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最大的收费站迫使300企业外迁、政府损失15亿元税收的消息，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荆楚网2008年3月25日）

　　作为首席仲裁员，我曾经处理过一个城市收费站迁移的案件。在贷款修路的大背景下，政府有关部门与海外投资者合作，通过银行借款修建高等级城市公路，通过收费还贷，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然而，由于城市发展速度过快，快速公路网络形成，昔日车水马龙的收费站车辆稀少，收入顿减，海外投资者希望政府方面能够出面收拾残局，补偿有关投资损失。在经过若干回合谈判之后，请求仲裁机构出面仲裁。在处理这一案件的日日夜夜，我始终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城市最大的车流来自城市居民和企业，为什么不能通过集资的方式，解决公共设施配置问题呢？

　　在我处理的法律案件中，有关城市公共产品配置而发生的案件不在少数。这种因为公共产品投资“外向化”，而导致城市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的现象，比比皆是。当政府有关部门醒悟过来，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城市公共产品消费成本过高问题时，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样的循环不知道在其他城市是否存在？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资金不足是其中的首要原因。正因为城市发展资金不足，所以才不得不通过借贷的方式或者寻求外商投资，发展城市交通。不过换位思考，假如城市的决策者，能够及时向市民禀报有关情况，并且通过合法途径向市民求助，解决城市道路交通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那么，不但可以减少城市居民出行的成本，而且可以实现投资者与消费者合而为一，从而大大减少道路交通设施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麻烦。

　　城市道路设施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道路交通设施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投资环境，也关系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政府贷款修路，层层设卡，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道路交通发展问题，反而会增加城市居民的交通成本，影响城市的投资环境。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取消了城市道路收费站，实行无障碍通行。武汉市吴家山周围出现的“带路产业”，至少说明，市民正在以特殊的方式破解决策者错误决策所形成的交通瓶颈。

　　这样的局面不会长久维持下去，政府有关决策部门早晚会采取措施，解决收费站影响投资环境的问题。只不过人们不知道这一天何时到来。

　　社区居民自治，是多年来笔者反复提到的一个概念。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公共产品的配置，说到底是为了增加居民的福利，改善人们的生活。如果城市快速发展而导致居民生活不便，或者不合理的城市交通规划，增加了财政负担，降低了城市的竞争力，那么，社区居民肯定会提出反对的意见。但现在的问题是，社区居民必须通过人大代表，审议修改政府提出的城市规划，只能在人大常委会上，讨论政府的各项道路交通发展计划。这种间接民主方式，非但不能有效地约束政府的行为，反而由于制度设计缺憾，而导致社区居民的意见不能充分反映出来。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让城市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城市的领导人，直接用选票决定城市的发展规划，总之，用民主的方式来矫正政府的错误决策行为。

　在一个城市，没有人能比市民更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在城市规划修改和道路交通等公共产品配置方面，社区居民应该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当然，这一案例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收费站出现在城乡结合部，其目的还是为了赚取外地人的过路费。但如果收费站的存在，直接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减少政府税收，那么，收费站的存在仍然是得不偿失。

　　在一个城市，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不同的公共产品配置。对于道路交通建设部门来说，设立收费站可以增加收入；可是，对于那些负责招商引资、发展城市经济的部门来说，收费站的存在无疑将阻碍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建立精简高效的行政机构，统筹兼顾城市公共产品的配置，满足城市居民的迫切需要，就成为行政机构改革的方向。

　这一现象给我们的启发很多。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特别重视：首先，城市公共产品的配置，究竟应该由谁说了算，政府有关部门在道路交通设施建设方面，应否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其次，在涉及公民切身利益问题上，能否通过公开的方式，选择最佳的投资组合，让社区居民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最大收益？第三，当道路交通设施建设与城市投资环境发生冲突之后，究竟按照何种程序，寻求解决方案？第四，当公共利益与企业商业利益、公民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企业或者个人能否通过现有的程序，寻求救济措施？第五，在公共产品配置方面出现资金困难，地方政府能否通过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第六，当公共产品投资出现负外部性时，政府有关部门应该何去何从？第七，应该由政府经营城市，还是人民城市人民建？第八，社区居民自治何时从居委会扩展到整个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程序如何完善？第九，当公共产品的配置导致一部分人受益，而一部分人受损，那么，决策者该如何抉择？

　　上述问题有些已经不属于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民主政治的问题。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忽视了民主决策的原则，那么，政府有关部门真的能够解决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吗？

　　笔者不想责怪任何人，决策者的认识总是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现在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城市经营的理念是否需要改变？民主决策所带来的低效率，能否抵偿独断专行所带来的巨额损失？

　　这篇命题作文给我带来的最大困惑是，究竟应该面向公众发表意见，还是应该面向政府提出建议？在有些评论家看来，公众是一个可大可小的概念，只要附和他们的观点，就是他们所说的“公众”。可是在本篇文章所讨论的问题中，设立收费站确实让一部分人受益，而一部分人利益受损。对那些依靠公路为生的“公众”来说，显然希望这种因为收费站的存在而产生的利益格局长期存在下去。但是，政府的职责就在于，高屋建瓴，总揽全局，从市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作出重大决策，并且随时接受市民的裁判。所以，行文至此，我必须声明，作为一个武汉市民，我希望政府有关决策者将这一事件作为公共事件，通过合法的程序提交市民广泛讨论，并且在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下，作出科学的决策。换句话说，收费站存在与否，不能因为新闻报道而擅自作出改变，也不能因为少数长官意志，而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我们通过错误的程序，来修正我们的错误，那么今后我们还会犯更大的错误。
来源： 和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