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我们是公民，要时刻牢记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权利的实现是我们过正常的、文明生活的保障。

这里说的“权利”是指公民权利；“权力”则指政府及一切能够控制或影响公民个人的权力，也就是公共权力。十七大之所以强调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项公民的合法权利，就是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力避有些社会管理者践踏公民权利。

传统文化中缺少权利意识

自古以来，传统文化中就缺少权利意识，历朝历代都有法律，但哪朝哪代的法律中也没有写入人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古代的法律义务本位的，所载都是人们所应付出、所应遵守的条款，至于这些付出和遵守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没有人追究和思考。在现代人看来，那时的人们只是凑合活着，苟全性命而已；古代“罗马法”中规定具有人格（“罗马法”上人格是由自由权、市民权和家庭权构成的）的自然人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和须尽一定的义务。义务和权利是相对应的。“享有权利”这个破天荒的意识是随着欧风东渐、西学传入才为大家所知的。一百多年来，在“享有权利”问题上中国人几经反复逐渐为更多的人认识。

由西方引进的“权利”（right）这一概念如何翻译。吴思认为译成“权分”比较接近原义，目前还有争议。我理解所谓“权利”也就是文明社会里人们应该享有的那份东西，它包括权势和利益。

“权利”可分两部分：一是与生俱来的，如生存权、发展权等，这是“天理”，是生为人所必有的；二则是组成社会时人们约定的产物，如民主社会里的种种公民权利，我称之为“人理”。前面所说古人没有权利意识，并非说古代的统治者连“天理”也不承认。古人云“天之大德曰生”，不仅认同人的生命权，而且泽及万类，但是他们却不允许个人向统治者主张和要求权利。

因为在父权（君权是父权的延伸）社会里，儿女的权益包含在父亲的“义务”之中了，一个合格的家长要考虑到子女的方方面面，我都替你考虑到了，你还要求什么？一要求就有了犯上作乱的嫌疑，于是儿女的权利在温情脉脉中被剥夺了。“国”是扩大了的“家”，自然也是如此。儒家在设计不同层次的人群关系时都是这样认定的。儒家没有说统治者如果不顾及处于下位者的权益、也就是违背“天理”怎么办？看来只有等待。对他们认同的“天理”，尚且如此；那些只有现代民主社会才有的公民权利，当然不会出现在传统的思考之中了。

权利因为缺少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持，因此，它在人们心中生根是很困难的。应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权利意识，再度觉醒，从往日的认识逐渐化为一种现实的需求，并越来越多地得到执政者的理解。然而使权利真正成为调节社会生活的“权”（秤砣），还需要执政者与民众的互动。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是公民，要时刻牢记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权利的实现是我们过正常的、文明生活的保障。

胡适先生曾说，权利不会因为写在法律或宪法的条文上，就可以得来，要得来还是要积极争取，因为权力往往会设限妨碍权利的实现，这是从民众角度说的；从政府方面来说，就是要尊重民众的权利，要依法行政，因为法律中考虑到对民众权利的保护，从而界定了权力的边界。民众在生活中如果不关注和行使自己的权利，权利就只是写在法律上的一个条文。

处于强势的权力

如果说公民不主动争取权利，权利就是子虚乌有，而权力却是实实在在的。它处于强势，是一种社会的控制力和支配力。公共权力每天都在运行，固然这些运行是为了公众利益的、是为公众提供服务的。但支配权力运行的都是个人，就难免夹带有个人利益。试想一些人为什么热衷于跑官、要官、买官？这种赤裸裸地追逐中必然有其个人利益。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他的《权力的分析》中说：“人们追逐权力不仅是因为权力能满足个人的利益、价值或者社会观念，而且还有权力自身的缘故，因为精神的和物质的报酬存在于权力的所有和使用之中。”可见权力自身的运作和使用就（包括公共权力）在生产着物质利益和精神报偿。

权力还有一种自我扩张的特质，掌握权力的人可能会越权办事，特别在封建中国，公共权力几乎囊括一切领域。严复曾说“中国帝王，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这样，民众则“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在这种传统支配下，公共权力实施过程中只要不出现明显伤天害理之事，一般都不会受到质疑。它越出行政领域，波及其他领域更被认为是常情。

然而，在民主社会中，权力出于公民的权利，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可是在目前任命制下，一些官员认为其手中的权力来于上级的信任，因而使“权为民所用”的方针受到不应有忽视。权力的这些特质如不加以限制、制约，就会形成一权独大，伤害到民众权利。

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根据这一要求，政府公权力的范围有望被进一步界定；政府管理越位、缺位、不到位的状况有望进一步改变；不属于政府行政管理范畴的社会生活、社会事务都由群众自治。这正是尊重权利，限制权力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