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第一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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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麻城新“经”动九州

摸清了“伟大领袖”的脉搏，湖北 “纠风整社”下功夫再次做起了大文章。

王延春亲率“秀才”和工作队员，赶赴麻城，组织五级干部万人大会。麻城县委招待所。王延春不客气地打断了吴德简安排生活的汇报，开门见山地告诉姜一，这次要把万人大会开好，要把毛主席、党中央整社的思想讲清楚。一定要让大家讲实话、讲心里话，言者无罪，我们决不会搞秋后算帐。做错了事，要认错，才会取得信任，才敢讲话。告诉大家，省委、地委、县委是动真的。缺粮，给粮；缺钱，给钱；一平二调搞错了，算清楚帐，坚决退赔。

五级干部会议,从3月23日开始,进行了十多天。除县里干部外，有300名公社干部，600名管理区干部，2500名生产队干部，5600名生产小队干部，还有一部分社员代表和“观潮派”、“算帐派”参加。

会议开得很热闹。大会开始，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就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检讨认错。又发动下级干部和群众提意见，讲心里话。时值春荒，各队一穷二白，食堂断炊。生产队干部和到会的群众，听得上级许诺，对“一平二调”的东西退赔还钱，发救济粮，如同见到救星。有人开了头，会场上争先恐后报损失，报灾情，报钱粮。

县里拿社队的，公社拿队里的，队里拿社员的，一张白条一句话，东西说拿就拿了去。经算帐统计，麻城全县拆毁民房47535间（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建企业、修办公楼用料），平调耕牛874头，牲猪3024头，小家畜家禽8679（只），中小型农具69654件。家俱409753件，砍伐树木2000多万棵，占用土地60520亩，无偿占用劳力32000人，各种运输工具31616件。其手段是平、调、扣、派、征、购、统、占、献九字经。

汇总材料送上来，整理好交给写作班子。

3月27日、30日、4月1日，以省委书记王延春、地委书记姜一、县委书记吴德简的名义，将万人大会的情况写信汇报给王延春，王任重转呈毛泽东。毛泽东读来，对整社心中有了数，立即批示至全党，令各地效法湖北，安排好整社工作。

3月27日，王延春和吴德简写信汇报说：

会议开始，通过三级检讨，三个兑现，一针见血，解开了基层干部和群众心里的疙瘩，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使基层干部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人人心情舒畅，上下团结。

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搞三兑现：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穷队，该支援的，立即贷款。

首先是退钱。县长挂帅，成立清理委员会，负责县级退赔。关键在公社，个别社钱花光了，大部分有钱不想拿，县委说服公社书记，到底是要农民，还是要几万块钱？县里抽公社的钱和物资，要退回去。县和公社当场开支票，拿出钱320万元，分别退还生产队。当场办手续，退生产队拖拉机8台，抽水机5部，动力机49部，其他小机器部，各种运输车子744部，各种小农具2697件，耕牛1025头，生猪9019头，小家畜3589只，蜜蜂2192箱。这样，会议立即沸腾起来，进入高潮，人人敢于鸣放，大字报贴了又贴。

信中真真假假举了许多政策对头，群众心满意足，感谢毛主席的事例。

钱和物兑现消息传出去，轰动了全县每个角落。群众的生产情绪，直线上升。城关公社五四一队，原来只有900人出工，25日增加到1700人，共中278个妇女，是公社化以后一直不出工的。以前每人每天做营养钵1345个，25日每人做3795个，群众说，过去吃饭“摔摔打打“，干活时“懒懒踏踏”；现在吃饭时心情愉快，干活时劲头很大。五四九队60岁老社员刘光启，听到消息后，说出了内心话：“毛主席说的话，我都听，都说对，可是有一个问题我想不通，五七年我没有很好干活，还分得一百三十二元，去年都讲风格，我拼命做了五千七百多分，却只分得一块三角钱，我三日三夜没有睡觉，去问队长，队长说：搞共产主义嘛！要讲风格，你还想个人发财不成？我想，毛主席真是这样整我吗？从此以后，我把每天不离身的粪筐扔了。这次听了政策，我明白了毛主席永远是英明的，我骂了他，对不起党。现在老头又把粪筐找回来，整天起早摸黑地拣粪。

安排口粮。全县6014个食堂，口粮接到麦收的1638个，有困难的2545个，目前就要供应的1821个。全县没一个地方不吵供应，产粮区和高产区吵得更厉害。信中认为，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怕多征购。会议上，报上来麦收前全县需供应粮食三千多万斤，比县计划增加两千多万斤。经过县委工作，“紧张的空气逐步缓和下来”，“多要供应指标的自动少要了”。

