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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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风转路徊创新经

原麻城县委一位干部曾愤恨不已地告诉笔者：“从大跃进、公社化到苦日子，天下第一田可把麻城百姓坑惨了。一有运动，省、地委工作组立马赶到麻城，搞蹲点，抓典型，写材料，你是典型、重点呗。五八年大跃进、公社化，放‘卫星’，五九年上半年整社，下半年庐山会议 ‘更大跃进’，搞反瞒产，六零年大饿饭，六一年整风整社，三反、社教，麻城都当典型搞，社员、干部被治得九死一生。我觉得，苦日子死那么多人，吃亏就在天下第一田。”


北戴河会议一声号令，毛泽东浪漫主义的诗人激情，立马烧红了东方天际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神州大地：26000多个人民公社，130多万个公共食堂一涌而上；9000万人大炼钢铁，260多万个土高炉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毛泽东冒暑南巡，河南、湖北、安徽、江苏，进工厂，下公社，上矿山……喜报铺天盖地，毛泽东亢奋难已，但听到看到的一些问题，却又令他狐疑难决：草鞋无样，边打边象。共产主义有哪些标准，几年搞成共产主义？徐水说三年建成共产主义……

看来，共产主义人间天堂，毛泽东心里也没底。

上至中央大员，下至部委一般工作人员，奉命赶赴各地，调查实情。

一场不期交锋，给毛泽东泼了一盆凉水。

武汉东湖湖畔。奉召叙旧的武汉大学校长、哲学家李达，对大跃进非议连连。

闻听李达对大跃进主导思想的哲学否定和菲薄，毛泽东怒气大发。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休。

李达发了湖南人的骡子脾气，不顾一切：“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热。主席脑子发热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

老友不欢而散，毛泽东接连两天烦躁不安，湖北省委奉令“汇报真情”。

王任重事后怒不可遏：“李达什么东西，真是给脸不要脸！”“文革”伊始，李达惨死狱中。当然那是后话了，但决不是无关的后话。

1958年11月，毛泽东招来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召开郑州会议。

毛泽东一连几天长篇大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集合所有制同全民所有的界线，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不完成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产品不丰富，就不可能实现产品全民调拔的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还不是共产主义，只能说有了共产主义萌芽。毛泽东一下子好像清醒了许多。

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对共产主义天堂痴情不改，但压低了调门。针对全国各地干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绪，和干部强迫群众高强度劳动等问题，他提出了：共产主义还是要趁穷过渡有优越，但不要向苏联抢先，工业基础还不够，何必急急忙忙自封圣人。徐水发一元钱的共产主义不得人心。要让人家吃饱饭，睡好觉。公共食堂就是吃穷饭。苏联有5500万吨钢，一亿吨以上的石油，科技人员成百万，全国人民中学程度，搞了41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现在上破落户，一穷二白，一穷二弱，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们十年是四亿吨钢，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们有天下第一田。到那时候，地球上是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外一个问题。毛泽东一支香烟接一支，吞云吐雾，对高强度劳动不满：钢铁、煤炭、运输、化工，这么搞起来，中国非累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撤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了问题。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要搞万人调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8小时。据湖北说，有7-8%的公社搞得比较好。我是怀疑派，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就算成功，省（市）地委要集中力量支帮助搞好一个公社，时间四个月，到那时要搞万人检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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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转了。中共湖北省委连忙召开各级干部“纠风”会议。

轮到王任重大发感慨了：前段时间出了那么多问题，主要是我们对共产主义认识不清，群众观念淡忘了。公社化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说是到了共产主义，乱搞调拨，县上调社里的，公社调队里的，队上就调社员的，乱成一团。现在有的地方动不动就搞大兵团作战，开口就是苦战多少天，社员不让睡，白天黑夜干，人累死了还有谁来搞生产呢？整社的重点，一是所有制，一是高强度劳动，一是公共食堂。工作要细一点。如此这般，滔滔不绝谈了几天，他很动感情地告诉大家，主席在武汉会议上说接连几天睡不好觉，是操心操的。大家还能睡着觉？反正我是好几天睡不好，吃不下，工作没做好，怎么睡得香呢。要为主席分忧……

