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朱启钤与雍剑秋
——交通系大佬与军火贩子
民初政坛上活跃着一批政客,这批人因政治立场或利益关系紧密勾结,形成大大小小的派系。众多派系中尤以交通系历史名头最响,政治影响延续时期最长。交通系发轫于晚清,覆灭于1927年,几乎与北洋军事集团相始终,前后达半个世纪之久。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转型期,中央政府独裁行政的统治能力受到削弱,权威渐失,加上新式人才匮乏,以致无法行使某种行政职能,于是社会政治生活中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派系集团,开始拾遗补缺,渐至不可或缺,形成事实上的权力中心。在此大背景下,交通系便应运而生了。确切地说,交通系是伴随着晚清铁路、航运、邮政、电报所谓交通四政的发展而崛起的政治派系集团。
这一派系的政治能量巨大,为同时期其它派系所远远不及,原因在于:第一、政治上放弃理想,不预设定见,紧跟北洋实权派,先随李鸿章,后跟袁世凯,最后又攀上段祺瑞;第二、经济上霸占着交通四政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实业资本,实力雄厚,是当时中国实权派不得不拉拢依靠的对象;第三、派系中拥有一批响当当的领袖人物,如早期梁士诒、中期徐世昌、末期曹汝霖,使得交通系始终拥有维持人心的精神力量,凝聚力自然强于其它派系。
此外,交通系在民初政坛上强势不倒的地位,与它注意吸纳能人政客,并通过这些人广泛结交社会各阶层头面人物也不无关系。朱启钤与雍剑秋的密切往来便是其中的代表。
朱启钤,字桂辛,号蠖园,祖籍贵州开阳,1871年生于河南信阳。朱启钤之所以能够步入仕途、攀援上交通系这颗政坛大树,应该说与其显赫的家世有关。其父朱庆墉,出身秀才,早年师从贵阳著名学者傅寿彤。傅乃清乾嘉年间汉学大师洪亮吉的再传弟子,不仅博学多才、学问精深,而且官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在政学两界都吃得开。朱傅两家的渊源极深,朱启钤祖父朱士熙中过举人,曾任湖南某地知县,是朱家步入仕途的第一人。朱士熙便是傅寿彤父亲傅湟的学生。后来傅寿彤将长女傅梦琼嫁给了朱启钤的父亲朱庆墉。这样,两家的师生之谊,更添上了姻亲之好,傅寿彤也就成为朱启钤的外祖父。朱启钤一生兴趣广泛,知识渊博,文化素养非同一般官场中人。1916后,岁当中年、务实干练、且人际圆通的朱本可以像其他北洋政客一样,继续奔走于权力场,但他却掉头而去,从此退出政界,人生旨趣出人意料地转移到了对传统艺术的研究上面去了,可以说与朱家这种浓郁的文风大有干系。
值得一提的是,傅寿彤另有一女,所嫁之人乃是晚清大学士瞿鸿禨。瞿一度贵为慈禧太后的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是晚清政坛权重一时的人物。因缘际会,这位瞿大人也就成了朱启钤的姨丈。
在这样的家世背景下,朱启钤可以说一抬脚便可轻松步入政坛。
1891年,瞿鸿禨赴成都出任四川学政,年仅20岁的朱启钤便贴身跟着他数年。数年中,瞿对朱启钤竭力培养,极为关爱,不惜对其耳提面命,精心调教,令朱启钤进步之余,感激不尽。瞿对青年朱启钤一生的作为和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朱的字迹都与瞿相似。
