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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博客中国 2007-05-28 12:34:56 发表于: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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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达三按:中国第一个法定清明节到来之际,强烈建议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政府总理、政协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出席并主祭陕西公祭黄帝陵大典,并将该祭正式升格为国祭。今特将两篇相关旧文重贴,并附录几篇相关资料。】

《创制国祭,期成大典》(王达三)

《请给公祭一点宽容》(王达三)

附录一:《重建国家仪式》(程亚文)

附录二:《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将清明黄帝陵祭祖升为国家级大典》(三秦都市报)

附录三:《“公祭违宪论” 难阻“祭黄”升格》(李承志)

创制国祭,期成大典

——清明时节话国祭

文/王达三

(一)祭祀很重要

礼是人类从蒙昧走向开化、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生命生存生活的经验积累和智慧结晶,因而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别于禽兽的关键[1]。是故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礼,无以立”,而《诗》则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所以,人,是一种礼仪性的存在,人类永远不会也不可能离不开礼。

古人重视礼,认为礼是天地之序、人道之极、治国之要,起着经天地、理人伦、明王道、助教化的作用,因而百代一贯,万世同法,千古不易。[2]而礼,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特质,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而独具特色和魅力的所在[3],是以中国文化也被称为是礼乐文化[4],古代中国也被誉称为是“礼仪之邦”[5]

古礼名目繁多,体系庞大,《中庸》上就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说法。其中,祭礼尤为重要,所以《礼记》上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左传》上也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近代以降,伴随着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衰微,祭祀活动也一度被视为“封建糟粕”而销声匿迹,祭礼则因无人谙熟而几成千古绝响。如今,中国文化又呈现出复苏的良好态势,相应的,祭祀又重新进入国人的视线和生活。

但是,因为去古已远,国人对祭祀不但已经很陌生,而且还有了相当的隔膜与疏离,所以难免会围绕祭祀问题产生一些意见分歧,特别是围绕公祭孔子、黄帝陵、大禹陵等重大活动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这些活动往往被主办方宣传为是“国祭”,而何为国祭、如何国祭、国祭何人以及该否国祭等问题,正是争论的焦点所在。

在此,笔者想借清明时节国人扫墓祭祖的机会,简单谈些自己对祭祀特别是国祭问题的理解,并慎重地提出一个建议以供观者来讨论:创制国祭以为国家大典。

二、什么是国祭

古代的祭祀,按照祭祀参与人员参加祭祀活动时的身份,大体上可以分为私祭和公祭两种。

私祭多为个人性、家庭性或家(宗)族性的祭祀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不一,时间不定。季札挂剑君坟茔之树,即是一种个人性祭祀[6];陆游诗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祭”,即是一种家庭性祭祀;遍布全国各地的祠堂,则是家(宗)族性祭祀活动的场所。清明节祭祖扫墓也是一种私祭活动,但却是一个流行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风俗习惯[7],所以东坡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公祭则是一种公共行为,又可分为民间层面的公祭和官方层面的公祭两种,祭祀的对象、形式、规模、时间等都有一定的规制。当官方层面的公祭不是由地方官员或部门官员所主办,而是由国家层面来主办时,这种祭祀就上升为一种国家大典,古人称为“国祀”[8],今人谓之“国祭”,是各种祭祀活动中最为神圣肃穆、庄严隆重的一种。

国祭的最大特点,是由君王亲自临祭,至少由他们派员代为致祭。比如:《礼记》上所说的“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就必须有天子或诸侯临祭;前195年汉高祖刘邦路过曲阜,召集地方官员公祭孔子,首次把祭孔大典上升为国祭;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人代为公祭黄帝陵,也是一种国祭。

事实上,任何国家大典都离不开国家领导人的亲自参与——怎么能设想新中国开国大典毛主席缺席,或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而当选总统不参加呢?依此而言,目前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国家级”公祭孔子、黄帝陵、大禹陵等,都还算不得国祭,最多只能是一种“官祭”而已!

