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发展路径探索系列]

培元固本 共生久安

——重建社会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根基所在

钱　宏

题记：有网友读到我的文章《“公器私用”轻而易举，“全民总统”谈何易？》，来信希望我就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发表一点意见。我想，这个问题是当前每一个中国公民，尤其是中国的国务活动家和理论家们再也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不是政务官，也更不是理论家，但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历史困境与现实出路，自以为有过一点比较系统的建设性思考，于是不揣冒昧也来凑凑热闹，以期抛砖引玉。

一

自从中国经济由“１台巨大引擎”转变为“５万台大大小小引擎”推动，经过短暂的徘徊后，就进入了高速运行快车道，到如今，已是近似疯狂，不顾一切地冲入进退两难的维谷之中，而快要耗尽多少年来积蓄的动能……

如果一个人说自己“穷得现在只剩下钱了”，那是一种无奈的自我解嘲，可如果一个国家也被说成“穷得现在只剩下钱了”，那只能说明这个国家已经“发烧”到“诸虚百损”的地步。真是到了这一步，按照中国医药学的观点，其治疗方法是既不能大补，也不能大泄，不能用热药，也不能用凉药，而是先要采用温补通化之法，着力于提高机体整体免疫力，用句行话说，叫“培元固本”。

当我们今天谈论新一轮改革开放，谈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具体到调整政权机关权力结构提升人大、政协地位，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运行和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时，首要的问题是弄清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挑战和危机在哪里？这无异于给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运作现状进行把脉，不弄清现行制度安排的病根或总病根在哪里，就无法处方、抓药、服药。

那么，对于中国，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什么是培元固本呢？依我的理解，“培元”就是重建精神，“固本”就是重建社会。而“培元”的落脚点还是“固本”，重建精神和重建社会是一体两面。因此，重建精神－重建社会，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根本前提，有了健全的精神－健全的社会，国家机体的整体免疫力才能提高,才能疗救和预防伤病，中华民族才能浴火重生。

二

我之所以提出，重建精神－重建社会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根本前提，是因为经过多年观察、学习和思考，我认定：当前中国社会一切重大问题的根源都是结构性问题，而这种结构性问题的形成，是中国社会自身历史的自然过程。

这意味着过去我们习惯上把问题碎片化地归咎于某个个人、集团或某种主义（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左派、右派、西方、东方、第三条道路、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等等），从而人为地把社会关系引入“你死我活”“防微杜渐”“不共戴天”之角力倾轧斗争循环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惯习，都偏离了问题的根本，甚至也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的观察和方法——个人、集团或者主义，在社会意义上总是各种关系的产物，是制度安排和基础结构的职能性和功能性表征。因此，不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社会关系、基础结构，不重建我们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组织，无论是把问题归咎于个人、集团或主义，还是极端化、碎片化地强调什么“是个好东西”（如 “钱是个好东西”、“酒是个好东西”、“权力是个好东西”、“稳定是个好东西”、“反贪局是个好东西”、“双规是个好东西”、“民主是个好东西”、“协商是个好东西”、“二元结构社会是个好东西”、“渐进性改革是个好东西”、“实名制是个好东西”、“公务员制度是个好东西”、“城镇企业制度是个好东西”、“事业单位制度是个好东西”、“小农村社制度是个好东西”、“农民工制度是个东西”、“项目是个好东西”、“工业园区是个好东西”、“土地转让金是个好东西”、“目标函数是个好东西”，等等不一而足），都是“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盲人模象各说各话各取所需的庸常末法，而决非“培元固本”之道。

然而，我们所处的却依然是一个碎片化、极端化的时代，人们的思维和现实行为，甚至我们社会的各项制度、政治经济体制、法制体系都是碎片化、极端化和相互抵牾的。于是，一方面似乎谁都知道如今中国最稀缺的东西，莫过于新的思想理论和精神价值，而另一方面在人们心目中，思想、精神实际上是又大又空最没有用而敬而远之的东西。就连我自己的孩子也问我：“思想有什么用啊？”我想了许久，不知如何回答，我只能对自己说，大概我就这么个思想动物和精神动物吧。