正如袁世凯的堂叔袁保恒培养袁世凯的方式一样,瞿也不断地创造条件让朱启钤做事历练。特别是1896年,朱启钤在万县参予工程建设并专门负责施工事宜,对朱后来的人生影响至深。朱后来在北洋政府内务部长任上成功主持北京正阳门的改造,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改造北京城的政府官员,以及卸任后留心于工程营造,亲创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渊源实在于此。
在瞿鸿禨的大力提携下,朱的仕途坦荡,很快被保举为知县,不久又调入京师任职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程提调。瞿鸿禨后来虽然失势遭贬,但由于瞿的关系,朱启钤得以结识徐世昌。徐世昌是晚清民初官场上宦海沉浮几十年不倒的大官僚,本着“圆通、沉稳、柔韧、机警”的八字官经,徐做事讲究火候,做人拿捏分寸,做官注意风向,所以得以周旋在各种政治势力中,始终有官可做。凭借与袁世凯早年相与的交情,徐在袁世凯就任北洋大臣时期,便成了可以与袁帷幄畅谈的幕中密友。由此,徐也掌握了一把打开权贵之门的钥匙,成了当时各种人物巴结的对象,使他日后具备了周旋各派之间的资本,一度成为影响交通系权力格局的领袖人物。
朱与徐相识,瞿鸿禨尚未远离权力中心,地位远在徐这位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幕僚之上。不过两人地位很快发生逆转,1907年后,瞿因忤逆慈禧旨意,与当权派奕劻发生矛盾,被罢斥回籍,而徐因袁当年派他去西安孝敬慈禧太后一大笔救命银子的关系而日益得宠。但徐未因瞿地位的衰落而冷落朱启钤,相反待朱日厚。原因在于朱干练务实的做事本事是徐极为欣赏和急切需要的。此前朱已投贴给徐,算是徐的门生。
旧时读书人大都有三类老师:幼年负责开蒙心智,训练文字者为蒙师;稍长治经,教授科场制艺者为业师;待到参加科考夺得功名,主持该科考试阅卷者便是这个人的座师。在蒙师和业师面前,读书人一般多自称为弟子或学生,只有在座师面前才自称门生。顾名思义,这个门便是政治权贵之门,因此座师实际上便是门生初入官场的政治引路人,而待到门生日后政治上发达了,座师也就多了一位政治援手者。因此,“门生”总是与“故吏”并称一词,奥秘就在于门生与故吏的作用相似,其数量的多寡往往决定着一个人政治地位的高低和影响力的大小。同时,门生比故吏更多一层深意,那就是可以显示座师的学问根基。门生质优量多,自然可以说明座师的学识渊淹古今。正因如此,满清后期,科举虽为新学所替代,无卷可阅的官僚们,还是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源大收门生贴子。“座师”也就演变成了“坐师”——坐在权位上收门徒。学问砥砺的味道日渐稀薄,而政治援手的意味日渐浓厚。
鉴于座师门生这种“政治上相互援手、身份上彼此衬托”的利益关系,于双方都大有好处,所以像徐世昌这样科班出身的旧官僚当然愿意收朱启钤这类务实干练、前程不可限量的门生了。
作为徐氏的门生,朱启钤政治上亦步亦趋,紧跟徐世昌。徐任巡警部尚书,朱是该部警察总监,徐转任东三省总督,朱也跟着调任东三省蒙务局督办。特别是在东三省期间,朱随侍左右,与徐情同父子,据说后来朱启钤认徐氏为义父。在徐的着意提携下,朱政治上日渐发达,与徐利害与共,相互衬托。民国初年袁氏窃国期间,徐世昌自恃清朝遗老身份,不好意思出来当官,但又不甘心退隐江湖,于是便让他的这位历任两届内阁交通部总长、一届内务部长,代理过两天国务总理的门生朱启钤充当自己的政治影子,间接发挥着政治影响。
