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社会之外的游民社会

解放初也用过游民这个词，解放初的时候用于无业游民的改造。大家伙一提到游民这个词就想起来没有职业，我用的游民，是针对中国古代社会而言的。因为古代社会我有一个地位，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什么社会呢？我们从生产方式上是小农经济，个体的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从社会组织方式上是宗法制度，一个家族人和人之间是靠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中国古代官员非常少，大家现在对中国官的数目之多感觉到脑袋疼不得了，动则几百万上千万，大家老感慨古代的官有多少，唐代唐太宗一千一百多人，到了武则天已经官多得不得了，才一万多人，宋代那会儿则多是十几万人，那会儿已经非常多了。剑桥中国史写到晚清的时候有一句话，中国真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用最少数的官员统治人口最众多的国家。那会儿武官八千人，文官一万六千人，古代官员非常少，特别是和现在比起来。

因为是宗法社会，宗法社会，中国由家到国的，家国同构。中国是官本位，哪来的，首先是皇帝本位，君主本位，君主本位哪来的，就是家长本位。因为中国是由家族、氏族、部落这样发展起来的，中国国家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方式。所以说，中国的宗族和宗法制度是和专制皇朝是同构，宗法除了说明血缘关系之外，所谓宗法就是宗子法，宗子在周朝来说就是大家长，周子是天下的宗子，他传位第一长子，天子有很多的妃子，一个后，后生得最大的儿子叫第一长子，周天子的位置传给他，还有很多的儿子，其他儿子叫庶子，纷纷到各个国家建立诸侯国。周天子相对于诸侯国是大家长，我建立一个国家了，我建立一个晋国，分到晋国，当了诸侯，诸侯有一个正妻，很多的嫔妃，也生了最大的儿子，他的正妃生的孩子也叫第一长子，诸侯传位也传给第一长子，庶子分成大夫，诸侯对于大夫来说是宗子，再分成仕和小农，宗法结构是这么一个结构，总法就是宗子法，宗子实际上就是大家长，我们讲宗法是这样子的。宗法社会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段，都有区别，先秦算作一段，先亲到宋代以前算一个阶段，宋代之后又是一个阶段，这三段期间宗法结构有所差别，但是按照血缘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基层组织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改变，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除了行政组织制度以外，还有一种宗法组织。宗法组织制度和那个是同构，所以说社会基本上是稳定的。

历代皇朝都说以孝治天下，没有说以忠治天下的，为什么不说以忠治天下，不更利于封建皇朝吗？不更利于专制皇帝吗？皇帝不这样说，让你尽忠于我，尽孝，孝顺你的父母，大家伙都尽孝，等于这个社会就尽忠了，这个社会从小的权威到大权威，最后到一个天子绝对权威，文化大革命的荒唐把一切小权威全打倒，只树立一个权威，必然失败，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统治比集权统治聪明一些，我不宣扬这种聪明，中国这种古代社会专制统治结构，中国为什么能搞两千多年，因为结构太合理了，是超稳定，超稳定并不是铁板一块，因为里面有减震机构。科举制度，好像科举制度能从底层提拔官员，实际上这是什么呢？这实际上是用小官代替大官的，加强皇帝的专制统治，皇帝在位久了，别说和他一块打天下的人，咱们过去老张老李老王，最后你做了皇帝，我在你眼前跪下，心里不服。大臣威胁到皇帝的权威，暴力建立的政权绝不会以建立政权之后就会终止，暴力有一个延续的过程，有一个惯性，必须得有四五十年的暴力释放，要有一个再释放的过程。为什么？汉朝、明朝都有屠杀功臣的事件，就是因为这个。第一代打天下的人，必然威胁到天子的权威，就是我继位来的大臣久了也必然权力逐渐增长，影响到皇帝的权威。这怎么办？就得要提小臣代替大臣，西方也是这样子的。自己的马童、马弁、提过夜壶的侍者，因为老给他跟班而把他提拔成为贵族和大官，这是非常愚蠢，让人看不起，本来出身那个样子，中国搞一个制度化的，科举制度，从最底层提拔起来的人，还有一个选贤任能的美名，实际上选上未必能治理国家，未必就行，这毕竟是制度化的方式，不是根据皇帝个人喜好提拔起来的，这些小臣逐渐代替大臣，他感激是谁呢？感激的是皇帝，正像毛，打天下的人非常多，他在延安时期任用从白区来的没有军力的人，刘少奇，慢慢他威胁了，又换，再换一层，再换一个，最后有威胁，再换，最后换到王洪文，百分之百坚决支持他，因为只有他的存在，才能有他的存在，那些大臣就不同了，那些大臣必须得威胁到皇权的地位，才能够存在。所以说，统治术中有几个：用小不必用大，使功不如使过，老毛经常说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这话说得特别好听，使功不如使过，哪些人立过很多的多功劳，整天得向我要回报，使过，犯错误整天真信任我，把我安放在这么重要的地位，使近不如使远，使功不如使过，使大不如使小，一系列的东西。毛的很多操作性的东西，那是非常厉害的。