(三)今天的国祭

“五代不同礼,三家不同教。”[9]历代王朝的礼仪既能陈陈相因,也会有所变化。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儒家常说的因革损益之道。

因此,今天的国祭大可不必完全效法古人,而是可以在内容、形式、规模、时间等方面有所创新与变化。当然,也不能完全脱离古制而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然是国祭,总应有中国的的气派和气质,因此有两点内容不可或缺:

其一,国祭应该有国家主要领导人参与。或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一人亦可)亲自参加,或由他们派员代为致祭。另外变通的形式,是他们以私人身份参加。还有一种可取的形式,是以政党、政府、人大、政协的名义致祭。[10]

其二,国祭是中国的国祭,而不是美国或日本的国祭,因而应该具有中国性和民族性,或说要有中国传统祭礼的底蕴,比如三跪九叩、钟鼓齐鸣、礼乐合一等不一而足。目前的一些所谓国祭,参与者往往穿西装、献花篮、三鞠躬,场面更似一群国际友人而不是中国人来搞祭祀。

上述两点,或有相关事例,或已初露端倪:

于前者,1936年4月5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就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黄帝陵;2005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叶选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光英参加公祭孔子;2006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兆焯参加公祭黄帝陵。

于后者,连战回乡祭祖只因年迈体弱才被免除三跪九叩之礼,而宋楚瑜回乡祭祖则不折不扣行了三跪九叩大礼;目前台湾官员公祭孔子时仍有许多人穿长袍马褂,而归国祭黄帝陵的许多华人则特意选穿汉服或唐装;2006年陕西省长陈德铭身穿传统绸缎服装宣读祭黄帝陵文。[11]

上述事例或端倪,虽然不足为国祭,但离国祭已经仅是一步之遥,也说明古礼国服还是有很大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因而融入到国祭之中不是不可能的。至于国祭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则或专家议之,或有司存之。

(四)国祭什么人

国祭是一种国家大典,因此祭祀的对象选择,需要慎之又慎。正如《国语》上所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

《国语》同时还提出五类人可以列入“国祭”对象: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

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肆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国语》提出的这些,遗漏了天地日月、名山大川等传统的重要祭祀对象。而且,按照韦昭的注解,他们都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圣王或贤相。如果曲通一下的话,这五种国祭对象可以说成是:制礼作乐垂法万世的圣人、勤于国事鞠躬尽瘁的君王、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贤臣、抗御灾害保民平安的国士、抵御外患保家卫国的英雄。

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往圣先贤璨若群星、英雄烈士层出不穷,即使按照《国语》的标准严格筛选祭祀对象,国祭也会遍地开花而且难免挂一漏万。尤其是在今天国祭尚未定型、经验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各地最好不要抢国祭、出风头,而是应首先恢复或完善如下几个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

其一,祭祀天地。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之本也。[12]天父地母,天生地成,天地乃人之所由出[13],自古以来即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信仰,祭祀天地则是古代最重要的祭礼。是以应在立春时节于北京天坛举办祭天大典,以示天人合一,以祈世界和平,并以日月配享昊天;立秋时节在北京地坛举办祭地大典,以祝风调雨顺,以祷国泰民安,并以名山大川配享大地。

其二,祭祀黄帝。“人生亦有祖,谁非黄炎孙?”[14]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和人文初祖,慎终追远祭祀黄帝不但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也可以彰显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和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是以在清明节公祭黄帝,完善在陕西举办的公祭黄帝陵大典,并以炎帝、尧帝、舜帝、禹帝、汤王、文王、武王、周公等八人配享黄帝。[15]

其三,祭祀孔子。孔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被称为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祭祀孔子是历代读书人的盛典,也可以彰显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连续一贯。[16]是以应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17],法定师生放假一天,继续完善在山东举办的祭孔大典,并以孟子、荀子、董子、程子、朱子、阳明子等历代儒家圣贤配享孔子。

其四,祭祀英烈。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和英雄先烈为了谋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会发展与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牺牲,建立了不朽功勋。继承先烈遗志,发扬优秀传统,开创美好未来,自当缅怀先烈丰功伟绩。是以应在北京创建“英烈祠”,并选定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比如8月15日或10月1日,来公祭先烈。

四大国祭,可每年一小祭,三年一中祭,五年一大祭。此外,前三者当尽量依古礼,而后者则可多参照些现代祭礼。

(五)是否该国祭

目前,举办不是国祭的“国祭”,就已经受到很大的非议:比如,中断已久无须恢复,恢复国祭必然复古,甚至是有人说这是违宪[18]。窃以为,中断可以恢复,没有可以创制,宪法可以修改,举办国祭创制大典乃情理所至、大势所趋。