王任重也感到，大跃进尤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湖北的问题不少，但千头万绪，一时理不出个头绪。省委有关领导机构和部门奉令调查研究，然后上报省委。省委负责人要为调整找到感觉和思路。大跃进以来，湖北的“先进经验”素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所重视，这次运动岂能落后？

1958年12月27日，中共湖北省监委上报省委：《关于干部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总结汇报：“自58年冬季以来，部分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又有滋长，捆绑、吊打、罚跪、罚站、淋雨，扣工分、劳动改造、戴绿（白）帽子、插白旗、游街、以辨论为名斗争、炒豆子（斗争时推来推去）、摇头战术（抓住头发用手摇）、布置工作、生产任务时，开口闭口命令行事，完不成任务以开除团籍威胁，甚至动辄不给饭吃、或吃饭分上、中游席，随便动用国家物资、破坏政策。
据汉川、应山两县统计，6951名党员，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384人，占5.5%。蒲圻县马桥公社白沙大队57个党员，55人用捆绑、吊打、跪树刺、跪火砖、淋雨、划地为狱、不给饭吃等刑罚，处罚了43个群众。

京山县钱场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屈以忠（县委委员）、主任付安国布置钢铁放卫星时，三天三夜不准社员睡觉。二天后，工人疲劳，干劲不大，屈、付认为负责人蔡道干未向工人进行教育，将蔡棉衣脱下，亲手吊到屋梁上打。付出发工作经常带该社歌舞队，一次向白庙供销社要布，说：‘派人拿棉布五百尺，希速给，否则以反革命分子论处’。群众称付为：‘群众的爹爹，干部的王，歌舞队里的富队长。’
阳新东方公社党委书记黄继烈（县委委员）、副书记朱振，开会斗争乡长胡光财，戴三尺白帽，上写‘独立王国’，背插三面白旗，写：打倒富裕中农的代理人，打倒促退派，打倒独立王国的胡立财。朱说这样才有刺激性。

罗田原双庙乡长工作；……第八社，除社主任一人外，其余干部均被罚了工分，某队长全年做了1700分，罚1000分。东方红公社毛田大队总支书记陈续青搞‘三化’时，提出‘三净’：‘锅收净、房屋锁净、被条收净。’

云梦卫星公社马锦大队总支书记马金林说：‘搞生产大跃进心要狠，不命令吃不开，不强迫推不动，只要是为了工作，死个把人也不要紧。’

省卫生厅报告…….

全省各地委、专员公署报告……….

省委派驻各地驻社工作组报告………

湖北省委常委会书记处会议室。一大批一大批材料成捆成堆。

1958年冬荒开始，各地粮食问题反映上来，但事关公共食堂这个“共产主义萌芽”，问题的性质非同小可，加上粮荒刚发生，程度不太严重。倒是各地的干部作风问题成了会议的中心议题。越议气氛越紧张。

王任重沉痛地说了一句：“想不到下面的干部这样没水平，敢这样乱来。”

静了一会，张平化开口了：“我想，现在整社怎么搞，政策性的问题先要考虑好，具体的事件具体解决。不能把一大堆干部违法乱纪报上去，中央给你审案子？不好吧？干部问题还是省委下决心自己解决好。要教育干部，使他们认识到，群众路线永远地我们党战无不胜的法宝。我们是不是首先要考虑成熟政策性问题。这半年多来，发生的问题，主要还是涉及到我们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问题。这个根本的大事没弄清，工作就容易出偏差。同时也不能给我们的工作吹冷气，专搞干部作风问题，报上去让省委过不去。”

王任重很是认可此论。会议决定由王延春负责整社工作的经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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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2月，省委派人赶赴麻城，又以抓“样板田”的方法，下到中一人民公社，解剖麻雀，调查情况，研究纠风整社问题。此后，工作队大队人马，直扑麻城各社队，抓整社典型。

1959年3月，四级干部会议，万众齐聚县城，各社、队又全面铺开整社工作，发动干群讲问题，摆思想。形势上轰轰烈烈，敢讲真话的人却不多。干部和工作队找社员作思想工作，又是承诺，又是高压，强调这次是毛主席让大家提意见，讲问题，谈思想，大家就放开胆子，决不打击报复。

