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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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后，冯副主任同社主任商量好，喊来六名社委搞“试验田”，他们先把斗丘田的稻全部扯起来，然后从田头开始，一棵挤一棵的栽起来。六个人忙了半天，天快黑时也只栽了一小块田头。太难了，几个人叹声叹气回去了。

王主任在田头蹲了半天，一看不是个事。第二天，调了37名社员下田搞移栽。结果跑了17人。这不是造孽吗，长得好好的谷，眼看就要割了，费工又费时去从别的田里扯下来，按到这块田里又不多长一两谷，反而要整掉不少谷。这年头，党员和干部怎么越搞越苕了，而且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真没法！有3个人思想闹不通，干脆罢工不动手。

眼看验收日期逼近，按常规办法已经不救急了。社委会召开干部会，决定采取强硬手段，该压就压、该罚就罚，搞不通就辩论。一定要把“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狠狠整下去，坚决不准“放冷气弹，唱促退曲”！

接着，社里又召开青年会，组织青年突击队，动员群众突击作战。有的社员说：“这种横拉蛮的事千万干不得，闹得将来受损失，社里要减产,公粮交不上，社员要挨饿的。”社委会当即抓住典型，召开田头辩论会，狠批猛斗，社员也被整得服服帖帖，不敢多话。事情至此就好办了。

社里组织了150多人的劳动力，先将斗丘田整得软软糊糊的，再分拔稻、运稻、栽稻三个专业班，“协同作战”。稻不好运，扯下来有泥巴，禾穗上有谷，弄不好谷子就会掉落下来，而且谷穗只要碰折就会断茎，吊几天谷就发烂。社领导督战，命令社员回家取来箩筐、水桶挑禾，搬来木梯、门板当“担架”抬。真好象伺候月婆子般作难。原来估计扯8亩田的稻，就可以将这块斗丘田按满。结果扯了12亩田的稻，才算“圆满完成任务”。

由于日夜鏖战，十分紧张，移栽的稻杆大都沾上了泥巴。他们又搬来打药的喷雾器，灌上水，将泥巴小心翼翼冲洗掉。同时，还没忘记把踩得泥泞不堪的田塍一一刮平。刮泥浆时又小心翼翼地不弄伤草，否则连草一起刮掉，田塍都成了和尚头，那就要露底出丑了。最后，再用砂子一撒，大兵团突击作战的痕迹就没影了。干部们弄虚作假时表现出来的才智，真是到了令人叫绝的地步。

试验田如期弄成了。已成熟的稻谷移来立不住，一风顺地拥在田里。那年头干部们真是智谋万千，让人们拿来绳子，打上木桩围住田边。稻穗露在上头，穗子压穗子，足足铺了一尺多厚。社干部轻松舒坦了，心中一块秤砣到底落了地，现在就只等上级来检查了。

但群众心里憋火平不下气。社员罗文高当众用手戳着这块斗丘田大声说：“这样办要能高产，我把头剁下来给干部当座垫。”有的社员戳着干部的背影说：“都是苕种！好事没见你们揽来，蠢事倒叫你们做尽了。这是睁着眼睛跳崖，自寻死路。将来会害得大家没有饭吃！”

干部们听见了只当没听见。管他呢，反正检查团快来了，检查完了算交了军令状交了差，而接着来的奖励、提拔、出风头，想起来就叫人耳热心跳！等的就是检查团快快来，社员爱骂不骂去，只当没听见。

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高产荣誉之后的，真的是减产和高征购带来的大饥荒。他们的弄虚作假，固然应付了上级的压力，然而即将发生的事，就祸害了一方父老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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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高招出“高产” 昧心创“奇迹”

1958年8月13日，中国最具权威性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套红标题下，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报道了开天辟地以来，人类农业文明史上最具爆炸性的新闻：《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

据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从8月8日开始收割，到11日才全部收割完毕。参加三级验收团的，有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史林峰、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韩玉生，中共麻城县各乡、社代表数百人。中共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也参加了一部分验收工作。收获的过程都是由验收人员和社员们一起收割、打场、扬场和过秤的。在1.016亩早稻田中，实收干谷37547斤12两，平均亩产36956.7斤。这块高产田的主要培育人，是这个社社主任王乾成、副主任冯福炳、社委王茂刚和第二生产队队长罗学江，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许多社员（主要是青年社员）也积极参加了培育工作。

据报道说，这个人们所不敢想的早稻高产纪录，是充分发挥共产主义风格大胆革新的成果。这块田共整了10次，深耕一尺以上。共施底肥、追肥5次，先后施用的肥料有：草籽3000斤，圹泥1000担，陈砖土400担，硫酸铵105斤，过磷酸钙80斤，水粪60担，豆饼108斤。底肥是结合犁地分层施用的，作到了层层有肥。插秧的密度，实际上已经很难用多少蔸来计算了，因为整块田的稻子都是一根紧靠一根的。在稻禾长到1尺多的时候，又实行了掇秧密植。