近代以降,中国传统的礼仪系统崩坏殆尽,而新的礼仪体系又未开出,即使有些也是一味照搬西洋,以至于中国从“礼仪之邦”一变而成为世界上最没有礼仪体系和礼仪特色的国家。这不但与中国文明古国、文化大国的世界地位大相背谬,而且还因为礼仪的缺失导致了种种社会不和谐的现象,甚至给外国人以中国人“不文明”的印象。

如果说,古代个人性和社会性的礼仪尚有少量残存的话,那么,中国国家性的礼仪则几乎全盘西洋化。外事场合下中国官员无一不西装革履、握手拥抱,使西洋使团来华根本不存在什么“入乡随俗,入境问禁”的问题。重要的大会、就职、庆典等国家大典更是毫无建树和民族特色。然而,恰恰是独具民族特色的国家仪式和国家大典,发挥着强化国民历史记忆、促进国民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19]而这,正是谋取民族复兴和实现国家崛起的中国的重要诉求。

无论如何,中国都到了重建国家仪式、创制国家大典的时候了。而如果要做,则请从国祭开始!当然,作为国祭,并不是任何人都有机会亲身参加的。但是,既然是国祭,就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事情。关注和支持国祭,同样也可带来一定的参与感。

更为主要的是,益渐恢复起来的个人性、私人性、家(宗)族性私祭以及民间性公祭导致个人参与祭祀的空间越来越大[20],而清明节就是这样一个国人报本返始、慎终追远的共同节日。

当然,在一个流动社会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返回家乡祭祖扫墓。但是,礼主敬、祭先心[21],远在他乡,心香一瓣,遥祭祖先,虽不与祭,亦是祭也!



注释:

[1]《礼记·冠义》:“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2] 综合《礼记》、《大戴礼记》、《左传》、《荀子》等书中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3] 此点尤为钱宾四公所主张。

[4] 礼与乐自有异同,详《礼记·乐记》、《荀子·乐论》、《史记·乐书》。

[5] 礼与仪自有异同,《史记·乐书》:“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

[6] 详《史记·吴太伯世家》。

[7] 祭祖由来也尚矣,而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清明节,则逐渐成为人们祭祖的共同节日。

[8] 高欢《上节闵帝出师表》云:“永安之末,国祀权移。”国祀有时和国祚意同,指一代王朝的历世长短。

[9] 王符:《潜夫论·断讼》。

[10]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党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等,都曾以不同形式或祭祀黄帝,或祭祀孔子。而且,这种形式目前在台湾仍保留着。

[11] 上述材料或祭文,可参见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祭祀黄帝专题。

[12] 详《礼记》、《荀子》等书。

[13] 参考张载《西铭》。

[14] 邱逢甲《落叶恋根本》诗。

[15] 此类圣王不必再开国祭或者缓开国祭。“北有祭黄帝,南有祭大禹”,东西祭谁呢?尧舜禹汤是不是也要开国祭呢?

[16] 元武宗云:“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圣者,非孔子无以法。”王船山云:“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柳诒徵云:“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梁漱溟云:“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

[17] 参阅《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王达三起草,汤一介、庞朴、张立文、郭齐勇、蒋庆等五十四名学者署名),见中国儒教网http://www.zgrj.cn/pages/p13_004.htm

[18] 葛剑雄有《质疑“国家级”公祭黄帝》一文指责国家级公祭黄帝陵违宪;徐友渔有《从宪政角度看,不能把祭孔变成国祭》一文指责“国家级”公祭孔子。

[19] 参见程亚文《重建国家仪式》,中国儒教网http://www.zgrj.cn/pages/p5_015.htm

[20] 近年来全国民间儒者春秋两季在曲阜举办的祭孔释奠礼规模越来越大,经验也日趋成熟,因而对民间祭祀活动产生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21] 汉儒多以“礼主敬”来释“毋不敬”。“祭先心”出自《礼记·乐记》。《礼记·祭统》亦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

