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心愿 · 不同的思索

——琦君散文《一对金手镯》与鲁迅散文《故乡》之赏析

琦君是享誉台湾文坛的著名女作家，《一对金手镯》是她写作的一篇散文。《一对金手镯》于1976年发表后不久，夏志清先生便称赞它是“散文杰作”，认为它的“题材和鲁迅的《故乡》相同”；“但鲁迅的作品都比较灰暗，不像琦君这样充分表达中国传统温柔敦厚的特色”j。我基本赞同夏先生的见解，也有一些不同看法。

琦君出生后自己的母亲没有乳汁，把她托付给乡下一位乳娘抚养，《一对金手镯》便描写了琦君与乳娘的女儿阿月之间不是同胞却亲如同胞的深情厚谊。鲁迅在1921年发表的《故乡》，描写的是鲁迅返回故乡绍兴处置老屋，接老母迁居北京的经历和其间的感受，其中牵扯到鲁迅与孩童时期好友闰土的重逢，有对少年闰土活泼可爱的回忆，也有对成年闰土穷苦麻木的感叹。鲁迅说，在这次笼罩着阴冷灰暗气氛的返乡经历中，唯有对少年闰土和两人友谊的的美好回忆，使他“似乎看到”故乡的“美丽”。尽管鲁迅对于闰土和两人友谊的回忆只是《故乡》的一部分内容，然而这部分内容在《故乡》中占据重要地位，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一对金手镯》和《故乡》这两篇散文杰作，具有相同的题材。

不仅如此，在设置人物境况、剪裁素材、塑造形象、表达情感等艺术表现手法、方式上，两篇散文也有不少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请看：

阿月是潘家雇用的乡下农妇的女儿，闰土是周家雇工的儿子；琦君和鲁迅都是官宦富贵人家的子女。依照通常的社会阶级学说分析，阿月和闰土属于社会下层的劳动贫苦阶级，琦君和鲁迅属于社会上层的康乐享受阶级，或者说他们分别属于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然而，恰恰在这种常人看来处于矛盾对立的两个阶级的子女中，发生了琦君与阿月、闰土与鲁迅的超越门户藩篱的深厚情谊。这样的情谊出人意外，又真诚纯洁，奠定了两篇作品引人入胜的基础。

其二，两篇作品都描写了对于友伴的敦厚品德和出色技能的敬佩。在琦君的作品里，阿月不羡富贵，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家，能编制种种官家小姐不会做的小玩具，把它们送给自己的朋友。在鲁迅的作品里，闰土憨厚朴实，会许多富家少爷不会的本事，知道许多高墙大院以外的事理，也善待自己的朋友。他们的品德和技能，他们的友爱和情谊，给少小的琦君和鲁迅带来不少的欢乐和憧憬。这种发自心底的敬佩，成为琦君喜爱阿月，鲁迅喜爱闰土的主要的心理支撑，也反映了两位作家对社会下层劳动民众的尊重。

其三，两篇作品都描写了儿时朋友在长大成人后重逢时的隔膜。这种隔膜集中体现在称呼上：阿月再见琦君时喊“大小姐”，闰土再见鲁迅时叫“老爷”。称呼的改变，反映了无情的社会生活现实，使得阿月和闰土对自身和儿时友伴已经分处不同社会阶级现状的认知。琦君听后连忙说“我们是姊妹，你怎么叫我大小姐？”鲁迅听后“打了一个寒噤”，鲁迅的母亲让闰土仍照旧称呼“迅哥儿”。琦君和鲁迅都不愿发生隔膜，都希望阿月或闰土不要拘泥于社会身份与地位的差别，然而，在阿月和闰土都以不能没有“规矩”而拒绝后，又不能不面对冷酷的现实。对隔膜的体悟和描写，揭示了琦君和鲁迅心存的美好回忆和心愿被无情现实击毁的悲哀凄凉的情绪和气氛，也为作品主题的升华作了铺垫。

其四，两篇作品都描写了成年后的阿月与闰土的艰辛的生活境况。待双方都长大成人再次重逢时，阿月和闰土已经或为人母，或为人父，为了维持生计终年操劳，不仅身心憔悴，而且精神麻木愚昧。面对儿时友伴的生活困苦，潘、周两家都曾给予一些援助，琦君的母亲再送阿月一只金手镯，鲁迅母亲将用不着、带不走的家中物品尽闰土随意拿取。对于儿时友伴的贫苦境况，琦君希望阿月能与自己的命运抗争，鲁迅则希望他和闰土的下一代不要“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样的援助和愿望，表达了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而正是这样的精神内涵，构成了两篇散文杰作真挚动人的艺术和思想魅力。

琦君的《一对金手镯》和鲁迅的《故乡》存在的相同之处，除了题材，或者说比题材更主要的，应该是它们同样表现了对社会下层劳苦民众阶层的尊重和关爱，对社会下层民众疾苦的真挚同情，对社会下层民众改变脱离贫苦命运的真切心愿，——它们都洋溢并呼唤人道主义的崇高精神。

相同、相似之外，《一对金手镯》和《故乡》也有显而易见的不同。这些不同，有语言风格方面的，《故乡》老辣凝重，《一对金手镯》圆熟秀美；有情绪气氛方面的，《故乡》悲凉忧郁，《一对金手镯》温暖柔和；然而，更主要的，则是两篇作品所反映的两位作家对于如何改变社会下层民众贫苦境况的方式、途径的不同思索与追求。

