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是现代专制的思想基础


一句著名的话语：“改革的最大失败是没有捍卫公平”。这里，“公平”是一个集成，其至少可以分作起点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捍卫”，或者别的什么词，比如“维护”等等，就改革的历程而言，是一个虚拟语气。因为改革之前的社会就不公平，农民和城里人之间就没有公平，国营企业和大集体、小集体以及街办企业就不公平，上山下乡回程的和分配就业的之间就不公平，干部和平民之间就不公平。当然，所谓“公平”可以指作“公平原则”，一种精神理念，即使如此，依然未能清楚说明这个理念究竟讲究的是“过程公平”还是“结果公平”。

秦晖作文《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醒目直观，但经验上有麻烦。专制，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有特定指向，是现代进程中以反市场为实现的政治状态；而过去的专制则不同，那时市场还是被容忍的，虽然重农抑商，但政治权力从未真正扑杀过自发市场。所以，专制这个术语应当细分：现代专制主义和古典专制主义。古典专制制度和传统的社会经济相匹配，在那个时代，占社会绝大多数农民需要的是对土地的依附，而不是自由，剥夺民众的自由并非是古典专制的命题。若以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德国为证，古典专制既可以提供福利，也可以拥有自由。

古典专制也依然存在于现代人类社会，皮诺切特的智利，朴正熙的韩国，苏哈托的印尼以及穆沙拉夫的巴基斯坦，都是经典专制的模范。这些专制独裁者，不消灭市场，相反还会努力促进市场。尤其典型的是朴正熙时代的韩国，在那个时代开始，人们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使得人们不再依附土地，人们也第一次开始享有福利保障。这样的事情同样也发生在智利，皮诺切特弃政时，智利民众享有的福利和自由早就超过了阿连德能承兑的许诺。这些例证可以说明，在非或者弱的国家信仰情形下的专制，也就是古典专制主义，可以也能够供应福利和自由。

现代专制主义未必是现代才发生的故事。在中国，现代专制思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即管子主张的“利出一孔”的国家或权力垄断。管子的具体实践情况不是很清楚，但李斯和韩非主导的实践，现在仍为强国信念的指导思想。历史上，官营经济从未绝迹，但主要还是为朝廷享用而做，直到清末时代才有了根本改观。“洋务运动”是现代专制主义的一次大规模实践，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却扇起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热情。直至1956年的国营化、国有化，以及随即展开的农村集体化运动，中国彻底消灭了市场，以绝大多数民众状态而言，既没有福利，也丧失了自由。

现代专制主义，在中国从不缺乏思想资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大同世界的想象和追求，是中国知识分子持之不懈的励志箴言。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现代专制主义之所以未能成功，全在于科举制度只能遴选最优精英。三年一举且300到350的规模控制，若以四十五年为政治代期计算，对社会资源最大的控制能力也就不过5000人的精英团队而已，而这个团队对异在的世俗精英则有着势不可挡的杀伤力。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市场始终存在，但却又始终无法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当然，那个时代的市场与今日的市场不可同日而语，粗糙的自然市场和发达的自由市场，两者间有全然不同的人文功效。

正是公共教育的出现，社会精英才能达到从未有过的规模。这个重要的人力资源条件，使得现代专制成为可能。倘若没有如此规模的公共教育体系，以科举那样的苛刻来遴选人才，即使20000人的规模，也无法实现对国民经济由上而下的彻底控制和对市场的绝杀。还是以“洋务运动”为例，那个时代精英数量约束，使得有志的官僚不得不与行商苟合，而无法完全一统市场。若再细观察，国营化和集体化也是经过了容忍期和渐进期，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才最终彻底实现了摈弃市场。

教育的普及，若没有“理想主义”的精神导入，现代专制依旧不能成为必然。现代专制主义的精神特点在于制定了终极社会的景象，而且编制了具有道德专利的路线图；而古典专制主义缺乏有形态的终极社会想象，尤其在农耕社会条件下，民安已经就是不得了的宽慰，因为农业经济对抗自然灾变的能力极度脆弱。现代人类社会中，古典专制主义之所以时偶复辟，以智利、韩国、印尼、巴基斯坦等前述各例可见，所有的口实都是“民乱”，强力镇压社会动荡为自己的理由，没有大同或终极社会的雄伟抱负，也没有夸张的道德自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道德信条，其潜逻辑是：未来是可以预测，甚至是可以预订的。张横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中理想主义的又一次试验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安石的寻求国家垄断的那场所谓的“改革”。这场理想主义的试验，将权力伸延到农田耕作，对对自给自足为基本状态的国民经济干预到如此底层，前所未有。以其动机判断，居有其所，耕有其田，民有所安，灾有所济，乃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毫无疑义是人间的美好景色，然而，终究却是人神共愤的民众灾难。

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人们更多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作肇始的号角。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显然将意识形态的变动而不是把安徽、四川的实践立作里程碑的。“包产到户”，实际上是理想主义在中国社会崩溃的第一铁证，而把对真理的追求放入社会实践以考量，不过是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的破灭而已。就此而言，改革开放更是寄望于权力制度自我善化或自我优化的一种抉择，而此前所付出的代价，使得现代专制不得不放弃理想主义的价值支持，因而蜕变回到传统的或者景点的专制状态。正因为退让出来自由的市场，得以从自然交易开始逐步发展向自由市场，人们终于获得了早已遗忘了的，甚至不习惯了的自由。

理想主义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不受人们的认知和造就能力的限制。这个广谱的精神适用特性决定了它跨越人类时空，因而不能对照现实社会的真实处境。回顾中国历史，理想主义可以说是生生不息，但也左右不离地伴随着皇权专制，也是志士仁人们奔赴官场的激情动力。放眼全世界，上个世纪理想主义最伟大的实践，是人类空前绝后的灾难，也是人类空前绝后的专制，现代专制。拥有意识形态不屈信仰的专制，从政治到市场，从物质到精神，从思想到人身的全面专制。

两个选择，民主或是专制，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要毫不迟疑地选择民主；但不幸的是，真实的可能只好在现代还是古典中选择哪种专制。继续改革和继续开放，专制会越来越古典；而追逐理想建造大同，专制会越来越现代。当一切福利都为国家保障的时候，私人经济也就成为不必要的嚣躁，一旦没有了私人经济，也就没有了开放的市场，进而也就丧失了可资自由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