群众终于陆陆续续地开了口，但暴露的问题却令省、地、县委领导张惶失措——

麻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高调，在湖北省算得上是名列前茅。

1958年8月，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中共中央批准向全国公布《嵖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稿）》。王任重看后，非常感叹：“看来前段工作，我们只注意了跃进速度和产量问题，但忽略了所有制革命这个最根本的大事。”很快，河北徐水县委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规划（草案）》，全面描述了五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社会蓝图。

10月，山东范县又发表惊世之作：《范县人民公社关于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并到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草案）》。

麻城县委闻讯而动，大下功夫，想弄出一份赶超徐水和范县的“共产主义规划”。但几经努力，最终也只好比着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地搞出了一份1962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工业。建设大、中、小工厂100家，运输汽车化，耕作机械化，电气化。农业。水稻亩产二万斤，棉花亩产五千斤，全县粮食总产16亿斤，人均口粮2500斤。多种经营。全县养猪450万头，大牲口30万头，鸡、鸭、鹅1000万只。绿化麻城，造林100万亩，其中果树30万亩。保证每人每年吃肉100斤，鸡蛋30斤，水果50斤。共产主义新社会。公社内设立公共食堂、宿舍楼、医院、学校、图书馆、文化馆、敬老院、托儿所、电影院、图书馆、大礼堂等，把公社建成花园式的“人间天堂”。文教卫生。全县建大学4所，到1962年，20%的人口大学毕业，80%以上人口达到高中水平。免费教育、医疗、娱乐……

据说，这份文件送到省里，王任重看完后很生气：“乱弹琴，照着材料都搞不出个样子来！”而被打入冷宫。

四级干部会议揭露：北戴河会议后，麻城敲锣打鼓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高潮。 从此，共产风刮得天昏地暗。

公社化给麻城70万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三大革命”：吃食堂。全县办起6014个公共食堂。一时间“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震耳欲聋；大搞 “行动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按人民公社为单位编成军事组织，公社设团，管理区设营，大队设连，小队设排，排下设班。男女劳力，编入男营、女营，妻离子散，老人进敬老院，小孩入托儿所。吃饭上食堂，生产按连队，居住大宿舍；“共产”集资，一平二调。废除家庭，财产公有，一切归公，社员除了随身穿的衣物，扫地出门。这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和社员群众的不满情绪。

材料1 宋埠公社：经过这一阶段的工作，现在群众的顾虑少多了，最突出的是吃饭问题。公共食堂刚开始，“吃饭不要钱”的口号使社员们看到共产主义优越性，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但吃饭没限制，公共食堂从早到晚开流水席，大家敞开肚皮吃饭，身体好的壮劳力天天吃粮两三斤，还有吃饭放“卫星”的事。甚至连过路的也拉进食堂吃一顿，南来北往的客人，杀猪杀鸡，高标准，好吃喝。加上深翻土地，大兵团作战，大炼钢铁，大办水利，都是日夜苦战的劳动，体力消耗大，社员吃得也多。一餐不吃饱，社员就发牢骚，讲怪话：“共产主义还能让人饿肚子？”各工地抽调的工程用粮，几乎成为无底洞。工地上劳动强度大，粮食吃完回公社拉。加上今年夏收、秋收缺乏劳力，收成不好，地里也浪费了一些。几个月下来，各食堂都发生粮荒，大多数食堂粮食接不上夏粮，缺3-4个月粮的食堂占89%。有11个食堂二三千人，现在开始煮菜粥了，一天两餐四两米，仅能维持半个月了。请求县上紧急救助。全社缺粮至少40万斤……