在验收时，人们曾选1平方尺的面积进行实测，据实测结果推算，平均每亩约有768万穗。把鸡蛋随便放在覆盖着的稻禾上滚动，鸡蛋始终不会掉到田里去。可见这块田的禾密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过两天,《人民日报》发表的麻城“卫星”照片，其中一幅分外精彩。只见4个小孩站在稻谷上，脚面都不埋没一点。照片解说词：这块亩产田里的早稻长的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象在沙发上似的。

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

社论说：“去年我国水稻亩产的最高纪录，单季稻是二千四百多斤。麻城麻溪河乡建国第一社所创造的纪录，比去年增长十四倍以上。”“这样高的单位面积产量，这样高速度的增产，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冬就说过：‘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今年的农业丰产，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科学的预见。早稻、花生高产‘卫星’的出现，是共产主义风格的胜利，是破除迷信、彻底解放思想的胜利。湖北麻城县麻溪河建国一社的同志们，实行了高度密植及其他许多革命性的措施，终于赢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又一次生动的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史无前例的奇迹来。”

社论强调：“我们培育高产‘卫星’的目的，就是为大面积丰产提供榜样和经验，我们希望各地在培育高产‘卫星’的同时，要抓紧大面积丰产这一重要环节，认真总结经验普遍推广，争取全面的大丰收。”社论充分肯定了“移苗密植”的经验，并大力向全国推广，强调“这个经验，对于目前争取大秋作物的丰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各种农作物的大面积丰产开辟了道路。”

与此同时，《湖北日报》也发表了署名“龚同文”（中共湖北省委写作组）的文章《再论“卫星”的重量》，夸耀建国一社这个丰产纪录，“比1957年早稻平均亩产570斤增加了64倍”，盛赞“亩产早稻三万六千多斤里头有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奇迹的出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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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颗创造“世界奇迹”的高产“卫星”，不过是一场以喜剧开场，以悲剧告终的活闹剧。知情者把实情留给了历史。

原来，为了应付上级“验收”和检查，社委会专们召开了“敌情”分析会。会上先将“破坏高产卫星”的“敌情”作了估计和分析。地富反坏右会搞破坏，散布谣言，“右倾分子”、“落后分子”会发牢骚，讲怪话。各队要把这些人排一下名，把他们隔离起来，或者调到偏远不挨人的工地上去。实际上是社里怕人们对“大卫星”风言风语说“怪话”，甚至把放“卫星”的真情露了底。

河北垸赶在上级验收前，紧急遣送了“敌对分子”和“讲怪话”的16人到偏远的钢铁工地。这一招还蛮有效。当时大部分青壮劳力都上工地“大兵团作战”去了，家里留下老弱病残人心惶惶，怕吃不消那种劳动强度。社、队干部又召集社员群众开会，恩威并施，特别强调讲怪话要严惩，在刹歪风。

万事俱备，8月9日，这块掇谷并稻的试验田开镰收割，留下一块一丈见方的“样板田”，供日后验收参观。

10日，省、地、县一批农技干部奉命到达，他们在“样板田”中选择一平方尺的面积进行实测。据实测的结果推算，估计这块“高度密植”的试验田，产量不会超过九千斤，与社干部上报的三万多斤相差太远。

晚上，专署农业局的农技干部向地委验收团的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但未得到理睬。闹剧的主导者们对于一切不同意见，要么打压，要么视而不见，决意要将这场好戏进行到底。

当晚，地委验收团会同社委会布置连夜打场，从生产小队赶来10多头牛，用石磙碾场。河北垸4个小队抽来了100多人，挑灯夜战，苦战一通宵，把堆在晒场上的约6分多面积的稻堆全部脱谷完了。

但是，有的农村出身的干部因为熟悉农活，当时就发现，有的稻堆是前几天割的，不是斗丘田的稻谷。原来，为了完成高产丰收的政治任务，放出省委、地委、县委所期望的高产“卫星”，建国一社的领导们又私下布置，趁人多人杂混乱之机，派人把河北垸4个小队收割的稻，全部挑到这个晒场上充数。

8月11日，以湖北省委工农业检查团成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和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为首的省里的验收人员，到达建国一社。此时，打场和过秤已经完毕。

为了确保这颗既是生产“卫星”，又是政治“卫星”的高产“卫星”发射成功，省委验收人员采取了比地、县验收团“慎重”得多的方法，召集地委验收团、县委验收组全体人员、白果指导组组长，以及省、专、县技术干部和各乡、社代表数百人参加，省委验收人员亲自用三角测量法丈量试验田的面积，又将稻场上堆放的已经脱粒的稻谷一一过秤。经过去杂、去水份后，由社会计计算出结果。

