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历史不宜迟

1998年，出版了一批反思中国２０世纪历史，尤其是后半叶历史的力作。我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种：
一、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社）。 戴煌先生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资深记者，以仗义直言著称于世。几十年来，他手握如椽大笔，写过无数脍炙人口的好文章。其中最有份量的，就是这本书。由胡耀邦等领导人主持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中国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一件大事，不但使千千万万的冤魂得以昭雪，更使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恢复了做人的尊严。没有此举，民族元气无法恢复，人间正气无法申张。戴煌本人不但是平反冤假错案的采写者，也是冤假错案的直接受害者和平反冤假错案的身体力行者。他曾蒙冤达二十年之久，九死一生，饱尝人间冤狱之害；直到今天，他仍然经常为解决基层百姓的冤案奔走呼吁。此书不但以材料扎实见长，而且思想锋芒锐利，笔锋饱注感情。虽三十余万言，却一气呵成，让人拿起来再也放不下。难怪胡绩伟先生读后赞曰：读君一卷书，胜学十年史！
二、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朱正先生今年67岁。这本书，写作的时间虽然只是一年，但准备的时间却很长很长。从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算起，可以说酝酿了36年，如果追溯到他在1955年肃反中挨整，他已经将苦果咀嚼了近四十年。从青年，到暮年，一本书凝结了他一生的苦难与思考。全书共45万字，然而作者只是在附录中有1000余字谈到个人遭遇，其余都不涉及自己。他把不幸的遭遇，化作深入反思的心理动力，沉淀为史家冷峻的理性，从而孕育了这本沉甸甸的大作。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至今仍然是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写反右的书，朱正不是第一本，却是迄今为止水平最高的一本。外国人也写，比如美国汉学专家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部，实际上就是研究反右的专著，但他和中国毕竟隔着一层。中国人写的也有几部，其中华民和丁抒的两本比较好，但还是不如朱正这本有份量。其他几部就更不必说了。
我读了本书的印象是,反右斗争的恶果，不仅仅是一次阳谋使多少敢言之士中了引蛇出洞的圈套，也不仅仅是几十万知识分子蒙受二十年不白之冤，而是中国一批先觉者改革努力的流产，是中国五十年代中期一次思想解放的夭折。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固然不少人确实冤枉，罪名本是"莫须有"，硬被推进火坑凑数；不少人是宗派斗争的牺牲品；一些人本来很革命，"左派"被当作右派误伤；但有一批右派，则是看出这个体制的弊病，提出了改革的真知灼见。这些涉及民主法治、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出版、思想学术等诸多领域的真知灼见，现在回过头来看，正是中国1978以来改革的先声。朱先生是考证鲁迅出身，治学一向严谨。为了写这一本书，光是参考资料就编了五本书（可惜没有出版！）他的每一个论点，都有大量原始材料作依据，而且对有疑点的材料作了认真的辨析。此书不仅使反右运动的研究进入新的境界，而且打开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视野，并为在目前语境下民间修史，高标起独立研究的风范。
三、韦君宜的《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韦君宜老人已到了耄耋之年，几年来一直在病榻上苦撑，只有一息尚存。《思痛录》是老人晚年半身不遂后的封笔之作。她不是一般地追忆生平，而专门述说自己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从延安抢救失足者、三反五反、胡风案、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一直说到文革，千种折腾，万般荒谬，集于一书。她原来是为着崇高的理想投身革命，却痛感无法在革命的秩序中保持做人的起码操守，把以革命面貌出现的专制主义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扭曲解剖得淋漓尽致。这些年，老作家、老学者的回忆文字日渐其多，但达到韦著这种深度的却不多。我想原因有二：一是许多老作家、老学者虽然饱尝艰辛，但对那个体制黑箱的内幕缺少直接体验，难以鞭辟入里，而韦君宜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经历了许多事件的决策过程，所以她的笔触能够入乎其内；二是和她同样担任过领导职务能够入乎其内的，又不像她这样大彻大悟，能够出乎其外地痛彻反思；或内心虽有深刻反思，却不能这样直言不讳地诉诸文字，坦诚地面对历史，坦诚地解剖自我。所以，这本书虽然不过十二万字薄薄一册，其思想深度和精神穿透力，足以与巴老享誉一时的《随想录》并论，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