所以，思想和精神这种东西，大概根本就不是什么“有没有用”的问题，而是作为正常人、正常社会、正常国家所注定拥有的气质和气概吧。

三

我那篇关于“全民总统”谈何容易的时评，说的是马英九，实际更是感喟我们大陆地区的领导者。而我说的解决海峡两岸长期对峙问题的“大中华政治舞台”，其实应当表述为“中华联邦共生舞台”。这一概念，甚至也不只是解决台湾问题，而且也是解决大陆问题，解决整个中国中央与各职能部门、基层行政区域机构和国有行政企业业已崭露的利益冲突，以及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两极分化的一种新的全向度思维方式。

全向度思维方式，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新的生态文明时代“全生态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而当前中国的现实证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固然不能照搬到中国来，“莫斯科共识”也似乎与中国国情相去尚远，而以所谓的“北京共识”——包括1950-1970年代党-政主导军工、重工业优先的“苏联模式”；1970年代末-80年代自下而上因势利导逼上梁山（搞承包搞特区搞双轨制搞分税制等）的“中国经验”；1990年代至2007年自上而下党-政主导市场的“中国模式”及其“比较优势理论”（林毅夫）与“非民粹主义”（樊钢）共谋降低政府交易和社会交易成本，轮番盘剥农民、市民的生产资料和低成本劳动，毁灭性使用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以集中财力于政府及寡头垄断企业之手的同时，暗含为政府不受人大、政协、司法监督而“全能”运作留有最大限度的腾挪空间，也自然为“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寻租留有充分余地——为内容的三个历史阶段的改革，如今已经走到了极限，更别说有什么普世性（事实证明拿到印度、越南等已证明行不通），以致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共识”已不复存在。

加上中国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基建红利”、“复制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人才红利”、“高科红利”等等大部分均已越过高峰值，以及全球经济特别是与中国政府型市场经济联系最密切的美国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因素”的增长，中国式的全能管理型政府，面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诸多现实问题，反而越来越显现出“按下葫芦浮起瓢”顾此失彼而力不人心（参看钱宏《就经济说经济的碎片化思维——人口红利继续吃的迷魂汤与刘易斯拐点重生的虚狂》、《如何真正建立科学发展观——开始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治乱、治散、治悖”探索“三种实现方式”的有机统一》，三种实现方式指“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于是，转变政府职能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继1980年代后，近年来再次渐次强劲起来。

四

如今，由于政治评价体系的极端化和一元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官-民二极化和多极化，制度环境体系的碎片化和畸形化，从源头上形成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性质在财富创造机制与收入分配制度上公平正义的严重缺失，从而导致经济社会运行出现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确保帐面GDP→基本建设投资过热→通货膨胀(虚假的流通过剩，多数劳工和年轻人购买力低下) →银根财政双紧缩(宏观调控) →生产商（民营）用料、用工、信贷成本提高，资金被迫转移形成畸形的投机市场→消费市场萎缩楼市不降反涨→重新投资刺激基本建设（确保GDP）。或者：“内需萎缩”-“政府卖地”-“企业圈地”-“资本投机”-“富人炒房”-“全民炒股”-“产能过剩或不足并存”-“消费不足”-“依赖出口”-“通货膨胀”-“宏观调控”-“内需萎缩”-“政府卖地”，结果是GDP（即国内生产总值) 与GNP（国民生产总值)脱节、城乡二元结构强化、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决策层执行层错位、官民矛盾加剧、历史积怨和现实不满交织，一句话，社会矛盾基本失缺自我调节的现实机制，政府与市场、官方与民间基本是单向度输出与接受，而非上下互动。