最后，省人委会副秘书长史林峰当中宣布说：“建国一社创造了世界奇迹”，1.06亩“江西早”籼稻，收干谷37547斤12两。平均亩产36956.7斤。尽管激情昂扬，但他心中还是有数的，他亲手测量、过秤的，只不过是“卫星”创造者们早已弄虚作假设计周全了的结果。

但科学还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鉴别力。当时参与验收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有的人并没有泯灭自己作为科学家的良心。在当晚的验收人员会议上，湖北省农科院的一位年轻科技干部，直言陈述了自己的异议。他认为根据计算，亩产36956.7斤，将意味着一平方寸要生产6斗谷。而样板田的实测结果表明，这块试验田的产量不可能达到三万六千多斤。还有的人口里不说，心里有数：“江西早”名曰早稻，实际上是中稻，只是插的时间早些。较之早稻，它的产量无疑要高些，但最高一亩也只能产800多斤。

主持会议的地委验收团负责人见此情景，十分生气，怒气冲冲地说道：“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人家那么多人打场还能有假的！我看这个会议上有那么一种十分危险的右倾情绪！”

话音刚落，刚才发言的那位年轻科技干部腾地站起身来，拂袖而去。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知识分子不服邪！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

在座的各位科技人员当然明白这番话的分量有多重。经过57年反右，知识分子整个被当作资产阶级来看待，“知识越多越无用”，“知识分子要改造”，这是一场政治革命的狂风暴雨奏响的主题曲。何况几天前报上发表了刘少奇的讲话：“农业社的干劲和钻劲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农民做了，这是个革命。”大家都为那位科技干部捏一把汗。还是专署农业局一位干部出来打圆场，说情况还可以进一步了解，但应该相信群众。会议的紧张气氛才缓和下来。

过了一会，有人拿来一张表，上面写着建国一社早稻丰产试验田，经过验收亩产达到多少多少，要与会者签字。在场的领导干部签字后，其他人也随大势一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道验收手续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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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新华社一位记者在当地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由社主任介绍创造早稻高产世界纪录、放“大卫星”的经过。王乾成重点介绍了“移苗密植”的经验。

会前，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他已作了认真准备。当记者问他，何时“掇秧并丘”时，王主任按着本子上写好的内容回答：“早稻抽穗时节。”快割谷了才并丘的事讲出去不是丢大丑吗？所以并丘的时间改在6月21日开始。他说，开始深耕、施肥都不够，当时早稻已长到一尺多高，为了夺高产，他们便毅然决然把秧苗拔下来，再深耕，再增投肥料，并移苗密植。王主任把拔稻移栽说成是“移苗”，记者就记下“移苗掇秧”；王主任把时间提前一个多月，记者就依此录下。

记者又问他们还采取了哪些增产措施？社主任巧妙的回答，一切能够增产的措施，他们都努力去作；一切妨害增产的因素，他们都努力克服和消除。如加强田间管理，施追肥，防倒伏，防灾害等。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文件和大小报刊上反复强调的几条。

座谈会后，新华社记者怀着抓大新闻后的职业自豪和激动感，连夜加班赶写新闻报道，并将稿件内容火速传到北京。于是就有了上述的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套红新闻。

为了给“高产卫星”披上“科学”的外衣，奇迹制造者决定让有着科学家名称的学者们，顶着科学的桂冠出来作证。需要他们做的只有两件事：给高产卫星捺手印，和承认自己的保守、无知。

新华社报道：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到“天下第一田”参观后，“豁然开朗”。所长张子明说，“只要到田边一看，一切疑虑就都解决了。……过去我们有些农学家总是想不通；一亩田产万多斤谷，谷穗该怎么摆，禾苗该怎么长呢？现在一看这些问题都解答了，它们可以向空间争取生存地位啊！”副所长郭甫说，“社主任介绍情况时说，‘我们就是怕想不到，想到了的就能做到’，这话对我们启发很大，而我们许多农业科学工作者正是缺乏这种精神，不是想到就做到，而是顾虑重重。”（见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第5版《田边一看，豁然开朗》）

8月13日下午，几位青年突击队男女蹲在这“天下第一田”的田埂边，心事忡忡地扯开了谈。一位高小毕业回乡的青年说：“这年头，怎么假的跟真的那么弄，自古种田人是弄不得假的嘛。现在好像越假越吃香了，想不通呢！”