四、葛健雄的《悠悠长水》和顾潮的《历劫终教志不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如果说，前面几种书是过来讲自己的经历，那么这那种书则是中年人写老一辈。 葛著是为其师谭其骧先生作传，顾著是为其父顾颉刚先生作传。 建国以后的三十年，运动频繁，教训颇多。二十年来，对那些危害大、伤人多的运动作了一些清理和反思。相比之下，对1951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涉及不多。也许，从后果上讲，这次运动还不像后来那些运动，采取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方式，造成了大批的冤狱；从范围上讲，主要在学校等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领域，而没有覆盖全社会。然而，从精神实质上看，这个运动也可算是其他运动的一曲前奏。这两本传记，不是专门写这一段历史的，葛著谈到这一段历史的章节约三万字，耐人寻味的是直接引用的大量原始记录，不但有谭其骧教授当时的检查交待，还有同在复旦大学的周谷城、周予同、胡厚宣等教授的检查交待，还有他们当时受到的批判，以及互相之间的批判。顾著很少涉及传主以外的人，但依据传主日记等第一手材料，再现了顾颉刚在思想改造期间的心理活动。有关章节虽不足万字，读后亦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顾颉刚、谭其骧，都属于书斋型知识分子，既不热衷于政治，更不谙熟于政治。他们所执着的就是自己的专业，并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成就。当时，中国的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过百分之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是一个很低的比例。像顾颉刚、谭其骧这样的饱学之士，更属凤毛麟角。一个国家，要想兴旺发达，让这样的学者专家专心教书治学，发挥所长，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现在提倡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教兴国，也是这个意思。然而，在50年代初，这些知识分子对政治想躲也躲不开，思想改造就是他们尝到的第一记精神杀威棒。
当时的思想改造，是和三反运动联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有什么贪污浪费行为呢？查来查去，无非是领了稿费，没有缴工会会费，丢过图书馆的书，私用了印考试卷的纸之类的鸡毛蒜皮问题。后来领导者也看到从这些教授中抓不出什么经济大老虎，于是转向抓思想老虎，让这些教授交待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检查资产阶级思想。
当时，教授们的尴尬心态可想而知。顾颉刚在上海几所大学兼过课，只好说这是"贪污"。难道顾颉刚还分不清什么是贪污么？无奈"三反之时，不贪污不如贪污。思想改造时，则不反动不如反动，以贪污反动者得有言可讲，有事可举，而不贪污、不反动者人且以为不真诚也。好人难做，不意新民主主义时代亦然，可叹矣！"（顾颉刚日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恐怕从这时就开始了。有人受不了这些，比如治文学批评史的刘大杰教授，就跳过黄浦江，幸好自杀未遂。
当然，一次运动，未必能让知识分子彻底服贴。顾颉刚政治上接受了改造，学术还在坚持，为自己的疑古思想和考据学的反封建性作过辩解。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必然两难画好"。这种思想改造，解放初由执政党直接出面，后来交由民主党派作自我改造。顾著记载，1958年，"自参加民进整风后，无日不开会，既须检讨自己，又须批评别人，又须写大字报，无寸晷之暇，父亲精神紧张，失眠之疾又发，且腰痛大作，\'然社会主义关又不能不过，则只有拼命做去耳\'；由于当时整风小组同人徐伯昕、许广平、杨东 、赵朴初、徐楚波、谢冰心、严景耀等人均是这般真诚的态度，因而父亲也\'只有勉强挣扎，只要不致跌倒，总当竭蹶以赴。"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执政党只是破了题，最后却是由民主党派内部完成的。
葛健雄这样评论思想改造的直接后果："当学校的每一位教师都得自愿或不自愿地在群众──包括他们的学生──面前将祖宗三代的\'反动\'背景、本人贪污\'罪行\'和资产阶级思想彻底交待，并作出深刻反省之后，怎么能指望这些20岁上下的青年人对他们保持足够的尊敬和尊重呢？陈旭麓对知识分子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括："什么叫知识分子？应该说他们是站起来思考着的人"。（《浮想偶存》）而思想改造，实际上是让知识分子从精神上自我污辱，自我阉割，匍伏在地，长跪不起。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咽中，不乏可歌泣的壮举；在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也不乏可圈可点的佳话。到了50年代，自信和自尊的精神堤坝却从此决口，一溃千里，日后再想重建，竟是难上加难了。葛著讲到谭其骧晚年，“为又一次运动的结束写了一份小结。我见他写得很快，不像其他文章那样要拖上好多天，不禁感到惊奇，他长叹一声道：‘咳，解放以来这样的东西不知写过多少了！无非是骂自己吧！’”葛健雄师从谭其骧教授攻读博士已是思想解放开始后的80年代。一个细节，可见一代那一代知识分子心理创伤之深。就算是一棵草，在石头缝里扭曲着生长，要想重新抻直都很难，何况是有血有肉的人呢？