材料2 县委工作队调查：我在钢铁工地，听说家里让集资人抄了，当夜就偷偷跑回家，村里跟闹了土匪一个样子。我家七大间，门窗房顶墙壁拆了，留了几堵土墙。在敬老院找到我娘，老太婆躲在山坡上哭了半天，我才搞明白。村里的男女劳力都上了工地，老老少少也都住进几个大院子，各家各户都空了。那天村里住进了几百人，说是大炼钢铁，房砖拆去砌了炉子，木料拆去烧炭，村里房子拆了一多半，你说惨不惨！找人说理都不知找谁去。第二天队长还把我骂了一顿，说你个棒棒肉的，什么拆了你家的房，共产了，哪有你的房，都是共产主义的。争了几句，队长煽了我两个大耳光，叫来几个积极分子，一绳子把我捆紧送回熊家沟那边的钢铁工地。到那边又挨了一顿打，罚了两天没吃饭，还罚了十天苦工。现在一家12口人挤在巴掌大的一间小屋里，住没住的，吃没吃的，用没用的。

材料3 驻中一公社工作组报告：当时对共产主义认识不清，提出一些不恰当的口号：共产主义就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拖拉机耕田，自流化灌溉，一按电钮长庄稼”；“穿着绸缎子，出门坐车子，吃饭不要票子，肉鱼鸡鸭满肚子”。片面强调“一大二公”，无偿平调社员财产。全社大搞“捐款献资，集资生产”，动员社员捐款捐物。由于社员私心和顾虑，任务完成不好，又成立专门的“集资队”，干部带着积极分子和民兵抄家，见钱拿钱，见东西拿东西。稍有怨言，即批斗、捆绑吊打，伤了社员的心。晏店管理区的一位王老汉拦着不让抬防老的棺材，挨了几耳光，气极了喊出一句，“你们搞共产，怎么比土匪还凶！”结果被打成“反革命”，送往集训队，不久劳累伤心病死了。晏店管理区第八生产队第三小队，从公社成立到大炼钢铁，搞了7次挨家挨户大抄家，3次“促进共产”。“生活集体化”搞起集体宿舍，社员全都搬到大房子住，各家各户均被“共产”。从此，队里缺什么就到社员家里拿。食堂缺锅碗盆筷，就拿社员家里的，煮饭炒菜，钢铁基地缺柴火，就拆社员的家俱、门梁，修土高炉又拆了一批砖瓦房。现在社员缺房住，食堂缺粮缺柴，明年生产缺工具、缺种子。已经因食堂停餐饿死4人，躺床病倒30多人，情况非常严重。

后经县委工作队查明，该队是全县最严重的“闹粮荒队”。

材料4 麻城县委关于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在总结了 “大办钢铁”以来的“伟大成就”,汇报1959年“掀起钢铁战线大跃进”后,也反映了一些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大炼钢铁,全县扒房建炉毁坏民房四万多间, “动员资金”二十多万元,“烧炭”毁林二百三十多万立方米，收集“小土炉炼钢炼铁原料”，毁坏农业生产工具六十七万多件，计有铁犁、铁耙、锄头、斧头、镰刀、锹镐、车轴等，毁坏生活用具无法统计，有铁锅、铁铲、铁钟……工地还出现了一些干部违法乱纪、只要产量，不关心生活的的问题。各工地打死、自杀28人，病死16人。

1960年，赵金良在检讨会上十分愧悔：“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我们犯了两个大错误。我们在粮食问题上，搞了浮夸虚报，跟着又是高征购，反瞒产，加上年景不好，造成群众生活困难。钢铁问题上也是浮夸虚报，毁林烧炭，砸锅搞铁……”

这样的材料，省委怎么敢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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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认真思考。

1959年3月9日，毛泽东向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发出《党内通信—关于召开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六级干部大会问题》，告诉他们3月1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扩大会议，各地应立即召开六级干部大会，“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

3月15日，毛泽东在武昌又发出《党内通信—关于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说：在武昌找王任重和周小舟，谈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湖北主张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河南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南赞成河南的办法。各地要酌定。

3月17日，毛泽东再次给他们发出《党内通信—关于召开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问题》，指示各省、市、区，开完六级干部大会后，应召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要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鸣大放，辩论三四天。

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还指示，要告诉公社第一党委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

风转路徊。大跃进以来一直急进邀功的湖北省，在纠风整社运动中，的确为毛泽东提供了素材，为休养民生带来了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