请给公祭一点宽容

文/王达三

近年来益渐频繁的公祭祖先现象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和批评,6月22日甘肃天水公祭伏羲使这种批评浪潮达到了顶峰。批评者的主要理由有:公祭祖先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官方活动而不是民间活动,特别是“到处是祖宗,该拜哪一个”等。笔者以为,这些批评虽然不无道理,但最好还是把公祭过程中的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公祭本身区别开来,并给公祭祖先活动以适当的理解和宽容。

我们都知道,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色,而慎终追远、祭祀祖先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既十分重要也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伴随着中华民族从远古一直走到现今。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不断融合并生生不息,和中国人“人生亦有祖,谁非黄炎孙”(邱逢甲《落叶恋根本》诗)的心理潜质和文化特质是分不开的。

近年来公祭祖先的恢复,一方面是中国益渐崛起带来的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必然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增进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以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以此而言,公祭祖先合乎情理、顺乎潮流,无须大惊小怪。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公祭祖先对海外华人的吸引力和应对“文化台独”的重要意义。

古语有云:礼主敬,祭先心。公祭祖先首先是一种真诚的心灵皈依和精神洗礼,是一种神圣肃穆、庄严隆重的文化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祭就不允许或不容忍任何形式的经济活动参与其中。事实上,如果公祭活动既有与祭者的真诚参与,又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以造福一方,恐怕也是列祖列宗在天之灵的一个心愿。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亦未尝不可。

当然,把公祭祖先活动完全操办成“经济工程”甚至是“政绩工程”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因为,如果公祭没有了任何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品位,也就没有了内在的魅力和持久的吸引力,招商引资、旅游观光、餐饮住宿等经济活动就会后劲乏力。所以,在文化问题上,高瞻远瞩要比鼠目寸光强得多。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先生曾撰文指出:“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而公祭祖先具有宗教意味,所以官方不宜参与,否则即有违宪嫌疑。先生显然是扩大了宗教的内涵,好像中国还存在着一种与佛教等五大宗教并列的“祖先教”一样。民国时期和现今台湾也有“政教分离”的原则,但这并不防碍故去的中先生和现今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祭祀黄帝陵,原因就在于公祭祖先是一种文化活动而不是宗教活动。

公祭祖先既然不是宗教活动,也就可以提出一种“国祭”的设想。作为公共行为,公祭可分为民间公祭和官方公祭,官方公祭又可分为地方公祭和国家公祭。国家公祭在古代称“国祀”,今人则称“国祭”。“国祭”是一种国家大典,最主要的特征是有国家领导人参与祭祀或派员代为祭祀。目前的公祭黄帝等虽然被有些人称为是“国祭”,但实际上只是一种地方政府举办的官方公祭。

目前中国公祭祖先的活动很多,呈遍地开花之势,如各地分别祭祀三皇五帝乃至盘古、妈祖等,确实有些让人应接不暇,难免给人“到处是祖宗,该拜哪一个”之讥。解决办法是,可以把公祭黄帝上升为“国祭”,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和人文初祖,中国人也一向以炎黄子孙自称,所以其他地方就不要再与之争锋。

当然,其他地方的民间公祭或地方政府举办的官方公祭,仍可以继续保留并逐步完善,关键是要办出自己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品位来。无论什么样的公祭祖先活动,绝大多数人都是不能直接参与的。但是,给公祭祖先活动一点理解和宽容,或者是心香一瓣遥祭祖先,虽不与祭,亦是祭也。

附录一:

重建国家仪式

文/程亚文

在最近一次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一位与会者慷慨陈词,认为在每年的抗战胜利纪念日,不光要举行集会这样的纪念活动,更重要的是,要以国家领导者亲自参与公祭这样的方式,在有代表性的抗战纪念场馆,缅怀所有抗战先烈。他还呼吁人大代表推动相关立法,使这样的祭拜仪式法理化、常规化。笔者聆听此言,甚以为然。

在构成国家象征符号的那些事物中,礼仪或仪式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这方面,人们可能会有不少误解,以为恢宏的仪式,只在所谓“独裁”“专制”国家才会出现,它是愚民愚众、好大喜功的表现。实际上,这一认识错莫大焉。

