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 色 的 悲 怆 (1)


.余习广 韦守德 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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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烧毁上十亿元木材,炼出近百吨废结铁！
上万个炭窑在冒烟,上万个炼炉浓烟滚滚。黑烟、红旗、黄土、光脊梁。
唯独没有绿色。


当年的广西,可是一个大放“卫星”的基地——在“全民大炼钢铁”的日子里，广西700万大军上战场。到10月底，广西自治区“全民大炼钢铁”，达到高潮。

进入10月的柳州地区,“钢铁卫星”放出了高潮迭起的“大跃进新高峰”。先是刚宣布水稻亩产13万多斤的环江县,又发射一颗“全国第一”的“大卫星”：10月15日日产生铁63321.5吨，另有烧结铁51808.5吨；18日鹿寨县放出全国最大的“生铁卫星”，日产生铁207243吨，另产烧结铁288139吨；21日环江又放出日产钢13416吨的全国最高纪录“大卫星”。地委提出：“粮食万斤亩，钢铁超英国！”

但是，在逼人的形势之下，石龙县拖了后腿。上级发怒了：石龙的干劲还没有冲上天，石龙的卫星怎么还没放出来？石龙县的“师首长”们差点被插上“白旗”。上级布置的3010个炼钢铁的小土炉，死活必须完成任务。但到9月下旬才建成1268个。还有57.9%的建炉任务，怎么办？天塌下来也要超额完成！县委的口号是：“再鼓干劲，建炉炼钢！”“苦干、巧干、拼命干，不建成3000炉，死活决不下火线！”

干劲怎麽鼓？山林毁去多半，火炭烧掉不少，但炼出的铁却不多。就是烧出一些结铁，死炼活炼也成不了钢。钢！钢！！钢！！！两万吨钢还没有着落。农民到底能不能炼钢？“土法上马”到底出不出钢？不少干部群众信心动摇了，就连那位打着赤膊上阵打擂、高喊拿两万吨钢迎国庆的公社书记，心里也直发怵：烧结铁倒是炼出一大堆，但钢水滴点不见，这么向上面的国庆献礼任务交帐？！

县委要向上级交帐，办法当然只有拿下面是问。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在国庆9周年前后的武宣城乡展开了。大辩论、大字报如开山重炮，猛烈地在各工地炸开来。还是当年共产党的那一套：先是让干部群众鸣放，然后穷追猛打大反击。

平时在劳累中有怨言的群众，面对高指标有犹豫或不满的干部，鸣放中有问题的“右倾分子”成百上千地被戴上各种帽子,押上批斗会。许多人胸前被挂上白旗和乌龟，手敲铜锣、破脸盆，游乡或游街示众。又有许多人被绳捆索绑，棒打棍捧…….

历时10天的这场运动，一下子打垮了微弱的非议。全县干部在县委“炼钢先炼人”的招数下服服贴贴，重新上满发条，拼死拼活去完成“三千座”、“二万吨”、“九万 吨”。

县委决定：乘“反右倾”东风，掀起“大炼钢铁新高潮！” 遍及各村各寨的大搜家开始了。结铁炼不成钢，但铁器可以炼钢，这是目不识丁的铁匠都明白的道理。干部带队，手拿锄头、铁锤，民兵全副武装，挨家挨户搜，目标是铁器，凡是沾铁字的东西，如犁头、斧头、秤砣、铁耙、禾镰、菜刀，甚至连做饭的铁锅、锅铲，一律砸个稀巴烂，送往炼钢炉。

大搜家的结果，家家要找件铁器，比去趟柳州还难！有的村几乎连镰刀也绝了迹，收割禾谷靠用木片割、人力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结果倒退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搞成了原始共产主义。

一场狂飙，成千上万间民房又被拆毁，几千座小土炉果然象变戏法似地平地而起，冒出红光黑烟。终于放出了所谓全县日产钢铁20万吨的大“卫星”。县委还把清朝末年外国人在三里炼铁时丢弃的废渣当作烧结铁放了“卫星”。喜报交上去,地委表扬传下来.“还是要高压！”干部们得意得很，插白旗的危险终于过去了，石龙扛回了大红旗，“钢”，终于炼出来了。