朱徐二人情同父子,以致梁士诒都得走朱的门路来巴结徐世昌,不想三人交往无意造就了一个政治权贵集团。
梁早年政治上紧跟袁世凯另一个亲信唐绍仪,后南北议和成功,唐绍仪这位美国耶鲁大学的高材生未免心存幻想,试图在袁大总统独裁政治下,享有责任内阁总理的行政实权,因而被袁世凯无情抛弃。但作为唐绍仪亲信的梁士诒由于通过朱启钤攀上了徐世昌,政治行情不降反升,日后更是深受袁世凯的信任,一度贵为总统府秘书长,人称“二总统”。后来机敏过人的梁士诒利用手中权力,依托交通四政发展起来的实业基础,相继成立了分享中国银行货币发行权的交通银行,同时网络了一批政治实力派人物,结成一个盘根错节、复杂庞大的民国政坛关系网——交通系。梁顺理成章是这一派系的早期领袖。
朱虽不是领袖,但也是这张网上的关键人物。正是傍着这张网,朱启钤后来才能在北洋政府多次位居要职。
也是由于这张网的关系,当时社会各界的头面人物都尽相与朱启钤密切往来。这其中就有军火贩子雍剑秋。
雍剑秋,江苏高邮人氏,出身官宦巨贾之家。雍剑秋祖父辈多达七房,系咸丰年间声闻当地的书香门第、官宦人家。一年,七房兄弟为进京赴任或赶考,同乘一艘海船北上,不料途中罹难俱沉海底。其时,七房共守一子,便是雍剑秋的父亲雍宪章。七房的先辈原本都是作官的,罹难前在扬州高邮一带拥有大小商号三十余家,均为当地官商首户兼大地主。罹难后,七房遗产均为雍宪章一人继承。雍宪章独获七房巨款,不知是钱多作怪,还是受了七房海难悲剧的刺激,于是便讨了七
雍剑秋,初在上海学习英文,后到香港英国都会学堂念书,不久考入新加坡大学,又学习了德文。23岁大学毕业时,雍剑秋的英语德语都十分流利,这为他后来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军火买办商人打下了厚实的语言根基。
不久,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由于战时对慈禧“北上勤王”的圣意,佯作不知,拒不奉诏,联合提议“东南互保”,以东南一隅向西方列强单独输诚,得到列强谅解,因此战后列强指名要李鸿章主持和议。李鸿章北上前,为观察京津形势,以便将来善后,指派上海道台余联和买办兼大官僚盛宣怀,组织一个慈善团体,打着“救济”难民的旗号先行赴京。这个团体是以上海商人和洋行买办出资组成的。雍剑秋因擅长英、德语,得以充当慈善团翻译。
上海慈善团北上京师后,明着经手两事:放赈难民,掩埋死人,暗地里却想接近联军,替李鸿章打探消息。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据港台近代史教科书记载,其中“尤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连那些没有来得西逃的旗籍王公大臣,亦不得不充当洋兵的贱役,这些满清权贵自然也寄望于慈善团能与列强说上话,好改善境遇。因此,中外沟通任务极重。
雍剑秋由于能说英德语,一时间成了在京王公大臣的外交大员。雍剑秋两面周旋,最后说动了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瓦德西答应不再扰民,居然给了他一个手令,于是王公大臣们纷纷恳求他保护。据其子雍鼎臣回忆,在雍剑秋的交涉下,一次京师满族官员约百人拟将家眷送往天津,瓦德西竟备专车一列,并派内含骑兵的洋兵一队予以护送到津。途中护送洋兵欲行非礼,随车的雍剑秋出示瓦德西手令,便把事摆平了。最后一车官眷平安抵津。