古代皇朝有一个减震机制，科举制度就是一个减震机制，不断提拔小，不断提拔新鲜的血液进入朝廷权力最核心的地位上。另外一个减震机制，言官制度，专为说话的官，而且说批评话的官，解放之后全没这个官了，封建时代台谏制度，台是监督官的，谏是监督皇帝的，台谏制度是专说批评话的，而且三个月之内不说批评话，您就要做一点检讨，不成就得挪挪窝。台谏制度有几个不得了，可以风闻奏事，我没根据，就听别人说的，你有贪污行为，皇帝从民间选几个妃子，虽然我不知道，我可以批评这个事情。第二，言官地位非常低，有人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专制制度下对言官是不重视的，言官地位很重要，但是品位非常低，作为一种减震机制，这是最合道理，因为地位低，七品官，不惜官，敢向一品甚至向皇帝开火，最小的官，我说的这个话，没准鸣震朝野，明朝敢说话的前赴后继，用一品官说话，已经岁数大了，自己好不容易熬到这个地位，就和我们现在好多单位使用人爱使用从最苦的地位好不容易获得一个学士、硕士、博士，提拔成一个小官，这个小官得赶紧抱着，惜官。我为太子党说一句话，为什么太子党在中国不是很吃香的？就是太子党很多你给他个部长他都看不上。不惜官就容易造成有反主的意见就出来了，要造成社会动荡。

所以古代真心要听取意见的时候，就用地位非常低的人，这是古代专制制度减震机制，我不太用封建这个词，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当中把两千年用了皇权专制制度，封建制度是日本贩卖过来的词，是误译。实际上在这两千年皇权专制制度下，我们这种专制制度是实际上在皇权专制制度发展最为完善的制度，减震机制非常好。所以才能维持两三千年，当然两三千年维持下来有一个重要的减震机制就是游民不断地暴乱，毛主席说，中国宗法农民起义最多，基本上是五十年一小乱，两百年一大乱，中国乱就是解决吃饭问题，中国人口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吃饭问题解决不了了，就要发生社会动乱，发生社会动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游民这个群体，游民就是从宗法社会当中游离出来的人。

宗法农民一切都在他的土地里头，他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他要离开那块土地就什么权也没有了，一个宗法农民一辈子很难出到一百米之外，我是山西人，我在六十年代初的时候，困难时期我回过一次老家，我是北京生的。我的老家是在山西省清源县，应该说是很繁荣的地区，清源县已经是太原市的郊区县，我们那个村离着县城只有30多里地，但是我们那个村里没去过县城老头老太太有30、40人，宗法农民离开土地的机会非常少，很难变成游民。但是一变成游民，被宗法排挤出来，怎么被排挤出来？基本上应该说是由于人口的增殖，因为中国人口基本上是四五十年就能翻一番，如果不控制的话，基本上三四十年翻一番。

人口多了，土地少了，怎么办？所以说的美国华裔学者所说，中国土地内卷化问题，内卷化就是过密化。过去十亩地就养活十个人，现在成了二十人，我还在这十亩地里生活，只是精耕细作了，但是精耕细作绝不会使粮食翻上一番，但是可以增长20、30%，看着土地精耕细作了，人的劳动强度大了，人的生活水平也在下降，内卷化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存在，人口翻上十倍，肯定会有一批人要从土地上排挤出来，排挤出来的人怎么办？如果还有土地可开垦地区的时候，可以流浪到别的土地上，再开一块土地，以他为始祖的一个家族，到了宋代人口发展很多，宋代初年有两个制度，历代不同的，一是不易兼并的制度。历代统治者有一个皇权争夺土地和对农民的统治权问题和剥削权问题，都有兼并土地的问题，被贵族兼并，农民不向皇朝纳税，而向贵族做贡献，到了宋朝初年，当时人口经过五代，战乱59年，人口丧失非常大，特别是北方地区，赵匡胤建立宋朝是中原地区为主，中原地区人口损失尤其大，统治地区人口不到一千万人口，河南、河北、陕西、山东、安徽，土地很多，用不着抑制兼并，没搞均田制度，愿意种哪儿就种哪儿，到了后来统一南方了，因为南方，比如南唐和五岳，受战争战乱比较少，相对社会比较稳定，那儿的田已经基本上固定了，没必要打乱那儿的社会结构，宋代定的是不易兼并的制度。