然而共计不足百吨的废“钢铁”，却耗费了价值百亿元的物资和470多万个劳动日！

3000多座小土炉同时开火，几万人马新编入“钢铁大军”，几万个土炭窑浓烟冲天。砍树伐林大军疯狂地纠杀着绿色的大林莽,一座山秃了，蚂蚁般的砍伐队又挥动刀斧砍向另一座山。一道道山梁露出了岩脊，一条条山沟现出了泥土……

东乡烈士陵园，近百株大树遮蔽着为解放东乡和剿匪时遇难的28位解放军官兵。群众和干部多次以烈士英灵安息为由，据理力争，使这片林子躲过了一个多月来的刀斧之灾。现在不行了，领导们说：烈士看到这些树烧成炭，炼出钢，打倒帝国主义，建成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还不知乐成什么样呢，砍吧！一声令下，百余棵千年古树一棵一棵放倒了，满地暗红的锯木屑，远看就象是流淌遍地的斑斑血迹。

花颜村后是一片百多年的黄皮林，大大小小3000多棵黄皮果树，养活着花颜村的人们。八九月正是收获黄皮果的季节，丰收在望的千余担黄皮果，给村民们带来了希望。然而，炭窑已经“断炊”，炼钢炉要“吃粮”，那就只有让黄皮树化炭了。当八月十五中秋月刚从东山露头时，一个“营”的“兵力”踏着月光，开进了这片果林。锯声、斧声，还有躲在阴影中老人的哭泣声……

盘古村后山坡上，竖有一块石碑，刻着“光绪二年植”。坡上是一片松林，共326棵水缸粗的老松。这片松林，是当年本村一位族人外出做官，在县官任上回乡出银买地植种的，意在保护这片风水宝地万年常青。多少年来，村民们就象供奉祖宗牌位一样供侍这片松林，别说伐树，就连进都没人进去过。

“师部”看上了这片上好的林子，指示要砍了作炼铁炉的风箱。盘谷村的人坚决抗令。“师首长”恼了，从外乡调来一个团，一天之内全部锯倒了。砍树那天，全村人站在山边放声大哭。为此，党支书和大队长被停职反省。没几天，盘古村200多户千余人口，全部被赶到邻村去住牛栏、草棚。盘古村的民房，除留下旧农会楼作“指挥部”外，700多户民房全部被拆毁，做了土高炉。

那几个月，5000多民工和学生驻扎在盘古村，折腾的人仰马翻。当土炼炉熄火后，整个盘古村成了一片废墟。至今破烂的土高炉和遗弃的炭窑，成为这片遭灾的土地的纪念碑。

前文说的“驻军”东乡的那位“营长”回忆说，砍完了东乡山林，他们又随团部南北转战，后来调到桐岭乡盘古村，负责烧炭。为了赶任务，所有社员一天只准睡4个小时，还是睡在工地上的草丛里。一天要干十六、七个小时的活。又是砍树、烧炭的重活。稍不卖力，“督战”的干部就往死里打。困的“钢铁战士”们走路都合着眼睛打瞌睡。

营里有个小媳妇，困的实在受不了，偷偷往怀里的衣服中塞件烂衣裳，又装吐酸水，声称怀孕了，向“营长”来请假。请示“团部”后批准了她的假。谁知她当炉长的丈夫闻讯大惊失色：两个多月没同居过，哪来的野种？他跑到山里，见到老婆就质问。女人当然答不上话，支支吾吾，被他抓住没头没脑使劲打。女的受不住招了供，说是太辛苦，没法子哄上级一下的，当不得真。说着就从怀里掏出烂衣裳。又劳累又枯燥的民工们围着看热闹，一见是这个都哄堂大笑。“营长”火了：游斗！斗完回来，小媳妇又羞又恼，吃了一把断肠草要自杀，幸亏发现及时才抢救过来。

