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身体论

——由葛红兵《身体政治》说起

刘秀丽

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在该书的第一章“身：中国思想的原初立场”中提出“贵身论”的说法并认为是“汉语思想的起点”——“中国思想发端于对‘身体之人’的思考和重视，中国思想的原初立场是奠基于身体的”，孔子和老庄都在此列。然而，这一宝贵的思想财富却未能一直继承下去，所谓的“身体本体论”或者说身体一元论终未能成体系，“东方思想的圣殿之中，人的‘身’被驱逐了。……当哲学家们以蔑视和践踏‘身’为荣耀的时候，我们又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东方思想的出路呢？”葛进而提出重返身体：“当代中国思想界完全有必要进行一场认真的反思，重新回到汉语言原始思想的发生处，体会它神秘玄远的哲音。而‘贵身论’无疑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身’将自身作为目的，无约束地实现身体自身，被看成是存在的首要立场……正如老子所说，视有‘身’为无‘身’，才是治‘身’的最高境界，也才是身体本体论关于自由的最高境界。”

读起来，对“赤子身”的召回、对身体价值的重视作为一种哲学态度，无疑是令人神往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进一步思考则发现，这种“最高境界”的身体本体论其实离现实太远。

女权主义认为身体其实是被话语建构的，而身体的感受则更是被建构的。老庄“虚静无为”的身体本真状态无疑只是一种身体的理想境界。

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逻辑来推论：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老庄所说的本真的身体境界具体是怎样的境界？如何描述和表述？很显然，这一境界的“理想”色彩无疑由“心”内而生，身心一元论作为一种理论在逻辑上具有合理性，但是客观上则无疑是身心二元的；而对这一理想身体境界的表述也不得不借助于语言，而语言是被建构继而又获得了独立的价值存在从而建构它的使用者，就这点来说，身体的本真状态一旦被描述实际上也就同时意味着其本真状态的丧失。

此其一。

其二，本真的身体境界在现实中其实也并不存在，因为它不可能存在：1，社会文化和语境在身体脱离母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物进入这个世界时便已开始对它的建构，最简单的，身体首先要求被穿上外衣，穿着外衣的身体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本真的身体；2，身体永远无法完全脱离它所处的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当身体无可避免地为各种权力关系所制约时，它根本无法达到作为一种纯粹存在的本真状态，甚至身体自身不得不成为各种权力关系链条中的一环。

所以，身体只能通过不停地反抗以摆脱各种权力关系从而接近其理想中的本真状态，而这一反抗行为本身却又使身体绝对地、无可逃离地处于权力关系当中。

女权主义地身体论是在认识到身体作为权力关系中之一环的前提下，揭示各种强加于身体的、使之不能自由的权力关系和运作，以积极的反抗姿态和行动来摆脱这些强加的权力，达到一种平衡和和谐意义上的身体的自由而不是自为状态。然而，权力关系所具有的动态运作的性质决定了这样一种自由其实也是一种理想境界，同时，也不得不是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境界。

在和谐的大同世界到来之前，身体的反抗是永远，也是绝对的、本质的。但是，反抗又有积极和消极、自觉和不自觉之分别。

女权主义的身体观与本书作者所追求的身体境界其价值取向上是大体一致的，即认为身体是重要的；但两者又有差异：女权主义身体论认为：身体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自在的身体本体，更重要的在于身体还是一个自为的主体。女权主义主张调动身体主体的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对权力的反抗，对话语建构的质疑。而同时，在这个发抗的能动过程中，身体获得了权力，获得了话语操控的能力，从而实现身体主义的意义和价值。有趣的是，葛后文的研究论述却不是从身体的本体论出发，而是同样地沿用了身体－权力这一分析框架。

应当承认，女权主义身体论无疑是功利的，以追求效果和实现价值作为目的的，并且其效果和价值是需要在现实层面来体现的。概括起来，无非一下几点：

1，身体是一个主体，而且应当是能动的，积极地、自觉地、有意识地反抗地。这是女权主义身体论的基本立场和理论兼行动地起点。

2，挖掘、调动身体地主体性，培养自觉的、能动的反抗意识，则是女权主义身体论的基本目标。

3，以这种自觉的、能动的主体性的身体去抵制、反抗甚至颠覆制约身体、使之不自由的各种权力关系，则是每一个女权主义者需要做和正在做的事情，而做这些事情不仅是说和写，更是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的行动和实践；它是一般现在时，也是进行时和将来时。

古人云：“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女权主义身体论是超越“身体论”本身的，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在于“论”，而在于“做”；与《身体政治》第一章所阐述的身体本体论最大的不同是：女权主义身体论不是哲学，而是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