1990年代以来，甚至出现在改革旗号下政府把某些公共服务职能推给本来就不健全的社会这种“甩包袱”的现象，尽管所谓的民营经济、外资或三资企业等有较大发展，并在提供各类商品（服务）、承担公益事业甚至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名不副实的政权机构、社会组织、法人或自然人三元互动治理结构，还远未露端倪。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性的，但是政策和制度（包括法律）形成与建构的过程是相互不衔接的、支离破碎的。当然，制定碎片化政策和建立碎片化制度比较容易和方便，容易出“政绩”，相对阻力小，稳定性高，不用太过麻烦，且有“片面的深刻”（比如“发展是硬道理”、GDP主义下的“财政联邦”、“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价格双轨制”、“土地双轨制”、“户籍双轨制”、“社保多轨制”、立法程序部门化等等），更不必作一体化规划、整体设计和突破。但这种停留在策略性智慧层次的作法，是故意割裂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当然有其复杂的现实原因），看起来比较平稳，但却是把矛盾无限推向未来，推给后继者的做法，在统一意识形态失范和部门、基层利益张力的双重挤兑下，就可能会丢掉整体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钥匙，导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一再耽误时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社会矛盾积重难返，以至造成可能整体翻盘的危险。所有这些，说明现行中央-部门-省市区-市-县-乡镇的垂直分层行政管理体制和“官阶大一统”基础上的碎片化、极端化制度安排，完全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和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的发展需要。而且，这一制度安排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唐而皇之地打开了国之公器“使用权”私有化的方便大门，形成一种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官场文化，模糊了国家社会民族的基本荣辱界限，更败坏了为官之道，完全走向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最高宗旨”的反面（北京坊间有一种说法，说现在李鹏的口碑很好，而朱镕基的口碑反而很差。乍一听让人费解，再听就不知说什么好了。原来说的是“李鹏好，跟了他的人都得到提拔，连给他做司机的都安排了处长。朱镕基在这方面很差劲，不要说提拔司机，就是为他卖命的手下干将也很少提拔的，甚至连他的儿子也没有得到他的好处”）。但这不是个人的责任，甚至也不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组织的问题，而是“以党的名义”成全了中国现行官吏（官阶）制度与传统官场文化的互动的结果。

今天，这一制度安排业已面临三大挑战：一是权贵利益集团形成了对国家权威的严峻挑战，市场环境恶化是其表征；二是精英联盟形成了对人民主权的严峻挑战，消费能力不足是其表征；三是制度碎片化形成了对法治制序的严峻挑战，所谓畸形的“经济过热”、城乡二元结构是其表征。

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看，我想，比较温和而中肯的表述应当是：如果确有外国人所谓的“北京共识”，并且这个“北京共识”已经取得年21万亿GDP、1.7万亿外汇储备和第三世界经济强国的伟大成就（当然要加上“人口红利”“复制红利”等），但由于出现上述经济社会运行中的 “恶性循环”，而面临“三大严峻挑战”，那么，实际上这个“北京共识”现在也已经失去最基本的动能，必须进行全面的结构更新——中国政体的整体性更新。

五

而且，现在是“结构更新”的最佳时期——俗话说，挑战就是机遇，压力就是动力！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中国政体的整体性更新，与所谓“渐进性改革”并不矛盾，更不对立。我同意这样一种判断，说中国的事现在是九个字：急不得，等不起，促着进。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当然用不着那么急，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重建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要真正开始坚定不移地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就好，但政治和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现在再也不能拖延而贻误时机，先辈们遗留下来的“梦魇”如果影响今天的生活，就不能再等下去。其实，只要开动脑筋，转换思维，增强信心，高瞻远瞩，敞开心胸，把真问题、硬问题列入议事日程不再绕道而行，即使是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和制度安排问题，真要解决，不但没有想象的那么难，而且在短期内即可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巨变就在弹指间，“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必须“促着进”。