就以美国为例,美国同样是一个极其重视礼仪、甚至可以说无礼仪就无所谓美国的国度。以全国性节日为例,一年之中,全体美国人就有11个重要的日子需要特别对待,它们分别是:新年(1月1日);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华盛顿诞辰纪念日(2月22日);母亲节(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全国阵亡将士纪念日(5月30日);独立日(7月4日);劳动节(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哥伦布纪念日(10月12日);退伍军人节(11月11日);感恩节(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圣诞节(12月25日)。算过来,有影响的全国性节日,美国比中国要多得多。这些节日,不是宗教性的,就是政治性的,大多与美国建国历程密切相关,而且被美国历法所载明,每年美国上至政府下至民众,都会自发举行各种仪式,予以纪念。

不仅全国性节日,美国人要举行仪式来纪念,就是平时生活中,各种仪式也数不胜数。比如加入美国国籍,必须由法官主持,举行庄严入籍宣誓仪式;每当美国公民在国外遭遇不测,民众则自发组织起来在树上连起黄丝布以作哀思或祝福。而最值得提起的,莫过于总统就职典礼,每当新总统当选,这项仪式都必不可少,它乃美国政治生活中一项重大的庆典。当年,华盛顿总统的就职典礼在纽约华尔街的联邦大厅举行,太阳初升时,13声礼炮轰然鸣响,华盛顿身穿美国自制的棕色细平布做的崭新西服,金属纽扣上镶有美国鹰徽,当他乘坐国会提供的四驾马车出现在人们面前时,群众向他发出热烈的欢呼。随后,华盛顿把手放在圣经上,郑重地宣誓:“我庄严宣誓,我将忠诚地履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职责,尽最大的能力维护和保卫美国宪法。愿上帝保佑!”簇集在阳台下的人群随之大声欢呼。欢呼声中,新制的美国国旗缓缓升起在联邦大厅上空,炮队鸣礼炮致意,停泊在港口的舰队也鸣响礼炮,教堂的钟声经久不息。今天的美国总统就职仪式,当然已经比200多年前要复杂得多,不仅举行总统宣誓、副总统宣誓,还要举行就职游行,彩车、乐队和武装部队、各州的代表云集一处,花团锦簇,鼓乐喧天,浩浩荡荡,整个活动的持续时间也长,一般都要历时一周。

仪式是对心灵的潜移默化,美国社会的那些节日礼仪,起到了不断强化美利坚民族的历史记忆,它对养成美利坚民族的国家认同感,意义非同小可。节日礼仪是美国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是对全体公民进行的共同性教育,它使美国人始终不忘记自身建国历史传统,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存在提供了强烈的心理暗示。这,无疑也是美国社会凝聚力的重要由来。

美国的礼仪不仅告诉美国人不应忘记自己的由来,不能忘国,同时,也时刻在提醒美国人不应忘记“做人”。敬天法祖,慎终追远,虽然指向民族的历史传统,是对自身由来的确认,同时,历史传统又是由具体人具体事所构成,具体人和事所体现所包含的道德理想、行为规范和思想信仰,也为后来者的现世生活,提供了思想和行动的引导或者戒律。礼仪塑造了美国人的心灵,美利坚民族也因为自身的礼仪传统,而成为一个蓬勃而有生机的国度。

美利坚民族重视礼仪,能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凡有自身历史传统的民族,都应尊重本民族的礼仪传统,否则,一个民族就无从建立自己健康的内心,而一个在精神和心理上不强茁的民族,就不会真正有未来。在这方面,俄罗斯近年来的一些经历,也给我们提供了良好说明。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曾经10年时间无国旗、国徽和国歌。当时的领导人从沙俄时期的国家标志中仓促继承了三色旗和双头鹰为国旗和国徽。1993年叶利钦签署命令,用19世纪俄罗斯作曲家格林卡《爱国者之歌》的旋律作俄罗斯的国歌。但是,这首国歌有曲无词,不能演唱。直到普京上台之后,在他的推动下,俄罗斯国家杜马才于2000年12月8日,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有关国歌、国徽、国旗和军旗的4个联邦法律草案,确定用已有300年历史的白蓝红三色旗作为俄罗斯国旗,用传统的双头鹰标志作为俄罗斯国徽,沿用苏联国歌《牢不可破的联盟》的旋律作为国歌歌曲,用红旗作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军旗。近十年时间关于俄罗斯国家象征性标志的争论,才终于画上了句号。