完不成任务的要挨斗；“偷懒使奸”的要挨斗；干部不如意不顺眼的也要挨斗受罚。“斗争”，成为“大炼钢铁”后几个月的法宝。桐岭乡盘龙村的廖武瑶，新婚才几天，就被拉上山烧炭。人累心烦，完不成每天200斤的任务，加上偷偷跟妻子约会性交被发现，—绳索绑起来，作为“违反纪律”的犯人，拿到各炼炉去批斗，后来又被罚了三天三夜连轴转，晚上也不许睡觉的锯木活……

强权暴力驱赶着群众往绝地深渊走。

在“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广西搞起了千军万马上山进林，砍伐森林的“伟大战役”。广西山大林多，砍树大军一扎进森林就是几个月，不少地方放起伐木“卫星”，烧炭“卫星”。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志•大事记》载：仅大明山林区就有案可查的10万人驻扎在山上砍树，共砍伐森林面积31万亩。大瑶山林区八个县，在一天之内就砍伐树木10万立方米。据林业厅1958年报2月出日的报告估算，当年全自治区共砍伐各种木材折合森林蓄积量为3700万立方米。若按现在的市场时价，其价值超过750亿元人民币。

而石龙县从1958年7月开始拆房建炉，8月伐林烧炭，8月下旬开炉炼铁，全县几万人一直搞到12月，“九万吨”铁任务“基本完成”，但炼钢任务却只“达到”32％。

就这样，全县大小森林几乎砍伐一空。按照全县3000多个小土炉计算，有的大，有的小，一天24小时不熄火，要烧4批炭：先放一层火炭，再放一层“矿石”，直至炉膛装满。一炉一天烧3吨炭，4个多月没停过火。120天×3吨＝360吨，一个炉子360吨，3000多个炉子，共约烧炭、烧柴近百万吨左右。而每棵树砍下来，又有几乎1/3被抛弃。此外，有的团营为了赶任务或做表面文章，将大堆木料堆在山沟里，胡乱丢入矿石，烧上一把火，然后报出铁数字。

几个月下来，伐掉武宣森林覆盖率约几十万亩，86％的山林遭受毁灭性破坏，其余的林木也所剩无几。加上吃食堂烧毁的木材，当年烧毁的木料大约在50万立方米以上。若按现在的市场时价，其价值近十亿元人民币。倘若拿着这近十亿元的木材去换钢铁，那又该换来多少钢铁！


近十亿的木材化为灰烬，几十万吨的“矿石”和几乎全县民众的生活铁器经过炼炉，然而，钢呢？那自上而下荣辱相关的“钢”，却不过是躺在炼炉旁搬不走、砸不烂、百无一用的渣石相融的烧结铁！武宣人欲哭无泪。人民付出如此代价，土地付出如此代价，森林付出如此代价，谁曾为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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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庐山会议后，“三面红旗”调子更高，粮食紧张，缺粮断炊，大批饥民逃亡，死人事件不断发生，县委还在大搞“反右倾”、“反瞒产”。人们吃尽野菜、草根、树皮、树叶、水藻、观音土、苔藓、蚯蚓、毛虫……吃了“稻草淀粉”吃死人，吃了死人吃活人……

“文革”中武宣发生大规模吃人事件，那是大跃进•苦日子的后遗症！



当年全国一盘棋，从武宣县委到石龙县委，在大跃进年代的步伐又是那么雄纠纠，气昂昂。为了放粮食高产“卫星”县委强调“不怕作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跃进口号。水稻种植大搞“双龙过海”、“蚂蚁出洞”等高度密植，为放水稻亩产万斤卫星，大搞移禾并田，几块田的稻子并一块。旱地大搞红薯“卫星堆”、“卫星”山，玉米上山等方法，导致1958年减产又减收。

又由于“全民大炼钢铁”，1958年夏收、秋收劳动力奇缺，而收割的粮食又都归人民公社所有，收多收少反正不是自家粮。整个收获季节，留在田里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是老、幼、病、残和少数妇女，从早到晚为完成规定的收割面积计划奔命。收进多少无所谓，收割面积任务完不成，皮肉吃苦受不了。因此，夏收、秋收两季浪费在田土之中的粮食几乎占一半。而9月以后，全县以生产队或联队为单位，大办公共食堂。由于“吃饭不要钱”，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又提倡“放开肚皮”吃大锅饭，短时期内用粮无度，再加上当年粮食产量大放“卫星”，“高产”带来高征购。