琦君主张“从美好的一面看人生”，“对人要有佛家怜悯心肠，不得有一分憎恨”。这种主张，集中代表了她的艺术观，反映在她的作品里，便是经常写人生中的美好一面，几乎不写邪恶、丑陋的一面，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她笔下的其它人物，似乎总生活在快乐里，富人有富人的善良和快乐，穷人有穷人的善良和快乐，穷人与富人、贫穷阶层与富裕阶层可以和谐相处。她不是没看到社会中的邪恶、虚伪、丑陋，不是没看到社会的贫穷和穷人的生活困苦与忧愁，是不写这些。琦君的艺术观和她的作品中，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她的世界观。在琦君看来，她和阿月生活的社会，尽管存在着贫富差别，存在着其它的邪恶丑陋，然而并不是不合理的；她认为社会上的种种差别，如阶级的，阶层的，贫富贵贱的等等，很大程度上由于“人生的际遇各不相同”，在于个人是否与宿命积极抗争，也就是个人的是否积极努力，会决定个人的社会生活境况与前途。因此，她认为要改变阿月的贫困境况，一方面是阿月自己要与命运抗争，另一方面是富有的人应给予关爱和援助。在琦君笔下，即使在她和阿月共同生活的那个社会，阿月仍有自己的幸福，“安安份份，快快乐乐地做个孝顺媳妇，勤劳妻子，生儿育女的慈爱母亲”，即使阿月没有与命运抗争的觉悟和要求，仍不失生命的活力和脸上的笑容。琦君信仰佛教，她相信如果人人都具有慈悲心怀，都奉行慈爱，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安乐幸福。——这是琦君对于改变社会下层民众贫苦境况的方式、途径的基本的思索与追求。

因为有这样的艺术观和世界观，因为她的写作积极贯彻这样的艺术观和世界观，积极传播她对改变社会状况的思索与追求，致使她的作品具有温暖、柔美、敦厚的风貌和品格。

鲁迅的艺术观和世界观与琦君大不相同。鲁迅认为，他和闰土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不仅自己被人吃，自己也吃人；社会充满邪恶、虚伪、丑陋，是一座没有门窗的黑暗的铁屋子。他主张，文学要反映这样的社会现实，并且要积极参与改变这样的社会现实。在《一对金手镯》中，琦君同情阿月的贫苦，认为阿月的境况得之于阿月的“人生际遇”和她的不能于命运积极抗争。在《故乡》中，鲁迅也同情闰土的贫苦，却认为闰土的境况，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造成的。对于闰土“要香炉和烛台”、“总是崇拜偶像”的“木偶人”状况，鲁迅虽然有“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的感觉，但更多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两相比较，对于社会下层民众的贫苦境况，琦君更多看到的是个人原因，或说是主观原因；鲁迅也看到个人原因，然而主要是社会原因，或说是客观原因。对于改变穷人贫苦境况的方式与途径，琦君偏重的是个人安份、勤劳、慈爱，鲁迅除了个人的觉悟与抗争外，着重的是社会改造，主张社会革命。

基于这样的艺术观和世界观，基于对改变社会状况的这样的思索与追求，鲁迅的作品大多揭露社会的黑暗丑恶，呼唤民众的觉醒与抗争，为此，他把自己的文学写作比之为“呐喊”，《故乡》即这种“呐喊”的一声。写作《故乡》时的鲁迅，一方面希望用革命的方式和途径摧毁旧社会，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方式和途径是否能够取得美好的实效怀有疑虑，他在这篇作品中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就反映了他的希望与疑虑、坚毅与苦闷共存的思想状态。这样的思想状态反映在作品里，就构成了激愤与茫然交织的情绪，冷峻与忧郁汇融的气氛。

人人都应当幸福快乐地生活，这是古往今来的美好理想。不能使广大民众幸福快乐生活的社会，不是好社会；贫富悬殊、怨声载道的社会，是不合理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必须改变，是天经地义的道理。远的姑且不说，在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上，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好多代民族精英、志士仁人，都在寻求、探索使中华民族摆脱屈辱，使中国人民生活幸福康乐的途径和方法，为此求知力行，殚精竭虑，前赴后继，矢志不渝，有成功也有失误，有欢乐也有痛苦。琦君和鲁迅，他们对改变社会下层民众贫苦境况乃致构建美好社会的思索与追求，也是其中之一。正是无数前辈的思索追求，求知力行，造就了中华民族的今天。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没有止境，这是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前进的一种动力。为了实现美好生活，摧毁邪恶、虚伪、丑陋，推广善良、慈爱、仁义，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一种社会被大多数人认为不合理，那么，它就应当也必须改变，而改变它的方式、方法可以是革命。如果一种社会被大多数人认为合理，只是存在某些缺陷，那么，它就无须采用革命手段，而应当也必须加以改良，加以改良的方式、方法可以是鼓励慈爱。就像一首歌曲所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世界会变成美好的人间”。不能明智地认知历史潮流和社会实况，偏执一端，固循一法，会产生背离美好愿望的后果。鲁迅和琦君都履行了各自为中国人民能生活得更加美好而呼唤、而践行的历史使命。作为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现在一代，我们仍在继续这样的思索与追求，而当今的历史实际使我们认识到，鲁迅和琦君的思索与追求，都有历史时代所赋予的合理性，也都有历史时代所制约的难以避免的欠缺。我们应当也能够从前辈的真诚求索的成功与失误中吸取教益和教训，思考和选择适合历史现实的方式和方法，构建中华民族的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振兴，使中国人民和世界其它民族的人民一起共同营造和享受幸福康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