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黄钟大吕

现在，每年出版的图书近十万种。虽不能说都是瓦釜雷鸣，但真正发出黄钟大吕之声的却实在不多。1997年里，《顾准日记》应当算一本。前些天，席殊公司请京沪两地人文社会方面近30位知名作家学者投票评选1997年十大好书，此书以唯一满票位居榜首。我作为编者之一，自然高兴。但更重要的是，我从中看到了中国的知识界看重什么，认同什么。
顾准已经去世23年，不可能再拿出掷地有声的新作。我要说的是，中国活着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无能到写不出好书的地步。只不过越是这种好书，出版越不顺利。《顾准日记》找了13家出版社才得以面世，还有一些好书至今在各出版社之间来回碰壁，得不到面世的机会。就我接触过的书稿而言，便有著名学者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著名记者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都是黄钟大吕般的力作。朱先生二十几岁就出了第一本书《鲁迅传略》，如今年逾花甲，各种书不知出了多少，但他说，我写的所有的书，都不如这一本有份量。我读了手稿，的确力透纸背，水平大大超过国内国外研究同一专题的各种著作。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人读了这部手稿，还专门请他座谈。
戴先生已是古稀之年，这本书更是他暮年壮心不已的力作。书里的一些章节早已在《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等几十家报刊连载或选载，不但受到了广大普通读者的欢迎，还为万里等老同志所称道。但这两本好书，至至今未能出版。这难道仅仅是作者的遗憾和读者的遗憾，就不是出版界的遗憾？最近，听说戴先生的这部书周旋了两年，终于将由新华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联手推出，颇感欣慰。我的期望是，在1998年，有更多的黄钟大吕式的力作与广大读者见面。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