批准红薯“卫星“的所谓经验材料。“卫星”放出后，李曾数次前往行云庄部署招待参观，应付上级检查。《决定》还说：“当地委书记让其在电话上和回到地委汇报情况时，李始终未向党报告真情。李俊卿同志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但他所犯错误，受了陈俊哲的一定的影响，错误被揭发后，还能老老实实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错误因此决定从轻处理，撤销其市委付书记的职务。”

专署验收组之员陈廷梧，在假造红薯“卫星大王”事件中，从始至终是一个具体想办法，直接积极参加的活动者。陈廷梧之所以敢于放红薯“卫星大王”时打先锋，原因是晋南当年大放“卫星”闹得很热闹。而地委、专署领导积极扶植，他以为这次仍能放出“卫星”往领导脸上贴金，从而获得领导赏识。在新绛县部分负责干部会议上，他暴露了自己的思想。他说：曲沃棉花卫星是用火柱扎孔移植的，洪赵玉茭卫星是栽下的，地专领导知道都不吭气。这段话后来成为加重处分的依据。

中共山西省委很快将《对候马市东方红公社行云庄生产队假红薯卫星事件有关人员的处理决定》上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作出批示，经毛泽东批准，转发全党。

新绛红薯“卫星大王”事件，一时成为压一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步伐和节奏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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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天堂闹剧

新绛红薯“卫星大王”事件，不过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舞台上的一场小闹剧。

当年奉命炮制红薯“卫星大王”的当事人行永耀在接受采伐时，颇有几分感慨地说到：“说起大跃进，我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人就象是发了疯似的，上面说什么，老百姓都相信。上面说干什么，老百姓都拼命。上面让放红薯卫星，那就放呗。上面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天堂，老百姓都相信要过上人间天堂的好日子了，那还不高兴，那还不拼命！”

从侯马到新绛，不意间淘到一批大跃进年代的宣传画、漫画和宣传资料，真是如获至宝！一张新绛共产主义社会全景规划的宣传画，告诉了我们当年规划者们心中，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全景——

全城按花园城区建设布局。中心区是占地3亩的园林式花园，亭台廊阁，山水相间。环绕花园的大马路，幅射出6条大街，将全城分割为6大功能区。管理区有广场、政府大楼、各部委办公楼、宾馆等。文化区有广场、电影院戏院、图书馆、大、中、小学校、万人运动场馆等。生活区最为壮观，有高楼大厦成群的宿舍区、医院、公共食堂、养老院、幼儿园等。工业区依次排列大中小工厂80家。军事区人武装部、公安局、军事训练场馆、射击场、枪械修造厂等。养殖区有万头猪场、万马场、10万头羊场、家禽场等。

城外为农耕区、牧场。土地扇形伸展。分别为果园、林场、菜地、放牧草场、粮作区等，自流灌溉渠与机耕路纵横阡陌。粮作实行轮耕和休耕，耕作区又分亩产万斤粮田，15万斤杂粮田……..

而“1962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宣传资料，描述了共产主义到来时，新绛人民的生活美景——每人一年粮食2000斤，油50斤，肉180斤，蛋180斤，牛奶180斤，水果365斤，糖50斤………

“红薯王”当事人之一的行永耀,看到这张宣传画,听完那份共产主义美景的许诺,老人思忖了半天才说：“这样的宣传画,当时到处都是,还能想得起来。共产主义也还记得一些,工作队和社队干部,在‘共产风’那会儿,开会讲的就是这些。说是到共产主义,可享福了,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电气化、机械化、自流灌溉化、种田不用人、一按电钮就长庄稼，娃儿们当歌唱。唉！别问了，没过上好日子，家家都被共产了。你问60年吃到那么多粮、肉、蛋？还水果呢？吃屎！人都饿死了，尽吃牲口都不吃的东西。”

按照接受采访者的说法，当年新绛的“共产主义邪虎狠着呢”。家家户户被共产，拆房毁屋，炼钢铁，男女老少妻离子散，搞大兵团作战没日没夜，吃食堂社员饿得比猴瘦，干部打骂捆吊群众那真是家常便饭。有的干部真比日本鬼子还凶，食堂一敲钟开饭，他就站在食堂门口，对着集合的社员连批带骂，从生产情况到社员干劲，想到什么骂什么，弄不好把“有问题”的社员拖出来打一顿。要等干部闹累了，社员才能进食，吃点填不饱肚子的菜粥稀饭。

1960年12月31日，横桥总支书记王元玉在管理区、生产队、小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整风整社大会作《关于五风所造成严重危害的检查》。

面对上级工作组和干群代表，王元玉的检讨，尽管拣轻的说，但也客观地反映出干部“五风”的一些问题：从1958年以来，我们公社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上级党委正确领导下，不论工业、农业和其它各个战线上所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是史无前例的。但由于我们总支政策水平不高，对现阶段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性质模糊，因而从公社化以来，我们的工作，确实存在着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作风，强迫命令风的五风问题。首先，从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大风刮过一次，小风不计其数。第一次是公社化初期，连锅碗缸等等，都刮在一起。郑州会议后，不但没纠正，而且新的风继续刮，直至现在尚未解决，刮到昏头转向。