此事是否属实,不得而知。雍剑秋此后日益见信于满清权贵,并与各国公使和外国军官们搭上了关系,为他后来充当买办建立了广泛的人脉。
1901年8月议和前后,雍剑秋还结识了一个重要人物后任山西巡抚丁宝铨,由此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
山西在晚清时期便以煤炭资源丰富而招来了外国资本。当时英国人办了一个采煤公司,计划用机器大量开采煤矿。不想遭到山西地方反对,当时众多的小煤窑主们用土法采煤,效率低下,听说这个洋鬼子开办机器采煤公司,自然不答应,工人们也害怕断了活路。于是窑主和工人便联合跑到英资公司找英国人拼命,地方官劝阻也毫无作用。英国人地方上没靠山,中央却做着他的政治代理人慈禧,于是便直接压迫清朝政府,勒令山西巡抚进行镇压,保护英人开矿。时为山西巡抚的丁宝铨,害怕激起民变,左右畏难之际便想起了雍剑秋。雍剑秋接信后,立刻从天津赶来帮忙。恰巧这位英国鬼子是雍庚子年间在京师认识的老熟人,两下一说合,英国人见山西民风强悍,不好硬来,便卖给雍剑秋一个顺水人情,同意山西地方政府收购自己公司的计划,底价五万大洋。雍剑秋转过身将英国人的意见告知丁宝铨,但却隐瞒了报价。丁巡抚毫不知情,又急于了事,一伸手便代表山西百姓慷了一会慨说:“十至二十万银子本巡抚还是花得起的,也是值得花的。”结果,雍剑秋便报价十万,中间差价五万大洋便被他赚到腰包了。
丁巡抚吃了大亏,还以为欠雍人情,居然与雍换贴结为异性兄弟。这还不算,雍剑秋归津后,丁竟派文案崔廷献亲往来天津向雍致谢!谢礼为大洋五千两,鹿茸十付,熊掌十付,虎皮两张,金钱豹皮八张,狼皮褥十张,金酒杯十个,外加古瓶两个,一个是明趄宣德瓷器,一个是乾隆官窑出品。这些礼物并非丁的东西,而是山西地方那些小煤窑主凑钱置办托丁带去的。
一石三鸟,足见雍剑秋的掮客手段。
有了五万银子做本钱,又有官场和洋人关系资源可资利用,雍剑秋连一般的官位都瞧不上了,京奉铁路某位总办一度委任他为丰台站站长,他干了两天便觉得没意思辞职了。不过为了今后便宜行事,他还是以二万两银子捐了一个直隶省后补道的官衔。
1910年清朝颁布币制条例,各省设立造币厂,经一位户部任职的亲戚介绍,雍一度担任了天津造币厂副厂长。期间,一个德国人的到来为雍剑秋打开了军火生意之门。
这个德国人名叫包尔德,原是瓦德西手下的军官,此番来津门主要是替德商礼和洋行物色一个买办,不想邂逅了老熟人雍剑秋。可惜雍剑秋拿不出十万两银子的押柜金,眼看买办一职也就黄了。幸而包尔德对雍兴趣很大,过几天又来津找他,要他单管军火生意,这样便可免缴押柜金。雍剑秋天生是块敢于冒险善于把握机会的生意材料,于是便辞职作了礼和洋行的军火买办。
军火生意听起来挺神秘,但放在那个时代其实也挺简单。一来德国在世界的崛起以及军队的强悍,为德系军火做了很好的广告。二来呢,当时中国各省都在训练新式军队,对列强军火的需求既迫切又强烈。此时,一个专门经售德国克虏伯兵工厂军火的买办自然是大受欢迎的。何况这个军火商人还是官场中人曾经争相结识的中国人。强权独裁的社会里,什么大宗买卖能离得了官僚集团的支持?所以军火买办雍剑秋一亮相便做成了几笔大买卖。第一个买家是清政府禁卫军,成功交易五千多支枪支和相应的子弹以及其他的装备,随后冯国璋、张勋也成了雍剑秋的客户。
不过,克虏伯兵工厂的军火是“老牌特产”, 加之此时中国市场差不多由礼和洋行独家垄断,因此该行支付雍剑秋的佣金微不足道,交际费用报销同样不多。尽管他一上手便为德国军火商赚了大把银子,但是自己所赚并不多,既要行贿打点,又要讲究排场,最终所剩无几。