我们应该注意到俄罗斯国家标志的“历史性”。国徽是伊凡雷帝时期的,国旗是彼得大帝时期的,国歌是苏联时期的,这三大国家象征物连结了俄罗斯三大辉煌时代。每逢节庆,当俄罗斯人仰望国旗国徽、聆听国歌的时候,俄罗斯民族伟大的历史,便也同时展现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的节日仪式,直接沟通了自己民族的光荣与梦想。

俄罗斯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生在中国的人们,应该再次看他人而思自身。要不要礼仪、需要什么样的礼仪,这些问题正在考验着我们的历史感,考验着我们的国家民族意识。

附录二: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将清明黄帝陵祭祖升为国家级大典

来源/三秦都市报

本报讯 (特派北京记者文锦)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即将到来,作为炎黄子孙的共同祖先轩辕黄帝又将受到众多海内外华人的祭拜。在这次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在陕的全国政协委员李晓东、王二虎、周一波、王西林联名提交提案,每年清明节黄帝陵祭祖活动由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共同主办,陕西省政府或国内各省轮流承办,国家主要领导人担当主祭,各省负责人率团、港澳台代表、海外各国华人代表共同参加祭祀,电视全球转播,把祭祀黄帝上升为国家级的大典。

四位委员在提案中写道,位于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号称“天下第一陵”,是海内外华人尊崇和景仰的地方。中华民族祭祀活动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祭祀黄帝的活动。此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几乎都曾经亲自或派人祭过黄帝陵。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无论是女真族执政的金国,蒙古族人当皇帝的元朝,汉族人做皇帝的明朝,满族人执政的清朝,都无一例外地以真诚和谦恭,隆重祭祀自己的祖先——轩辕黄帝。将黄帝陵祭祀活动上升为国家层面,这样有利于传播我们中华文化,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增强全球华人的文化认同。

台盟陕西省委副主委、省台联副会长王二虎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今天黄帝陵祭祖就是在表达全体中华儿女尊祖敬宗的民族感情,更是在表达整个中华民族追根溯源的文化认同。在多年工作中,他常能感受到很多海外华人、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深深眷恋,黄帝陵祭祖就是他们表达民族认同的一种方式。纪念黄帝,缅怀先祖的丰功伟绩,对于打击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加快祖国统一步伐很有意义。

“今天,黄帝已经成为一个文明开启时代的象征、一个文化凝聚的标志。”王西林委员说,在全球范围内,有这样一个能够被所有中华儿女普遍接受的文化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黄帝既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旗帜,又是中华文明继续发展的力量源泉,也是中华儿女相互认同的文化标志。将祭祀黄帝上升为国家级的大典,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激励爱国热情,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附录三:

“公祭违宪论” 难阻“祭黄”升格

文/李承志

时代信报 2008-03-27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周一波日前表示,清明节公祭黄帝陵,是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大活动,如果交由国家来主持,将能更高层面更大范围凝聚海内外同胞人心和力量,激发中华儿女爱国热情。(《人民日报》3月26日)

两会期间,有委员提交了“建议将清明节公祭黄帝陵典礼升格为国家级祭祀大典”的提案,引起广泛关注和质疑。质疑的焦点在于国家公祭黄帝陵违背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忽视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本特征,其公祭的级格不应上升为“国祭”。“国家公祭违宪论”的根本要义在于公祭祖先具有宗教意味,所以官方不宜参与,否则即有违宪嫌疑。

祭祖作为一种追缅先人的仪式,既是人类普遍而基本的心理需求,更是对先辈恩情的感激和自身责任的确定。祭祖,正是确认和担当这种义务的庄严仪式。而“国家公祭违宪论”显然是扩大了祭祖的宗教内涵,忽视了祭祖活动的历史文化传承作用。在笔者看来,其根本问题在于公祭祖先是一种文化活动而不是宗教活动。宗教和祭祖实在是两码事:宗教是一种可选的虚构,而祖先是一种既定的真实;宗教是一整套的意识形态,而对祖先的敬仰感激是一种朴素的情感观念,两者没有多少可比性。“国家公祭违宪论”不能成为“祭黄之典”升格国祭的借口,其“祭黄之典”升格国祭不仅事关中华儿女表达对人文初祖的缅怀之情,也事关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向世界推介华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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