初步计算占房子79间，牲口1头，各种大小工具577件，折钱2232.5元。从队抽劳力1010个，大搞协作第一次。今年3月浇麦抽340个劳力，3天浇了30亩，用2102个工，第二次。种棉花时，平坟刹堰，180个劳力，3天。补种棉花，140个劳动力。四次，抗旱下种180个劳力，用2108个工。秋季抽310个劳力到符村除草，折合3090个劳动日。

另一方面，公社化初期，大搞深翻，军事化，行动集体住宿，不管同意不同意，从各队抽314个青壮劳力，在东横桥村南安营下寨，苦战5天，翻了9亩地，不仅浪费劳力，而且丢失铁铣4把，坏了工具4件。群众反映：种子下阳土不见阳土，深翻三尺，比毬不下蛋，结果是不增产。因此社员说：“咱们劳动还垫钱，人家增产咱不占，受协作的受麻烦，花了钱还得去修田，日他妈真是不合算。”

强迫命令成风。58年马村开群众大会，5分钟集中360余人，迟到的连小脚妇女也罚跑步。59年收棉花，挨门挨户搜查。今年收购鸡蛋，不管社员有鸡没鸡，按户摊派。结果社员3元钱买的蛋，9角钱卖给供销社。59年大搞丰产方，平坟不管老坟新坟全部平，引起群众不满。又搞棉花营养钵，绳索牵引化，拆毁30辆木水车，8个大车轮子，木料无数，拆房3间，共计8240元。打人骂人，侵犯人权。10月郝景谋偷了玉茭，下放干部张玉林、村支书、队长都搜查。区主任郑国枢在马村整风群众大会上，李金芳给他提意见，他头脑发热，动手打人。

浮夸风。养猪427头，汇报653头。今年麦田上底肥每亩3500斤，汇报1万斤。

特殊化。1960年2月，丰产方结束，全区干部会餐30余桌，一桌十大碗。今年10月生活检查团到区吃饭，不定量，在宋村18人坐了3桌，又吃十大碗。只要评第一，吃几顿饭不算啥。群众反映干部吃十大碗，群众连饭都吃不上，结果司务长和群众吵架。

瞎指挥。今年棉花播种，要全用樓耙种。结果扒种过深，600亩棉花没出土，返工。浪费劳力，种籽1.2万斤、纸袋2.1万个、麦草500斤，误了农时。

据12月9日横桥公社党委书记郭望海《关于五风所造成严重危害的检查》透露，横桥公社一平二调各管理区土地294亩，占房153间，机器1台，缝纫机5部，拆房28间，折款41124元，调粮60.3万斤。大兵团作战无偿抽调劳力，公社化初期，集中500劳力，深翻卫星田，安营扎寨，7天7夜不休息，才翻300余亩。59年冬，公社抽2000多人在汾浍、尉村、横桥3个管理区，大搞丰产方，当晚又增加到4000多人。结果队里四多四少：妇女多，男人少；长胡子的多，青壮年少；小脚老太多，大脚妇女少；老弱病残多，强壮劳力少。群众反映：第一批调的赵子龙，第二批又抽穆桂英，家里活路一大堆，全靠黄忠佘太君。全社光大兵团协作，就用294014个工，折款65800元。58年深翻运动，一道命令往下传，强迫去干。支社管理区搞一亩深翻卫星样板田，口号：“深翻五尺半，施肥五十万，明年指标要上天。”搞“三化”，吹哨子，军事化，集体排队把地下。我在兰村开群众大会，9分钟集中群众400多人，坚持小脚妇女也跑步到，当时心里很舒畅。汾浍小麦丰产方，为迎接参观，用一疋红洋布，作8面锦旗，搭5个彩门。

另据1961年2月横桥公社党委制作的《横桥公社平调退赔兑现情况表》来看，“共产风”大肆搜刮，把社员搞得倾家荡产。

公社平调管理区和生产队社员情况：土地238.67亩，房屋225间，牲口17头，羊49只，机器1部，车辆4部，缝纫机6部，树木698株，木料938根，粮食603000斤，家具438件，劳力54937个工日，工伤死亡1人，牲畜死1头，红薯苗5500株。

管理区平调队、社员情况。土地388.43亩，房屋2453间，牲口29头，猪31只，羊21头，机器4台，车辆7辆，平车1辆，缝纫机21台，树木12676株，木料1210根，砖瓦86329块，农具334件，家俱1133件，劳力103502工日。

队一级平调社员。房屋967.5间，平车1辆，树木21株，木料152根，砖瓦68166块，农具3932件，家俱6994件。

三级平调，低估作价共计335780.22元。社员们说：“共产风刮过去，比日本鬼子搞‘三光’政策还历害。社员们住没住的用没用的，穿没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