生意大获成功,做营销的人却未发财,此种状况不能容忍。
像现在的职业经理人一样,对薪水不满便去跳槽。恰好此时,克虏伯在德国的竞争对手艾哈德兵工厂,眼瞅着中国军火市场的大门被对手打开了,便采取尾随战略,紧跟着来到中国。代理艾哈德兵工厂军火生意的是德国捷成洋行。该行总经理纳尔德见雍剑秋已为礼和洋行代克虏伯兵工厂打开了销路,便釜底抽薪直接采用挖墙角的办法来找雍剑秋。一个人打瞌睡,另一个送枕头,可谓一拍即合。当纳尔德满口答应雍剑秋提出的“舍得花钱收买中国官僚”、“军火交易价格略低国际水平、和无论成交与否都应报销交际费用”三项条件后,雍剑秋便摇身一变成了捷成洋行的军火买办。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巧妙周旋多方哄骗,最终窃得了民国国柄。袁氏一门三世浸泡在晚清官场的大染缸里,因此一干官僚在袁世凯眼里但有忠叛之别,而无廉贪之分,所用官僚但凡拥戴自己,则任其贪污受贿,甚至为了拉拢政敌异己,他自家也不惜重金收买。因此袁氏当国之后,官场风气污秽不堪,有甚于清廷。这就为捷成洋行雍大买办打开了行贿之门。其实早在小站练兵期间,袁世凯便对德国心仪非常。除了练兵操典尽袭德军外,连嘴上的胡子都刻意蓄成德皇威廉的牛角式。但是,军火这玩意跟姨太太一样“先进门三日为大”也是讲究先来后到次序的。克虏伯军火登陆中国即早,威名又比艾哈德大,中国军队耳闻目睹久了,操弄也都习惯了,现在要他们换一个陌生的品牌艾哈德,似乎有点不大习惯。
好在捷成洋行本钱虽然不多,却舍得让雍剑秋花钱。雍剑秋长袖善舞,起初运动时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奈何三月未满,唐绍仪便与袁世凯闹翻而被迫辞职了,使得雍剑秋白白浪费了一笔银子。此后,雍剑秋长了经验,专挑能在袁世凯面前说得上话,且长期受袁信任的人下手。挑来挑去,就数时任陆征祥内阁交通总长的朱启钤最为合适。
一者朱启钤的座师徐世昌,跟袁世凯是结拜兄弟,名字中间的“世”字辈,都随了袁世凯改的,足见袁徐二人的交情。爱屋及乌,此等交情自然惠及徐氏所爱的这位门生了。 二则时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是袁世凯最得力的财神爷,而梁士诒这匹千里马能到袁氏跟前,最初也是靠朱启钤从中牵线搭桥,何况梁朱此时一为交通系精神领袖,一为系内干将,相互袒护自是难免。此外,朱启钤谦冲自牧,素重涵养,因此政治上并无多少政敌。加上朱的家居生活全盘西化,讲究奢华,耗费金钱甚多。
因此唐绍仪之后,雍剑秋很自然将行贿的功夫用到了朱启钤的身上。
民国初期,底层百姓旧习俨然,上流社会不知是因为海归派越来越多的缘故,还是由于经常接触洋人受其影响,反正是西风日烈。这种痕迹在朱启钤的身上显露无遗。
虽说朱启钤未曾流洋,但家居生活却欧化得十分利害。朱本人爱穿西服,吃西餐,时不时在家中开权贵Party,届时大宴宾客,朱家仆役则一律着白色大褂、紫色背心,所用器皿,装璜摆投,一律西式。后来连女儿的教育也是宽松自由的西方散养方式,以至朱家的十位小姐很多都成了当时社交界名动一时的交际花,朱
对于雍剑秋来说,朱启钤的这点爱好正是他所需要的。于是便投其所好,把欧洲出产的新式玩意大量买来赠朱,后来但凡他自家有的,朱家便有。
一来二去,雍朱二人交往频频,由浅入深,渐入佳境,由公事到私交,由个人到到家庭,一时情同手足,最后朱家居然主动提出要雍家的独子做他们朱家的女婿。