1959年初，石龙县各公社告急，全县各地公共食堂粮库几乎全部挖空，而国家征购粮的粮库却仍然没有完成任务。

一方面，春荒闹得人心惶惶，公共食堂停炊断粮日有发生，大批饥民四处逃荒，涌进县城和乡镇乞讨，大量社员因饥荒至病。各公社纷纷向石龙县委告急。然而，另一方面，县委却因完不成国家征购任务而焦急。石龙县委认定：1958年，石龙县大跃进取得了伟大成绩，粮食丰收高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谓粮食紧张局势，完全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闹出来的。其用心在于否定“三面红旗”。

经过柳州地委同意后，石龙县委书记孟广平和县长韦可法商量决定，于1959年2月25日，集中全县各社队干部5000多人，在二塘樟村召开反瞒产大会。会议主持人口口声声，说是1958年获得了大丰收，但由于“严重的资产阶级右倾情绪作怪”，各社队干部故意瞒产私分，有粮不交国家。要大打一场“反瞒产”运动的人民战争。

于是，县委负责人亲自指挥干部和民兵，就地查抄了公共食堂粮仓，又挨家挨户到各家搜粮。并事先安排假现场，将食堂粮仓底堆上稻草，上面倒上稻谷，看起来粮食是满仓满库。于是，会议主持人宣布：食堂粮仓就地封存，上交国库。各家搜来的粮食，作为食堂用粮。并要求各社队当场上报“瞒产私分” 粮食的数字。达不到领导满意的指标，立即开批判会，“教育帮助”。会议中出现大量打骂捆绑的情况。

会议结束后，各社队干部火速赶回去，照本宣科，全县“掀起了一场反右倾、反瞒产的大规模人民战争”。“反瞒产”运动的直接后果，造成了75%以上的社队干部进一步缺粮、断炊。

而在当时，全国正在收风，中央已经部署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收风调整工作。

庐山会议后，石龙县委进行“反右倾”斗争和“更大跃进”。县委召集42个单位731名干部参加运动。

县委书记孟广平作动员报告，号召县直机关全体机关干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及党的领导发表意见，大鸣大放。结果放出各种意见93537条，其中对总路线提13154条，大跃进提28913条，人民公社6179条，大炼钢铁9817条，党的领导5851条。

会议风向一转，10人被打成“右倾”重点批判，其中有县级领导2人。此后，在全县社队干部中进行“反右倾”斗争，并且一手“反右倾”，鼓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一手“反瞒产”，抄出粮食上交国库。委书记孟广平向全县各级干部强调：要想证明“更大跃进”，必须拿事实说话，必须粮食拿说话。一场新的“反右倾、反瞒产”的运动横扫石龙县城乡。全县各地普遍发生更大规模的饥荒、病情和死人现象。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山林毁灭、农田荒芜，耕畜牲口大批死亡，农具毁损，房倒屋拆，粮食匮乏，人民饥寒交迫，贫病交加，人口大批死亡。生产力衰退到了难以维持的绝地。

《武宣县志》载：1958年以后，由于受到浮夸风的影响，到处虚报粮食产量，并按虚报产量定购余粮。如全县1958年实际产粮35158吨(折贸易粮)，比1957年减产13.6℅，而征购粮却为6990吨，占粮食总产量的19•88℅；1959年定购粮食10945吨，占粮食总产的29•06℅；1960年定购7460吨，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20•36℅。由于征购粮食过多，农民基本生活用粮减少，造成社员营养不良，患病率增加。

1959年全县农民人均吃粮降低至此81公斤，1960年出现了以野菜充饥顶餐的情况，不少人因营养不良而干瘦、浮肿，个别地方发生饿死认得现象。1959年秋至1960年冬，全县农村人口缺粮，情况严重的社队，人均每天2两，更有断炊者。全县农村平均人均口粮为5两多。