二是没搞均田制度，就是无皇帝老百姓也能耕作，造成了土地流转情况不一样，意志兼并给土地买卖制造很多的障碍，在宋代土地买卖障碍相对比较小，还是有障碍，土地买卖过程当中，流动比较小，土地流转就非常快。辛弃疾南宋的词人写过一首词，有一次他退休了，他儿子写信说，不让他退，田没买完，置好田产请他爸爸退休。他爸爸写了一首词骂他，千年田换八百主，一口能插几吃，千年的天地能换八百个主人，这一张嘴能插几个吃多少饭，要地还有够吗？从上一句话可以看出，当时土地流转情况非常快。土地流转特别迅速，就说明在这个时代被土地上排挤出来的人非常多，游民产生太多了，有卖的，就会有买的，为什么买天地，往往有地的人再买地，他的土地不断扩大，必然有些人被土地排挤出来，被土地排挤出来，就被宗法排挤出来，他们成为游民。

成为游民，在唐代以前，应该说到别的地方搞块土地以外，要进入城市是很难谋生的。因为宋代以前的城市，唐代和唐代以前是城防制度，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典型的大城套小城，城中有房，房就是封闭的小城，长安有108房，民众生活在房中，除非有特权的人可以临街开门以外，临街开门就是叫甲地，这个人出身于甲地，或有权力可以临街开房子，不在房里头开门，绝大多数贫民都在房里头开门，晚上房门一关就是一个小城，有一点像现在的社区。社区一封闭了，外人很难进去，而且管门的就像现在保安一样，房门关了，根本进不去，这种游民进入城市很难生存。

唐代的商业主要集中在东西两市，长安的地图东西两市在皇宫的两侧，当然房中有小型供应食品，大件的商品重要的商品频繁交易的商品都在东西两市，东西两市也有人守，到晚上就关门，盲流要进入到长安那种城根本没法生存。游民或者是最后就死亡，或者是到别的地区开垦一块土地，或者是有多种出路，做宋代以后的游民是非常困难的，到宋代这个城市就变化了，城防制改成街巷制度，街巷制度房门都可以临街了，大家可从事商业和服务业活动，宋代的大城市：开封、杭州这些商业和服务业都是非常发达的。

有人说资本主义，上星期四我在南方周末发了一篇《中国专制皇权研究》，那个商业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工商业，因为我们的小农经济，古代农耕的经济就有工商两门，就有商业和手工业的存在，因为小农绝对不能成为一种自然经济，过去说中国是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指农业整体，不是指小农本身。孟子和徐星的徒弟就说过这个问题，都是种了地之后换来的，因为小农无论如何不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指中国的经济，不必依赖和外国的贸易满足，但是就小农个体来说，他不是自给自足经济，天然需要交换需要手工业。中国等到宋代，城市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产生，资本主义还要其他许多的条件的配合，公民社会等一系列的配合，不是单看商业发达了，手工业发达了，但是的确宋代的商业和手工业在城市中那是极其发达的。但是这是干什么用的呢？主要就是满足城市居民高消费的需要。流传到现在一个画叫清明上河图，从事服务业和手工业特别多，从农民流入城市，没办法找一点小生意干干，不可能发展成为像西方城市的手工业成为无产阶级的前身，不可能的。为什么那么繁荣呢？城市里的官员，甚至包括军人的收入都是相对于比进城游民收入高很多。据我研究，宋代劳动力价格相当于唐代的三分之一的样子，劳动力非常便宜，城市居民，有钱人，能用比较低的钱满足需求，显得手工业和商业非常发达。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北宋时代官员都是骑马，有一首词《少年行》，写了从事性行为一个女和一个年轻的男的，手法非常细腻，晚上把绸子抛开，男的女的一块调笙，笙更合乎音，低声问，你今天晚上到哪儿，现在天气非常晚了，都到十二点了，你别去了，今天晚上就在这儿住下吧，天已经非常晚了，地全有了霜了，马也特别滑，行人非常少。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到，少年人追欢买笑也是骑着马的，而且司马光和王安石为骑马不骑马问题还辩论过一次。当时已经有了轿子，有人主张坐轿子，司马光说，用人代替寿力是不人道的，可是轿子普及了，为什么？因为劳动力便宜。当劳动力的价格远低于骑马的价格的时候，人们自觉不自觉就会坐轿子，而且轿子又舒服，到了南宋之后，轿子基本上普及了，南边马比北方少，但是和劳动力便宜非常有关系。周密在一个笔记中就写到，道学家穿得挺破，也有两个村妇搭一个竹轿子游说。到了南宋的时候骑马的风气已经被淘汰了，一是马贵，二是劳动力便宜。所以说，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北宋的城市发达，因为游民大量涌入城市，所以说形成劳动力价格非常便宜，所以才使得服务业和手工业发达起来。一进入城市之后，城市的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看远比农村提高得快。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感觉我生活提高了，我到农村去，我看到农民的提高，我不能说一点改善没有，但是远远没有我们快，而且现在劳动力价格还是那么低。广东反映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价格那么低，五百块钱一个月，城市的繁荣，工业商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并不完全一定是正面的东西，宋代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宋代游民进入城市起码能生存起来，但是为城市的居民提供了很多的服务，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其中还有一种服务就是精神上的服务，这就是通俗文艺产生和发展，不是说在宋代以前没有，但是宋代那种通俗文学作品，我们现在讲得戏曲，通俗小说，特别是通俗长篇小说都是从宋代开始的。