有位刚得到“跃进劳动标兵”奖状的“突击队员”很激动：“这哪里是种田，这是在种昧心田哪！人糊弄田，田就糊弄人。这几十亩田的谷子搞成卫星田，毁了多少粮。种田人这样种下去，只怕日后要喝西北风。”果然“苦日子”来临后，五人中一人饿死，两人浮肿，一人子宫下垂兼重伤寒，几乎失了性命。当然那是后话了。


“天下第一田”问世后，有麻城县群众愤然上书，反映干部的弄虚作假，强迫群众拔禾并丘，十几亩并一亩，放出“卫星三万六”。患病休养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读后愤怒不已，在从北京去广州养病前，亲自写信，将上书转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建议中央登报制止。在当时的气氛下，此论无息而论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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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天下第一田” “卫星”动九阙

麻城县水稻亩产“三万六”特大“卫星”发射升空，立即轰动了湖北省和全中国，甚至在国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使馆很快将此消息电告国内有关当局；西方一些国家的政界要人和科学家对此表示关注，进行科学论证和分析；不少落后国家出于对发展生产的需要，对此也表示了极大兴趣。

麻城高产“卫星”传至国外，最后真是丢尽了国格和人格。

当然，在“大跃进”的年代里，麻城“三万六卫星”出尽了风头，显尽了荣耀，并且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全国各县学习的榜样。麻城“卫星”创造的“掇秧密植”法，一时成为全国各地放“卫星”的法宝。

8月15日，省委书记王任重率领大批省里党、政重要领导干部，来到建国一社贺喜，并亲手奖给高产创造者一面“高举红旗，争取更大面积平衡增产”的大红锦旗。王任重在省、地、县领导人簇拥下，去高产试验田。一到田头，他就乐乐得笑哈哈地合不拢嘴。

原来，麻城县委奉省委通知，在地头上树起了一块大牌子，上书六个书法非常漂亮的大字：“王任重试验田”。赵金良赶紧上前汇报，说是这块试验田，是在省委领导下获得了高产，省委领导说得好。王任重哈哈大笑：“党的领导好嘛。”

他仔细看了谷子和穗、蔸。不看不放心，越看越高兴。亲眼看到这丈余见方的样板田里的稻谷，争强世界夺冠军的理想化为现实，王任重心里真是乐开了怀，连声赞扬说：“多厚的谷子，连手也插不进。”这样的高产，“是全国、全世界都没有的事。这说明我们的农业生产大有希望。”他豪气高嗓地说：“前些时，别的地方创造出来的小麦六千斤、七千斤的高产卫星，有些人不相信，现在水稻亩产三万多斤，更要吓坏那些不相信的人。耳听是虚，眼见是真，不相信高产的人叫他来亲自看看，这样可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麻城县委负责人因领导有方，再次受到重重嘉奖。

继之，来自省内外、国内外的参观者蜂涌而至，参观大潮一浪接着一浪连天接地。社员们不得不放下手中农活，不停地送往迎来。有趣的是，一听说又来客人了，就得敲锣打鼓前去迎接。麻城县委指示：对参观者一律实行“吃饭不要钱”，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许慢待客人。沿途十余里，路边都是招待吃饭的大小指示牌。十里炊烟十里灶，好不热闹。县里摆阔，杀猪宰鸡，酒肉伺候客人。一时间路上不断人，灶里不停火。

河北垸的粮食吃完了，社里大车小车赶忙送；鸡鸭猪羊杀完了，县里怕怠慢全国各地参观客人，要求四乡八社发扬“共产主义风格”，选好的往河北垸送。一时间热闹的场面，吸引得四乡八社的小孩、老人都往这里赶，总想趁机打一场“牙祭”。

“王任重试验田”、“天下第一田”的大标牌耸立在斗丘田地头，未割的“样板田”，顶上搭起帐篷，四周拉起树桩绳围。建国一社的王主任则忙前忙后，专职为来宾讲示“先进经验”，一天六七场，口干舌燥，却精神十分。人逢喜事精神爽嘛，再苦再累也心甘。何况这出头露脸扬名天下的喜事！

“掇秧并丘”，为大跃进放水稻高产“卫星”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中共中央指示向全国大力推广“天下第一田”的先进经验。一时间，电影、电台、报刊、出版社，各路人马蜂涌而至。

这一厢，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纪录片《早稻王》人嘶马叫，为表现人定胜天，与暴风雨搏斗的场景，十几支高压水龙向演出的干部社员狂喷猛射；那一厢，中央和各地报刊先后发表3785篇有关“天下第一田”的文章和报道。麻城名噪天下！

