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婚外情”中的“纪氏八卦”

文/王达三

有报道称，被誉为《百家讲坛》“十大名嘴”之一的“超级学术明星”纪连海先生，在上海电视台《文化中国》的一档节目中，称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乃是因其有“婚外情”（《华西都市报》3月26日）。说实话，在文化商业化和学术浮躁化的当下，学者信口雌黄、哗众取宠的现象并不少见，但纪先生的此番言论还是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实是不敢苟同，且认为此事关乎大禹的清白与国人的历史信仰，故不得已站出来说上几句话。

我们权且承认大禹时期还存有“走婚”的遗风，甚至是再退一步承认大禹和瑶姬确实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交往，但也不宜称之为“大禹有婚外情”。因为“走婚”作为彼时的一种婚姻习俗，本为时人所普遍接受，所以无论是男是女，不存在什么家庭伦理道德上的障碍，也不是什么“绯闻”更不会为人所不耻，因而和今天所说的“婚外情”有着实质性的区别。纪先生以今天的“婚外情”类远古时的“走婚”，无疑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禹已逝，纵有千般委屈也不能申辩一二，但是纪先生的良心能安否？孔子曰：“汝安则为之！”

然而，学术不能拿“权且”为说辞，治史更应该有文献记载或考古资料的支撑，不可想当然，更不能凭空捏造。瑶姬其人其事至今尚无考古资料为证，而古代文献如《山海经》、《高唐赋》、《太平御览》等对她的记载又都很含混简略，或以为是西王母之女，或以为是炎帝之女，而且也都曾帮助过大禹治水，如宋代范成大《吴船录》一书就说：“瑶姬，西王母之女，称云华夫人，助禹驱鬼神，斩石疏波，有功见纪，今封妙用真人。”但是，这些记载本身神话传说和文学兴澜的色彩就很浓重，很难作为信史。

对不能确为信史的事情，我们只能根据孔子“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和司马迁“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治史原则加以处理。进一步说，对古书中记载的瑶姬及其助大禹治水的事情，我们既不能断然否认，也不能完全确认。但是，有一点却很明确，那就是纪先生所说的大禹和瑶姬的所谓“婚外情”，于文献无征，而所谓作为“定情信物”的“红宝书”也只不过是纪先生一厢猜测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断不可节外生枝给大禹演义出一段风流韵事来，否则就是厚诬古人、栽赃大禹。遗憾的是，纪先生恰恰就犯了这样的一个忌讳，把好端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历史故事讲成了一个演艺圈的“纪氏八卦”！

此外，作为一个混迹在“历史的天空”里的学者，纪先生似乎始终没有把握好“历史”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历史”是历史事实和历史知识，而传统则是历史文化和历史信仰；“历史”真实而又确切，“传统”虽然未必真实确切，但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连横先生也说：“史者，民族之精神也”。大禹治水及其“三过家门而不入”，不单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也是一个“传统”的问题，世世代代寄托着中国人的诸如公而忘私、勤劳勇敢等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颠覆了这个“传统”，无疑会消解我们的民族精神。

还应看到，学者圈内接二连三出现类似“大禹婚外情”这样的奇谈怪论绝非偶然。百余年来，我们一直在贬斥和颠覆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这就是徐复观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虐症”。今天，由于诊治“现代文明病”的内在需要以及中国崛起带来的民族自豪感等原因，中国文化呈现出复苏态势，甚至是变得炙手可热。但实际上，由于历史的惯性和西化的影响，人们并没有也很难短时间里在内心深处确立对中国文化的敬畏和信仰，所以出现了许多借“恶搞古人”和“戏说传统”而谋取名利的现象——我非常希望纪先生不在此列。

无论如何，“学者阐明之，民众信从之”历来都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即是说，学者担负着诠释文化和引导民众的责任，故出言立论需要慎重，切不能为了媚俗迎众而数典忘祖——大禹这个老祖宗很重要呀！孔子就曾称赞说：“禹，吾无间然矣。”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大禹婚外情”的版本了，难道我们还要因神话传说中九天玄女曾帮助黄帝战败蚩尤，而再来一个“黄帝婚外情”的版本吗？长此下去，中国文化焉在哉？民族精神焉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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