游民进入城市后，为城市居民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其中精神服务就是很重要的一种，精神服务就是戏曲的产生，通俗曲艺的产生，戏曲非常多，只要是查一下《孟良录》可以看到林林总总的记载，多少有名的艺人在城市中。

这些艺人我称之为江湖艺人，这就是第一代江湖艺人。我为什么称之为第一代江湖艺人，也是有根据的，不是我突然想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艺人很多都有外号，比如说枣儿徐二郎，过去可能卖过枣，过去做过熬肝的，很多的外行用这种小手工业或者服务业的行当称呼他，为什么这样称呼他呢，称呼为了区别，为了能记住他，这个徐二朗，过去卖过枣的，进入城市之后，先干的是别的，后来发现自己有艺术天才，我自己讲一个故事，就有人听，讲过一个笑话有人听，而且还能换来吃的，拿从前的职业加以区别。粥张二，这会儿的艺人不是有传承的艺人，侯宝林跟谁学的，都有传承多少代，已经发展四五百年，每个门类都有一个传承，这是没有传承的，没有说哪个艺人叫前先贤，他师傅，没有的，这是江湖艺人最初的形成时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有一个试错的过程，原先干过的行当不太适合，错了，于是现在改成一个现在的行业，这些艺人记下来，说明有成就的，这些能够被书记下来的，都是有成就的，这些有成就的艺人还不是有传承的艺人，只是他们原先做什么，后来发现自己有另外的天才，自己从事了，这是第一代江湖艺人。

第一代江湖艺人创造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后代所熟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就是这个时期产生的，这个时期水浒传的写定在明朝，写定元末明初，这个故事的原形在宋代，特别是三国的故事，在北宋时期就有很多人演说，在史书上都有记载。最初形成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渗透江湖人的思想，江湖人的思想和游民的思想一样的，他们和其他游民不同，其他游民或者扛大包，拉纤的，做一点其他的小生意和小行当，虽然和江湖艺人从事行当不同，但是经历和思想意识、情绪是差不太多的。所以说，的确出现了过去史书不见记载，也很少流传的，游民的思想性格与特征，游民虽然也在底层生活，但是他们和一般的宗法农民是不同的。

宗法农民长期在宗法社会中生活，他们自己不能代表自己，大家得让家长代表自己，这一点不仅中国宗法农民这样，外国的、欧洲的农民也是这样子的，马克思在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和波拿巴政变都说到这个问题，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得需要别人来代表着。很具体来说，他们犯了法，出了一点事，官府首先找家族，纳税也好，都要找家长、组长处理这些问题。什么东西不去使，就会萎缩，他们长期不能面对社会，他们的个性就萎缩了。中国解放以来，因为有单位制度，城市的单位对城市居民从生一直包到死，包得程度不同的单位有所差别，都是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城市管也包，农村光管不包，城市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所以单位人一离开单位之后就不知怎么生存，所以在改革初期，从工厂出来的人都不知怎么面对社会，古代的宗法农民比这个更为严重，几千年了，自己面对社会的能力非常差，游民就不同了。游民从宗法社会出来，必须得自己面对农民。你不能面对农民，你不能面对社会，你就生存不下去。当然也不能面对，最后被淘汰的，那些能面对的，能够挣扎，能够求得生存的，他们就留存了下来，而且这种能力不仅发展了，而且要大大发扬，所以说游民和宗法农民有不同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