湖北人民出版社和科技卫生出版社，以精兵强将，抢版抢印，很快出版了《天下第一田》、《湖北省麻城县早稻丰产经验》、《湖北省麻城县油菜丰产经验》等小册子，仅《经验》一书，印30万册。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轰动全国的文章《水稻掇秧是个好办法》。麻城县委书记赵金良向全国介绍说，建国一社早稻扦秧后多出一部分秧苗，扔掉可惜，扦了九亩。出穗时九亩并一亩，收了36956.7斤谷。掇秧后空的田，立即扦晚稻，预产两千斤。今年全县早、中、晚稻53.4万亩，并丘掇秧，产量比大田高出一二倍，最高有亩产十万、二十万斤的。县委计划，全县64万亩水田，59年除30万亩早稻外，还借晚粳田育早稻秧十万亩，中稻并丘十万亩，扦秧面积可达84万亩，多产20万亩水稻。

赵金良提出，要大胆设想，进一步早扦早熟早稻，使之6月中下旬成熟，掇上迟熟早稻，使之7月下旬成熟，再掇迟熟中稻，使之8月下旬成熟，8月底再掇二季稻。这样，麻城平畈一亩一年栽四茬稻，增产无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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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高产“卫星”步步高。“天下第一田”，“一花引得万花开”！你能九亩并一亩，我就能二三十并一亩！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刘西平的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说，现在亩产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提五千斤的很少了，大家正开展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措施之一就是“放手密植”。过去谷子一步三安苗，每亩三万多株。现在每亩二十六万株。密植到四十至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株谷穗一两，一亩三万斤。

同日，福建连江学麻城，发出“简作晚稻并丘”紧急指示，要求八到十亩并一亩，每亩扦六十万到一百万株。果然很快放出亩产六万斤晚稻大“卫星”。

8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应城县白湖乡长喜社，创造亩产43869.4斤亩产纪录。


9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麻城又创奇迹，熊家沟乡建新六社，学习建国一社先进经验，中稻亩产突破五万大关，亩产达52599斤。报道说，这是我国第一个跨“五万大关”的中稻高产纪录。它是由熊家沟乡团总支书记、共产党员周克东，社主任邹海萍等11名干部社员创造的。春耕开始，扦秧前四犁、三耗、两耙，深耕，多施肥，密植2 x 2 寸。施肥过十万斤。7月中旬，又另拔二十亩田的秧，加上这一亩多的秧，全栽在这田里，获此高产量。

9月9日，《云南日报》报道，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卫星公社中稻亩产突破六万斤大关，产量为60479.6斤。

9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中稻亩产突破八万斤大关。

赵金良的《水稻掇秧是个好办法》，一时间患祸天下。它不仅“一花引来万花开”，引出了全国众多水稻高产“卫星”，更为恶劣是59年，湘、鄂、赣、江、浙、粤六省有据可查的照此炮制案例，一年四茬的试验田达三百多万亩，结果早稻播种太早，二茬接不上，三茬苗、四茬苗长成烂草，三百多万亩田基本颗粒无收，一篇“海阔天空”的文章，造成十二亿多斤粮食损失。大跃进时代，祸国者势必殃民。

湖北的大跃进气势非凡,非凡的气势便有非凡的魅力。难怪当年毛泽东总喜欢坐镇武汉，统筹全局了。

九月，毛泽东再次御驾南巡，落脚武汉东湖宾馆。 王任重特意让省委宣传部将湖北大跃进的典型材料汇编成册。其中,麻城经验材料占了一半。

王任重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北的大跃进形势,并着重突出了省、地、县三级领导如何促进麻城工作大跃进，麻城跃进形势一日千里。他说：“人还是那些人，山还是那些山。但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干部群众干劲冲天，硬是在山坡田里搞出了亩产三万六千斤的高产奇迹。我自己带队去看了那块天下第一田，那田里的谷子，长得好哇，人上去硬是踩不倒谷子头。”他向毛泽东汇报解释了“掇秧并田”、“县委定指标，基层定措施”等经验，还说：“看来移禾并田是个好办法。只要科学地进行田间管理，移禾并田高产是没止境的。空出来的田，一年四季可种稻。”

看完《早稻王》的新闻纪录片，毛泽东喜笑颜开，点上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很有几分激情地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眼又见，耳又听，看来天下第一田是令人信服的嘛。应该让那些促退派去麻城亲眼看一看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举。我们党历来有一句话，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只要干部当促进派，中国的大跃进，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讲五年、十年实现共产主义，干部和群众的这种共产主义伟大创举，就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基础嘛。

