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笃义的回忆

继韦君宜的《思痛录》之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百年人生丛书》又于1999年3月出版了叶笃义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和韦著相似的是，这本书也是作者的绝笔。叶笃义先生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今年87岁，重病在身。我去年曾去他家拜访，当时他说话已经很困难，更不用说再拿起笔来写作和表达了。本书是他80岁时撰写的自述，曾内部少量印行，很难见到，现在终于公开发行。
这本书只有14万字，内含却极其丰富。叶先生年青时代就是民盟的核心人物之一，与张澜、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张东荪、张君劢等都有交往，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活动。本书如实了回忆了民盟内部的决策和争论，披露了作者受民盟委派与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打交道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比如，民盟主席建国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先生托马寅初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希望中共“用人唯贤而不要用人唯党”，二是希望“共产主义外还要加一点民族主义，‘共’字上面必须还有一个‘中’字”。建国之前，这些民盟人士希望新中国不必“一边倒”，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更为有利。虽然后来形势的发展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但他们的一片苦心，应当得到后人的理解。由此我联想到当时苏共派到中国的代表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打报告，批评新中国政府民主人士比例太大，真是感慨万端。
现在常有人以赞美的口吻回顾建国初期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格局。当时虽然不少民主人士担任重要职务，但能否分享实际权力其实是有疑问的。以民主宪政的观点考察，政协人大的议政空间有多大，也是有疑问的。作者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又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本书引用的一份检讨记录了他当时的真实感受。“我总感到无论政协大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本身都是一种报告会而不是一种辩论会。做了三年多的全国人大代表，而自己总觉得不能代表任何人。听了大会发言后，大家头一句话说“我完全拥护……”我感到是千篇一律的八股形式，心里厌烦。我认为解放以后的报纸只是教育和宣传的，工具而不注重消息报道，看起来总是没有解放以前那样感兴趣。”作者的这种感受虽然是在检讨中带出来的，却耐人寻味。
1957年，叶先生被打成右派。此书原文收入了他当时签发的一份章伯钧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简报，披露了一些毛泽东后来放弃了的观点，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佐证。此书还如实介绍了作者当时提出的改进国家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意见。这些意见，现在看起来也不过时。
本书之中的60页，是作者对“文化大革命”中秦城监狱坐牢经过的追记。当时的监狱里，不但不许记日记，连手表都要没收。作者1968年4月4日入狱，4年多时间里，每一次审问经过和生活琐事都熟记于心，打成腹稿，1972年8月6日释放后，家人仍然劝说他不要写出，以免“二进宫”，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写成文字。我觉得，这几万字，不但其内容对于研究中国的文革史、政治史、法制史有极重要的价值，而且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本书的前言只有两页，其中这一段使我受到心灵的震撼――
说来可笑，反右、“文革”时，自己写过的检查千千万万，绝大多数被批为假的、违心的，今天，当“文革”被彻底否定时，我倒要开诚布公地说，当时我确实从“灵魂深处”认识到了自己的“反动”。将一个爱国善良的灵魂扭曲到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反动，这里有社会的悲剧，也有自身的脆弱。在良知复苏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写下这一段历史呢？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追忆个人的一生，我已没有这番精力；将过去的自我批判来个反批判？我缺乏这种水平。我以为最简单又最心安的办法倒是将自己后半生最多的作品――检查稿，搜集起来，整理成篇，较完整地奉献给读者。
叶先生的想法与做法，与邵燕祥先生可谓不谋而合。文革过去了30年，很多面貌已经不清楚了。各种人都想以自己的需要和意愿安排这历史，简化者有之，漫画者有之，粉饰者有之，美化者有之，掩盖者有之。再不把的情况拿出来，下一代人就说不清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邵先生前年出版的《人生败笔》和叶先生的这本《虽九死其犹未悔》，都是我们反思文革了解历史不可不读的镜鉴。
（199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