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就知道有位张鸣。他在该刊“春季号”发表了《戏曲文化视野中的义和团的意识走向》。我很关注通俗文艺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该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引起我的注意。一看文章后面的作者简介，当时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研究“中外政治思想”的博士生，我想这一定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后起之秀。此后陆陆续续在报刊和网络上看到他写的文史随笔或杂谈，文字口语化，时有新见。从中可以看出，他读书很细，行文也很缜密，我想，这一定是一位江南秀士。前几年有机会认识了张鸣，不想是位东北壮汉，顿时让我对“风格即人”这个老生常谈也有了几分怀疑。
张鸣专治近现代史，对于近百年来的社会特别是农村的生活变迁有很深入的了解；他写随笔不仅有搞历史的人求真的一面，也注重趣味。从他最近出的这本书名———《历史的坏脾气》———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这个名字不仅仅是个噱头，也体现了作者思考的深度。什么是历史？历史是由政治与社会的变迁构成的。中国古代是皇权专制的社会，这种社会不仅政治强大、社会弱小，而且其独特之处在于“家国同构”。上有皇帝专权，下有家长当家。皇帝仿佛是温情脉脉的大家长；宗族的家长关起门来俨然皇帝。由家族往上，州县、府道、省直至朝廷官吏都是大大小小的皇帝。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自然增长虽然不能说对历史发展不起作用，但在许多历史变迁的紧要关头，这些经济运动会被“皇帝”的暴力打乱。因此，中国的“历史”往往是大大小小的皇帝胡作非为的历史。这也是自秦始皇以来，社会发展总是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
我们翻开浩繁的史籍看一看，国家的安危、民生的苦乐、世道的否泰还真视“皇帝”们脾气的好坏。汉唐之初“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那是老百姓的造化，幸亏碰上了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这样“好脾气”的“英明皇帝”。如果碰上秦始皇、隋炀帝只好自认倒霉。五胡十六国时期，自称“大禹之后”，而又“性辩慧，美风仪”的大夏国主赫连勃勃残忍异常，他令匠人造弓箭、铠甲。造成后，如果“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必斩铠匠”。设想一下碰上如此“坏脾气”的统治者，老百姓将何以自处？有的思想家会说何不造反？这与白痴晋惠帝听说老百姓饿饭就问人何不喝肉粥一样。造反也须一定的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人们只好干受。
所谓好坏脾气实际上也就是滥用不滥用权力的问题。张鸣在书中感慨地说：“从理论上讲，秦汉以后的皇帝跟西周和西周之前的王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不是天下的共主而是独主，是国家所有人惟一的君主。皇帝的权力，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达到无限的，如果皇帝一意孤行的话（只要他不在乎丢掉祖宗的江山），其实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换句话说皇帝权力如同配备着重火器的战车，没挡。检点二十四史，皇帝不太滥用权力者太少太少，而滥用权力者多多，难怪鲁迅说中国历史上每页都写着“吃人”。
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把强势政府比作《圣经》中海中怪兽“利维坦”，虽然它也可能为非作歹，但它应该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位出生在英国克伦威尔时代的犹太人天生胆小，他写作《利维坦》一书，有企盼强势政府庇护民众之意。然而，他还是把政府权力的来源视为全体公民主权的让渡，因此这个“利维坦”不能随意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等自然权力；而中国皇帝号称天子，其权力来源——说抽象些是上天赐予，说具体点是祖宗传下来的，不对任何臣民负责。皇权可以囊括一切，从臣民的财产到生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因此中国的“坏脾气”要是闹起来，比外国的“坏脾气”可怕得多。
本书封面上写着：“张鸣看历史，总跟别人不一样。”我读了此书也有此感受。为什么？因为过去许多史家谈及正面人物往往圣贤化，谈及负面人物，往往妖魔化。这几乎成为一种定式，而张鸣从史实出发，对此有所突破。他把历史人物还原为普通人，然后根据史实评论其功过是非。例如对于北洋军阀近七八十年来几乎无“恕词”，因为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反对北洋军阀的，把他们视为绝对腐败的一群，一点好事没做过。如谈到“臭棋篓子”的段祺瑞，介绍了他当官不置私产，比较清廉的一面；说到吴佩孚也没忘了他“五不主义”（不进租界，不借外债等），而且着重谈了他对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的声援。阎锡山是独据一方最久的军阀，他在山西行政建设和文化建设上确实有许多值得总结的东西。其他不管是“买个总统当当”的曹三爷（曹锟）、热衷审案的韩复榘和爱写诗的张宗昌，虽然还是写他们负面的东西，但都看着像活人了，并非军阀概念的化身。
对于被一些历史学家笼罩上光环的历史人物，作者也做了些还原工作。过去对秦始皇只能颂扬不能说批评话，近20年对康熙，有人直白要让他“再活五百年”，换句话说就是希望他做皇帝一直做到22世纪。人们除了崇拜这位伟大政治家外，还把他吹捧成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称为后两家的主要依据就是他懂高等数学、会弹钢琴、懂乐理。作者引了在康熙身边工作了13年的意大利教士马国贤回忆录，说康熙对音乐一窍不通，对“数学第一因也所知甚少”，可是他的手一触钢琴，宫妃太监马上颂声顿起，这样久了，连康熙也认为自己的确是个伟大音乐家了。其实，作为高高在上、每日沉溺在一片歌颂中的皇帝，有时是昧于知己的，他常常要宣布真理，但实际是一些蠢话：有一年天旱，康熙看祈雨的奏章，感慨说，汉人没得吃，是因为吃得太多。“尔汉人，一日三餐，夜又饮酒。朕一日两餐，当年出师塞外，日食一餐。今十四阿哥领兵在外亦然。尔汉人若能如此，则一日之食，可足两日，奈何其不然也”。人们挨饿，白痴晋惠帝建议人们喝肉粥，虽然愚蠢，但却令人感到他还有点人心；而康熙指责没饭吃的人们，我们感受到什么呢？
读《历史的坏脾气》是件赏心悦目的事，其关键在于笔调轻松。但可能作者过多注重了随意，有些史实疏于核对。如P29讲到山东教育厅长王寿彭，说他是“最末一科状元”，不确。最末一科是刘春霖。又如P159谈到苏轼因诗下狱时言其“咏老松”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实际上这是一首咏桧树的诗。不过这些都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