记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顾秀莲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及苏南经验时，她说了六个字：“小政府，大社会”。近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借鉴欧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做法，主张通过政府改革来实现“政府再造”（reinventing government），中国共产党的16大、17大，特别是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也都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管理方式，构建服务型政府。诚然，构建服务型政府，让政府职能回归到公共服务上来，确实是中国政体改革的一个关键，这说明中国政府正在通过自身改革努力实现角色转换。但是，实现这一转换有一个根本性前提，那就是要有比较健全的社会。有了健全的社会，才能与政府分工合作分而治之，共管共治共享而共生久安，形成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治理结构。正如有的论者所言:一方面政府要摆正位置，回归公共服务的核心职能，为此，政府需要把一直以来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分解出去，尽可能实现管理社会化；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和个人需要独立自主，积极参与管理过程，以分担原来由政府包揽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尽可能实现社会自治化。

试问，有没有名不副实的非政府性社会组织的存在及其健康运行，这一根本性前提，共生久安的治理结构缘何而来?!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就中国当下的情况而言，“重建社会”的充分必要性，还远没有受到中国国家机构（比如意识形态部门、政法部门、民政部门、工商部门、农工部门、市政管理部门等系统）执行层的重视。这些系统的执行者，仍然延续着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哲学的思想路线和组织形式，既没有意识到如今对中央权威、国家权威的挑战早已（始于1984年财政包干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推行）不是来自社会和社会组织，更没有意识到健全的公民社会是维护国家权威的保障，是平衡社会自身各种矛盾调节器。

中国执行层的这种思维惯习和组织惯性，现在到了非调整、改变不可的时候了。否则，不但转变政府职能和“结构更新”是一句空话，而且可能后果不堪设想。我想再引述一段自己在2003年9月写过的一段文字来说明这种危险：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发现，极权制国家必然造成社会各阶级、阶层分离的加剧，使社会变成一点即炸的火药桶。各阶级、阶层之间彼此隔离的恶果，一方面是“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但）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阶级、阶层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敌，“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温情之外，留给法国人民和世界的“红色记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积极促成社会公共空间的建立和发展，自觉主动扶持合法的民间组织成长的工作，已经迫在眉睫。起码，政府现在应当成立专门机构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加以研究和试点。民主政治、共和制度、宪政制度，不仅仅是一种国家形态，一个不任贵贱的“普选权”和“三权分立”问题，更是一个法律最高和公平契约的问题，一个权力结构问题，一种社会形态的问题，一个公民社会成长的问题。今天，那种对任何民间组织形式都采取“防”“堵”“扼”的作法及其“预案”机制，从根本上说，除了增加政治成本，给党的形象抹黑和使国家权威受损，从而走向稳定的反面之外，再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再说，在一个IT时代，民间公共空间与公民社会成长已然不可挑战。因此，公共空间的建立和合法民间组织的成长，比某些主流精英（由官僚、富商和知识分子构成）所津津乐道的所谓“中产阶级”的成长，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能否尽快着手开始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及今后三五年内，将成为衡量中国最高领导人执政能力和政治魄力的试金石（引自《当代中国四种可能的前途·中共社会元勋立宪制联邦人民共和国》）。

1908年8月27日的中国政府颁布《宪法大纲》100年来，中国的共和制度和宪政制序，由于强政府、弱社会的原因，就是这样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机会的（参看钱宏《中国宪政之路——不能第五次丢掉机会》、《论国家主义与国家权威》）。

所以，只有把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建设性的力量，重建社会，改善社会资本的性质，树立公民自立、自强和自治的精神，扶持公民社会组织成长，是转变政府职能、再造政府的前提条件（参看钱宏《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将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进行到底》）。