毛泽东还仔细询问了几位省委书记，粮食产量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张平化赶紧说：“主席，现在人民公社社员生活大大提高了。麻城干部汇报了一幅农民创造的对联，上联是‘鼓足干劲增产’，下联是‘放开肚皮吃饭’”。毛泽东闻言大喜，笑得都合不上口：“好！好！几千年农民受穷挨饿，终于在共产党领导下，能够放开肚皮吃饭了！”谈了一阵湖北人民公社的大好形势，毛泽东颇有几分先见之明似地告诉这几位，粮食多了，农民放开肚皮吃饭也吃不完怎么办呢？一部分交国家，支援工业，一部分要多养猪，酿酒，要让农民吃饱饭，吃上肉,过上好生活。

11月25日，毛泽东在武汉市设宴，欢迎前来取跃进之经和共产主义所有制革命之经的金日成和朝鲜政府代表团。毛泽东邀请他们看了几部中国大跃进的新闻纪录片,包括《早稻王》，并向他们大谈了一阵革命哲学和辩证法，及建设共产主义的话题。

12月13日，果然，被御封为“促退派”首要的周恩来，开完武昌会议，率领陈毅副总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及一大群部长，在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的陪同下，奉命视察麻城。

来到麻城，周恩来视察了“天下第一田”等几块高产田，又到了幸福院、钢铁基地、公共食堂。看到高产田，听到干部和积极分子创高产的经验汇报，面对已经空旷的田地，周恩来赞不绝口。来到公共食堂，他更来兴致。详细地询问了社员群众的吃饭问题。尽管冬季来临，社员已经开始吃不饱饭，许多社员已经饿得两眼发花了，县、社干部还大谈社员群众如何一日四餐、五餐、六餐，天天有鸡、鸭、鱼、肉轮着吃之类。

周恩来兴意盎然地卷起袖子，亲自下厨炒了几个菜，招呼干部社员说：“来，来，来，同志们在第一线辛苦了，我炒几个菜，请大家尝尝我的手艺。”在公共食堂的大门口，周恩来看到了那幅毛泽东赞不绝口的对联：“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他掏出纸笔记录下来，还对张平化说：“同志们都应该把这付对联记下来，这幅对联是很有意义的。共产党革命，就是要让老百姓有饭吃，丰衣足食。”

麻城县委搞了一个大跃进农业成就展览馆。周恩来一行人走进展览馆，迎面就是一座大大的棉花山。“高产”棉花堆成了山，粮食“卫星”直冲云天。满屋的跃进图板，满墙的跃进口号。巨幅的图表说明，1958年，麻城全县粮食产量十亿多斤，棉花单产达千斤，六万亩花生达千斤。还有亩产两千多斤的小麦，三万多斤、五万多斤、十万多斤的稻谷，亩产六千多斤的高粱、一万多斤的芝麻、四千斤的黄豆等高产标本，琳琅满目。

讲解员激情满怀地指着一捆粗壮的标本介绍说：“这就是亩产三万六千斤的早稻王。继这个‘天下第一田’高产纪录而来，中一人民公社、白果人民公社又发射了五万斤、十万斤的中稻卫星........。”

黄冈专区“大跃进”有声有色，麻城“卫星”三万六，应城“卫星”四万四，毛泽东踌躇满怀。不仅周恩来到麻城，朱德委员长奉命率队访应城，就连西哈努克亲王这样的国宾来访，也应毛泽东的推荐，去应城参观访问，访粮食高产之经，取“卫星”高产之宝。

“天下第一田”，九阙起视听，天恩动浩荡。湖北大跃进，旨此第一功。因大跃进跟潮造势出经验，省委书记王任重倍受青眯到何等程度呢？李锐曾向我提及这样一个情节：大跃进湖北搞得有声有色，毛泽东在武汉时，曾经这样向人介绍王任重：“这是我们党未来的接班人哩。”听者震惊。

就连黄冈地委书记姜一，麻城县委书记吴德简，也是天意垂恩。其工作报告，曾屡达中南海，多次受毛泽东嘉美表彰，亲笔批示，昭示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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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卫星”漫天 惊世骇俗

“天下第一田”天下扬名，天恩倍加，麻城县委书记和上峰们欢天喜地，大脑发热，忘乎所以，一时间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趁着人民公社化东风，麻城掀起了“放卫星”运动高潮.

省委书记王任重、王延春先后召集麻城县委几位书记和省地委麻城蹲点工作组负责人开会，大谈粮食高产，“卫星”上天的“伟大意义”，强调“当前要趁东风，放卫星，夺高产”，要让全县的社员“放开肚皮吃饭，吃饱，吃好，这样才有干劲，去夺取更大的高产胜利。”

1958年9月5日，麻城县城召开万人大会，首建“五四人民公社”。随之，中一（中馆驿）、红星（宋埠）、红旗（铁门）、白杲、龟山、东风（东木）、东方红（张家畈）、阎河、三河口、福口河、红色（乘马）、团结（城关镇）、火箭（宋埠镇）等人民公社相继成立，原121个乡改为116个大队。人民公社、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一律归公。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却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样，“生产千军万马，红旗漫天盖地”，放起“卫星”来就更有气势了。