清华大学何兆武教授最近为《世纪学人自述》撰写的专稿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善意固然是人性，恶意也是人性，──例如除了人这个动物而外还有哪能种动物是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为乐的？文革对于其他专业工作者未免是一种损失，使他们失去了大量宝贵的钻研时间，但是唯独对于文科来说，它却是一次无比的收获，它使得我们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体验到人性的深处，这是任何太平盛世所梦想不到、求之不得的机会。几千年全部的中国历史和在历史中所形成的人性，都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迸发出来。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不能运用这样空前（或许也绝后）的优异条件写出一部或若干部文革史、中国史乃至世界史、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书来，那就未免太辜负自己所经历的时代了。”我很赞成何教授的观点。然而，这些年，严肃地反思历史，包括对反右、文革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的探讨，遇到了许多人为的阻力。面对阻力，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应当知难而退。一个健忘的民族决不是健康的民族。作家和出版家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抵抗历史的健忘症。
前些天，我去看望８５岁的冯亦代先生。夫人黄宗英说，他是今年元旦得了一次病，幸亏抢救及时，没出危险，目前正在努力恢复。每天坚持锻炼，与体能衰退抗争，炼得很苦。我不禁想起前年和妻子去采访他，请他对生平经历作一次回顾。别的事他都愿意说，唯独不愿意说反右那一段。他当时的托辞是，再说那些事没什么意思。我心清楚，人活一辈，能有几个20年？那种遭遇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冯老不愿意说，无非是几种可能：第一个可能是不愿意再触痛那块伤痕；第二个可能是不想涉及当事人；第三个可能是上面对这一段的说法还留着尾巴，心理上还有顾虑。后来，妻子的文章只好对他当右派的经历一带而过。这一次，冯老却吃力地告诉我，最大的心事，就是还有一篇文章没写出来，题目就是《从反右到文革》。他说，我要写，就如实地写，不带火气，也不考虑能不能发表。李辉要我写一本书，我恐怕写不出来了。话虽说得断断续续，但意思是很明白的。说话时的表情看似平静，却让我感到内含着深深的遗憾。他还说，韦君宜的回忆录我看了，我也要写。我觉得，他心里早就想好了，文章的腹稿早就打好了，甚至可以说，打了几十年的腹稿。可惜动笔太迟了。现在，一同遭殃的人里已经出了总理，重新说说这一段该没有什么顾虑。可是，要握笔，手却不听使唤了；录音吧，舌头又不听使唤了。
我想，冯老的遗憾，对经历了历史现场的老人，对作家、学者和出版家，都是一个提醒，那就是：反思历史不宜迟！

附:好书无人识与好书出不来

去年岁末，参加席殊书屋举办的1997年十大好书新闻发布会。邵燕祥先生在发言中说，有些好书的价值鲜为人知，并举韦君宜的小说《露沙的路》为例。我颇有同感。1995年，我在一篇题为《再谈四本关于知识分子的书》的文章里，就谈到过韦君宜这本书的思想意义。邵先生说，这是第一次用小说笔法真实展示延安的抢救运动。我觉得，小说虽然文笔极为朴实，但展示这段历史所达到的心理深度，具有极大的震撼力。此书不被舆论所重视，不是书本身没有份量，而是评论界确有误区和盲点。
最近，又读到于光远先生的文章《给韦君宜过八十大寿》，其中谈到的情况更加令人心碎——韦君宜的身体不能动，嘴不能说，靠鼻子摄取食物，大小便都在床上，可是头脑清醒，正忍受巨大的肉体痛苦顽强地活着。我和牧惠分析，她之所以想活着，很大程度是在等待自己的新著——一本她自己的回忆录的出版。文稿在1996年底经过牧惠之手，先后与几家出版社联系。这些出版社看到书稿的内容愿意出版，又担心韦君宜书中对自己亲自经历所写的真实情况发表后，会受上级责怪，因此把书稿压了一两年，最后都打了退堂鼓。他们大概没有想到这几个月对韦君宜意味着什么。
韦君宜这本回忆录就是《露沙的路》的姊妹篇。《露沙的路》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小说，回忆录则去掉了虚构的外壳。我没有机会读到全文，但从邵燕祥、林贤治编的《散文与人》里读过其中的一段、价值的确很高。抢救运动，可以说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预演。总结历史教训，不能不追溯到这里。 最让我不好理解的是，韦君宜在那艰苦的情况下，写成的堪称绝笔的著作，竟也如此难出。须知，韦君宜的后半辈子几乎都贡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事业。她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下来的，如果连她在生命最后时刻出一本书的夙愿都得不到满足，一般人还谈得上享受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权利么?
韦君宜的书问世这么慢，有的书却出得特别快。戴安娜去世12天，有关的书就能上市。我不反对出有关戴安娜的书，中国读者也有了解戴安娜的权利。但如果只对戴安娜一类选题开绿灯，而对韦君宜这一类选题亮红灯，能说这是健康的出版导向么?我前几天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了一篇小文，呼吁让朱正的《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和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案错案》两本好书尽快问世，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199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