六

那么，关于中国下一步要走的路，我想，一定是中道路线，即坚定不移的社会政体改良。这就是：

从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区域行政管理体制和官吏管理制度入手，将目前基本流于形式的中国式协商民主加以内容上、组织上的充实，使之名副其实，同时，先落实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给社会和民间生活以更大的自主空间，有序扶持各种公民社会组织成长，以便为中国政体结构逐步调整、过渡到一种中央-省区政府职能性集权与城镇自治互补的联邦制——中共社会元勋立宪制联邦共和国——创造条件。

这一表达，可以看作是一种“中国政体改良的路线图”。

七

同时，要实现这样的中道路线图，现在就必须开始新的精神重建。在思想上树立生态文明主义，以克服当下的经济伦理危机；树立社会共生主义，以克服当下的政治道德危机；树立背景良知主义，以克服当下的文化哲学危机。（参看钱宏《“谁都不是一座孤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生态文明时代》、《呼唤当代中国的社会元勋》）

中国当下亟需精神重建！但由于过去半个多世纪政治评价体系和思维方式的极端化与碎片化交相作用下，官方主流学者们的普遍情况是：知识有余而思想缺失，贵为精英而精神匮乏。许多当年社会改革的觉醒者发起者推动者，如今已经沦落为权贵的附庸，与所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一道结为“精英联盟”享受着诸多改革与发展的既得成果而丧失了继续前进的动力。对广大工人、农民、农民工、刚毕业的大学生、普通市民的生活权利诉求，只是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民生问题，而稍加一点关注就以救世主自居要求人民感恩戴德加倍偿还，公平正义只是装装门面而从来不打算在现实运作机制中落到实处以成为社会共同遵守的显规则，因为他们太清楚一旦把公平正义落实到实际运作机制上，他们就无法用他们的潜规则进行权力、资源、金钱的精英寡头垄断……当一个社会的良知失去活生生的现实载体（如国务活动家、知识分子、企业家、社会贤达、民间志士）的社会承担时，就离社会革命不远了，而革命对于普通人民来说并不是什么绝对的福音，这种恶性循环，在中国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但是，这仍然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哪个个人的问题。在错综复杂社会政治关系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但依然“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

好在中国当下的改革开放赶上了以保护生态、跨国经济、互联网和卫星通讯为标志的全球化，而至关重要的是，党的17大把“建设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了党的行动纲领。我想，这就是重建精神的共识的基础。因此，中国必须也可望在这一背景下重建精神！

八

我非常欣赏北京奥运会火炬设计理念，据说设计者的灵感来自“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祥云”，希望通过传达“天地自然，人本内在，宽容豁达”的东方精神，借祥云之势，传播祥和文化，传递东方文明。据说历经三轮遴选，联想集团最终从全球三百八十八个设计公司和机构中脱颖而出，赢得北京奥组委的充分肯定，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的设计单位。基于此，我脑子里想的是：中国现在的领导者在不涉及与部门、基层政府利益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直接冲突的事情上，还是能比较实事求是顺应时势要求。

同时，我相信中国最高决策层，是勇于直面真问题，也敢于碰硬问题的。我想，这就是胡主席温总理为代表的最高决策层为何自去年以来一直没有停止呼吁坚定不移地进一步解放思想，呼吁高级干部克服本本主义，以及要有忧患意识、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创造能力等等的原因吧。让我们相信和体认当代中国领导人的真诚与苦衷，让我们走出“华盛顿共识”的误导、“莫斯科共识”的恐慌和“北京共识”的误区，让我们抛开对先辈、对国土资源、对工业化先发国家创造遗产“红利”的依赖，去迎接中国政体改良的新时代，去迎接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亦即共生主义生态文明时代——谁都不必怀疑中国人的智慧、勇气和普惠心！

只有形成健全的社会，自觉地有计划地踏踏实实地重建社会，政府才有永续的援手和坚实的支撑（社会组织）与自己分工合作，分而治之，共管共治共享而共生久安，从而形成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的国家治理结构。这就是结论。

2008年3月31-４月５-7日晨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