县委书记赵金良在麻城三级干部跃进卫星动员大会上，哈哈连天，大炮连天：“同志们，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现在大家是看清楚了，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省、地委领导下，我们创造了天下第一田的高产奇迹，又创造了亩产五万、十万的奇迹。前几个月，报高产卫星，三五千斤就很了不起，披红挂彩，喜报上门。同志们，现在的形势一日千里，一天等于二十年。三五千斤没意思了，三五万斤也落后了。今天的擂台会上，我们要看到跃进跃进再跃进的大卫星。要让跃进的卫星，飞满麻城天空；要让胜利的喜报，铺天盖地......”

果然，高产“卫星”在各级干部赤膊上台，声竭力嘶的表演中灿然发射了。

擂台上，你报三万，他报八万，白杲公社保证明年早稻“卫星”亩产20万斤，龟山公社报出棉花亩产过万斤。东风公社打擂者，面对各社的高产指标，上得台来，急中生智，攒拳挥臂，高呼出一串报高产的顺口溜：“总路线，万万岁！大跃进，万万岁！人民公社万万岁！东风公社放卫星，明年亩产万万斤........”

赵金良看到这火热的场面，对边上坐的农业局长夸赞说：“好！好！冲天的革命干劲，加上革命的浪漫主义，这就是我们的大跃进精神！”

1958年，报经省、地工作队和麻城县委认可的高产“卫星”一串串。依县委办公室主任陈昌国上报材料，有据可考的有：白杲公社燎原大队党分支书记鲁性贤早稻直播亩产过万斤，龟山公社星星大队五中队党分支书记芦文彬创造芝麻亩产过万斤；中一公社中稻亩产五万六，白杲公社中稻亩产十万斤，龟山公社二十一亩晚稻亩产过万斤，白杲公社燎原大队五中队共产党员姜淑兰试验田亩产籽棉六千斤，五一公社二中队分支书记林世猛试验地亩产籽棉四千斤，五百多亩棉地亩产超过一千四百斤；红薯卫星亩产四十万；高粱卫星亩产十万斤.........

据当年东风公社的一位大队分支书记回忆说：“大跃进那年头,麻城真象县委所说的，卫星放得铺天盖地。自打‘天下第一田’放‘卫星’后，各社热闹得很。党员干部挖空心思想点子，找热点。真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放不出的‘卫星’，五花八门，奇谈怪论都放了‘卫星’！我们公社要放牲猪‘卫星’，就编出‘千头猪场’，‘万头猪场’。还弄出新闻，说是母猪发情，先用苏联约克夏公猪配种，又用本地公猪配种，交配几十次，一胎下出来改良品种小猪二三十头。登报的人也不想一想，那头母猪肚子能有多大？ 你问谁来验收？开始那还作古正经请省、地、县验收团或工作队的人走走过场，后来他们一天到晚跑来跑去，根本忙不羸。那你报什么他就发什么。当时，干部们放‘卫星’都象发神经病一样，指手划脚，胡说八道。六二年整风，那个‘放猪卫星’的干部,被人起了个绰号叫‘种猪’。你说当时的干部还有什么人格？”

根据>和麻城县档案馆所存资料,1958年麻城“放卫星”的名目种类多达371项。其名头有 “红薯卫星”、“高梁卫星”、“深挖卫星”、“积肥卫星”、“钢铁卫星”、“砍树烧炭卫星”、“集资卫星”、“反右倾卫星”、“吃饭卫星”.......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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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当年麻城为放“高产卫星”搞的花样, 真是千奇百怪，荒诞不堪。

麻城县委在电话会议上,要求各社放“卫星”要“出奇创新” ，不要总是老一套。下面的干部哪里还有顾忌，一开口就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

白杲公社几位干部下队检查工作，公共食堂小灶煎鱼炒肉，杀鸡买酒。酒席之间，公社干部从鸡钵子中挟起一串蛋巢中的蛋黄来，刚放进嘴里，灵感冲动，要过笔来，一篇向县委报喜的“卫星”文章脱手而出：白杲公社放出高产鸡蛋“卫星”，鸡蛋大于鹅蛋，一个蛋足有半斤多重，十个鸡蛋重6斤半.........