就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县里又大搞“更大跃进”，上马大修水利工程，大批劳动力抽去修水利工程，“工程用粮”进一步加深危机。武宣在1958年年底就开始了大饥荒的“苦日子”。

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上半年，四年多时间，全县因缺粮造成疾病和饿死人的情况十分严重，各公社有40—80％的农民，曾先后患上缺粮饿食引起的浮肿病等疾病，患病者高达近十五万人；其中饿死的人占一个相当骇人的比例。据武宣县志：1959年至1961年，“全县灾情严重。全县营养不良、干瘦、浮肿、子宫下垂、腹泻病人22565人”。

另据武宣县志载，当年“非正常死亡者”24000多人。而据当年整风运动中一份原县委的总结材料（草稿）透露，“从大跃进开始的一九五八年，全县在粮食问题上就犯了较大的错误，造成了我们工作中相当被动的局面。从1962年初，全县月四万多民众因非正常死亡而丧失了生命。全县损失牲畜在82%”

在太平天国建制称王和大跃进“钢铁基地”的东乡，缺粮情况更为严重。患浮肿病的人,在案的约9000多人。县里在东乡设有“东乡医院”（当时乡下无公办卫生院），由县医院派医生去治疗。所谓药品就是用黄豆、大米等东西做成的“营养丸”。全乡病死、饿死1000多人。李运村一天就饿死抬出去7个人。东乡周围砍伐的光秃秃的山岭上，密密麻麻到处都是埋人的新坟。

人们的主粮是野菜、草根及水藻等，上级领导号召大家吃“稻草淀粉”，水藻等“代粮品”。当时，在全国大粮荒中，中共中央屡次下发文件，一方面强调要“巩固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一方面要求各地区“要抓好吃饭的技术革新，搞好代食品生产”。

中共广西自治区委在大抓“代食品”生产中，又发明了“稻草淀粉”新花招，并以此作为生产 “代食品”的成绩，上报中共中央。所谓“稻草淀粉”，就是把收割下来的稻草，放入水中，然后倒上石灰，浸泡几天，用石碾压磨成浆，说穿了，就是当年人们用来拉屎擦屁股用的稻草纸浆的纸浆，让人当饭吃！美其名曰：吃饭的技术革命！

中共石龙县委多次召开 “代食品” 生产的现场大会，大力推广“稻草淀粉” 的生产经验。有人当时就小声发牢骚：“如今这时道真希奇，吃饭还搞技术革命！没粮吃就没粮吃嘛，硬是让人吃拉屎用的稻草纸！人比牲畜还不如！”结果让干部知道了，当场召开批判会，打了个半死，又送去劳改队。

粮食紧张，食堂缺粮，许多民众断炊，大批饥民逃亡，死人事件不断发生，1959年秋至1960年冬，县委还在按照上级的布置，大搞“反右倾”、“反瞒产”，并前后掀起三次“大高潮”。

县委第一书记孟广平说，庐山会议，共产党连掌握枪杆子的军阀也打倒了，还怕农民闹粮么！他硬说灾情是“谎报军情”，是“瞒产不交”。强令各社必须“坚决打好反瞒产这一仗，坚决完成国家任务！”

他还在三级干部动员大会上摆出一付蛮横的嘴脸：老子南征北战，打日本，打老蒋，打进广西搞剿匪。穷山恶水出刁民，石龙是个出刁民的地方！有粮不交，我看你刁民斗得过共产党！

东乡党委书记覃思堂为上交征购粮的事找县委叫苦，县委书记孟广平说：“不行，东乡还有粮，瞒产不报！”覃思堂这位58年放“卫星”的“红旗”干部当场哭了，说：“我的人都饿死了，那里还有粮？”

县委书记大怒，掏出手枪拍到桌上：“今天你不报上交粮数，枪毙你！”覃思堂说：“毙了我一个容易，两万多东乡人怎么办？”

后来，东乡日日死人几十口，县委决定从桐岭乡调去一车刚摘下的生玉米棒子。汽车刚到东乡，四村八队饿疯了的社员闻讯赶来，抢着就生吃。这样一来，屙痢疾的病人一下躺倒好多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