雍朱两家通好,起先固然在于雍剑秋出于生意上的考虑对朱的主动巴结,但究其实质,也是朱启钤所代表的交通系希望结纳像雍剑秋这样的军火买办,以便增加交通系左右政局的能量,扩大政治影响,积累更丰厚的政治资本。
果不其然,在朱启钤的直接影响下,雍剑秋军火生意越做越大,几乎垄断了陆军部的军火买卖。但无论如何,雍剑秋的交易对象都只限于袁世凯和段祺瑞等北洋军阀以及跟袁段等人政治命运休戚与共的地方军阀,从不包括南方革命党和西南有独立倾向的唐继尧等人。
通过这种交易,交通系无疑多了一种不同于财经、外交的政治筹码,使得袁世凯、段祺瑞等人愈发倚重交通系。
除了政治上给整个派系带来的巨大收益外,雍朱二人的私家财富也因此而爆增。
特别是袁世凯称帝前的1915年秋天,为了对付称帝后可能遭遇的武装革命,袁世凯急需购置一批军火,于是把雍剑秋直接叫去密嘱一番后便随即递给他一张总价千万元的军火订单,并预先支付给雍数百万元的定金。由于此事袁世凯不愿让段祺瑞控制下的陆军部经手,而是以总统府陆海军统率办事处的名义,要雍只和捷成洋行总经理纳尔德一人密谈,所以很是机密。
此时欧战已起,德国正在打仗本身对枪械的需求量大增,袁世凯所要这笔为数甚巨的军火,艾哈德兵工厂应付甚慢,等到袁世凯身败而死,也仅制造出一部分,大约价值二百万元。随着军火交易的意外中止,雍剑秋便将剩余定金私自独吞了。
这笔定金到底价值几何,外人不得而知。但黎元洪上台后,作为筹办帝制大典的主要负责人朱启钤遭到通缉,雍剑秋受其影响,与朱一起逃到天津租界后,两家生活较之先前愈加富足。
雍到天津后,除了在天津租界、北戴河、上海等地购进大量地皮和房产之外,还将一些地皮赠送黎元洪总统等其他权贵要人,以堵流言,逃避追查。朱启钤从中也受惠多多,北戴河的土地,后来便由他和雍家共同经营。由此足见这笔定金的数额之巨。
息影津门后,朱启钤除了1919年那一次受邀担任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外,基本远离了政治,而是将人生兴趣转移到兴办实业和研究中国古建筑、织绣、漆器等艺术方面去了。特别是收藏研究,著书立作,颇见成绩,从而成为近代中国的大实业家、古建筑学家和文物收藏家。这一点固然深受家学的影响,但从事这种纯文化性质的活动,闲清雅致之外,倘若没有闲钱支持,则是难以维持的。
雍剑秋受朱影响,也曾积极参予类似的活动,不过论成绩和影响,却远不能与朱相比。
解放后,朱启钤因为北洋元老的身份和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加上二女淇筠的丈夫章以吴与周恩来总理同为南开校友的渊源,重新受到社会的尊敬,先后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古代建筑修整所顾问。值得一提的是,
对照同时代的交通系大佬,若论务实精神、办事成效、爱好风雅以及生活之欧化、转型之彻底、结局之圆满、民间知名度之高,则谁都无法与这位老先生等量齐观。
至于与他相交大半生的雍剑秋,则早在天津解放前夕便病死了。一代交通系大佬和近代中国著名军火贩子之间的交往史,就这样连同那个声名显赫的交通系一起,都湮没在历史的烟尘里化为往事。


反病毒中心| 以下服务由瑞星友情提供 |
| 瑞星2008版下载(全面免费) |
| 卡卡助手下载(免费杀流氓软件工具) |
| 专杀工具下载(50余种病毒专杀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