驻中一人民公社的县委工作队在田头扯起“技术革命”的大旗，召来青年突击队，大讲“科学种田”、“米丘林嫁接法”，硬是在八分红薯地头搞起了试验田，要把南瓜秧嫁接到红薯秧上。说是要让技术革命结新果，地上长南瓜，地里结红薯，亩产达到30万。结果呢？八分地里绝种无收。

用接受作者调查的原工作队员的话来说，当年这类神话多了。柚子树上嫁接桔子,要让桔子长的比柚子还大。高梁杆上嫁接玉米，声称杆上长苞谷，穗头长高梁。

尤其是技术革新会上,那就没边了。在领导的“革命浪漫主义”感召下,有的说萝卜跟白菜嫁接,上面长白菜，下面长萝卜。有人说让黄牛跟母猪配种,生下的猪有牛大......

那年头,别说干部,就连积极点的种田人,也都跟发癫似地,胡言乱语,疯话连篇。

跃进“卫星”放晕了头,县社领导更是挖空心思想点子。那水平,绝对不是一般招术。

继“天下第一田”和熊家沟“五万二”，两个特大“卫星”发射之后，各社队纷纷放出“大卫星”，县委兴高彩烈地估计58年全县粮食产量，冲过十亿斤，粮食太多会吃不完。针对58年大面积“增产”，“大兵团作战”劳动力紧张的情况，县委决定搞“减少面积，加强管理，提高产量”的“小片集中高产卫星”试验田。

58年秋季，县委决定在城关人民公社闵集管理区搞小麦“高产卫星”。办法是平地上取士，堆成大士墩，要办三个单产三万斤的“小麦卫星墩”。县委书记赵金良对干部、社员们动员说：“种好这三个卫星墩就行了，一个墩子的产量留作口粮，一个墩子的产量作储备粮，一个墩子的产量支援国家建设。

但闵集管理区在落实这一指示时，又解放思想，认为只办大小两个“卫星”墩就够了。他们提出口号：“小包（墩）吃全乡，大包（墩）卖余粮。”即小墩的麦产量用来解决全乡几千人的夏收口量，大墩产量给国家卖余粮和留储备粮。

试验地选在闵集四大队一小队的董家院子（垸名）。当时由县、社两级干部坐阵指挥，动员了全管理区的劳动力搞“大兵团作战”，每天投入劳力四五百人，工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

那年头，搞什么都是讲个形式，运土的板车、独轮车上都插旗，装得多的车插红旗，装得少的插白旗。推车的，挑土的，白天干，晚上挑灯夜战。遇上干部检查，社员们“哦、哦”连天，工地上倒是热闹非凡。堆墩的土，远的从四面八方用车推来，就近取土则用担挑。终于赶在霜降前垒起了两个“卫星墩”。

1990年秋，笔者亲访闵集乡，踏上了如今已是残败的“卫星墩”，并照了好些照片，以作历史见证。大礅面积约一亩，小墩约有五分地左右。当时大墩高达一丈四尺高，小墩也约高一丈二，土墩四周因取土挖出大坑小凼，凼子深的达一米多。平地而起方方正正一丈多高的土墩，活象大地上肿起的两个恶瘤。

踏上这残破荒凉的土墩，放眼远处，新刷上的“千万不要忘记阶段斗争！”“掀起社主义教育的新高潮”的白灰标语，在田野的田塍、墙壁上张牙舞爪，一派七十年代作者当知青时的紧张气氛。仿佛当年墩边四围的大小红旗，仍在秋风中猎猎作响，高产标语牌仍在刺人眼目，县社干部“大墩产量十万斤，小墩产量过五万”的高调，仍象幽灵般在上空回荡。那种愚民政治和强权社会的恐惧感与厌恶感，立马袭人而来，令人不寒而慄，毛骨耸然。

就在这片土墩上，四方八村运来的土杂肥和人畜肥堆起几十方，鸡粪几千斤。小麦播种时，干部亲自督阵，指挥社员们背着麦种，整袋整袋往地里倒，然后扒均一下，麦种盖地三寸多厚，说是密植才高产。据当事人估计，两个墩子用去麦种三四千斤。

播种完毕，县委在这里召开全县各社干部现场会，下令全县推广这种“少种高产丰收的先进经验”。会后，全县各社队闻风而动，纷纷垒起这种“高产卫星墩”。1958年，全县秋播面积比上年减少二十多万亩。

1959年夏收，两个“卫星墩”颗粒无收，全县夏收粮食大减产。董家院子的春荒、夏荒连着冬荒，社员断粮断炊，死人倒是不断。

如此荒唐的“样板田”，竟为省、地工作组首肯，并编成“先进经验材料”，上报地委和省委。

正在为“伟大领袖”发话“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而冥思苦想的王任重和王延春，蓦然惊醒，赶紧指示省委办公厅，与省农委等有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落实1958年秋播，全省开展减少生产面积，大搞“少种高产丰收”运动。

结果，全省减少秋、春两茬小麦600万亩。而播种的1600万亩小麦，20%因密植过度，颗粒无收，余者也大幅度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