支援穷队。富队退了钱，大部分穷队却还要负债。会议宣布：穷队欠公社和国家的债务，一律缓还。县、社给穷队贷款280多万元，并派出400多干部和一批技术人员加强穷队，发展生产，帮助穷队赶富队。

4月2日，毛泽东接到王任重呈来的材料，对此批示：“这几个文件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

3月30日，就算帐运动中揭露出来的社、队干部贪污问题，王延春、姜一、吴德简又写信专门汇报。

在解决县、社平调问题上，会议本想解决粮荒缺口，但无法落实。信中说，全县八百多个生产队就有七百多个要供应，要粮2500万斤，不仅超过县里900万斤的指标，而且超过全县库存粮1800万斤的指标。于是，县委决定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帐。

29日仅半天讨论就揭发出很多问题。许多生产队帐目不对。宋埠公社抽生产队钱77万，生产队帐上却有99万，各小队上交生产队籽棉24.8万斤，生产队帐上只有19万斤。张畈一队，9个小队和队里查对帐目，出入很大。粮食差2.9万斤,高梁差1100斤,花生差60斤,芝麻差500斤,黄豆差270斤,钱差几百元。

生产队干部普遍有贪污行为，宋埠公社岐亭六队24个干部，19人贪污2400元，5个贪污的都因不在家。生产队干部贪污十几块钱算“清白干部”，贪污一二百元相当普遍，多的千元以上。小队干部贪污一般几块，十几块，多的几十元。贪污的名目很多，有贪污工资的，中一公社21000个劳动力，生产队领去23000个劳动力工资。有贪污超产奖金的。

三河公社5个大队，有4个大队奖金被贪污了。有贪污工农业投资的，东木公社丁家河十一队的干部，把社员投资工农业的现款和7个大元宝贪污了。有贪污副业收入的。龟山公社八队4个干部集体贪污4900元事业款，因为分不平，下手抢了，连通讯员也抓了一把。有贪污过节费的。三河公社春节发肉发钱，有的生产队干部就把钱扣了。贪污罚款的，龟山公社8个干部，私罚社员40元，拿去喝酒。此外，有贪污利息、贷款、救济款、购粮款、伙食费等，反正是见钱就抓。

信中认为，这涉及到党群关系问题，宁可多开两天会，也要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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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王任重转来的这封信，毛泽东于4月3日批示全党：“此件极好，每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帐才能团结；算帐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来，一身干净；自由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帐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4月1日24时，王、姜、吴再次写信，汇报大会揭露出的生产队干部贪污和瞒产私分问题。

信中说，自29日转入解决小集体（生产队）与社员矛盾以来，情况很好。今日止，有177个生产队突开了，搞出了私分和干部多占的粮食1969万斤，棉花41万斤，油脂20万斤，干部贪污挪用款36万元。下面说几个典型材料：

城关公社枫树十四队原总收入7.5万元，算帐后清理出5.3万元，增加70%。

白杲公社星火一队报出瞒产50万斤粮食。

宋埠公社116个生产队干部贪污挪用6616元，人均570元。

白杲、城关公社116个生产队549个干部（包括小队长）共贪污87451元，人均159元。

城关公社红石三队区干部贪污挪用12000元。

三合公社一个生产队会计就贪污816元。

中一公社各生产队干部一直都多领3000多个劳动力的工资，贪污了。

宋埠公社五星三队队长洪中明用假发票、偷卖公物、改单据等十种办法贪污挪用1418元。

白杲公社星火十队干部以补助照顾为名，私分三次，计500元。第三次曾有一个党员反对，人们用“脑筋太死，赶不上形势”说服了他。

东木公社木子店六队一个食堂主任贪污226元，会计怀疑，他就这样吓唬会计：“你看哪有共产贪污的。”

由于贪污引起的干部生活特殊、皮鞋、烟酒、鱼肉、不务生产、乱搞皮绊等现象也是极其严重的。
对待生产队干部，首先肯定他们大跃进中的功绩，肯定绝大多数是好干部，然后严肃指出他们贪污多占的错误，严重性是破坏了党和农民的关系。毛泽东对此有几分愤怒地批示：是在于毁坏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于毁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在于毁坏干部自身。

4月3日下午，毛泽东将此件批发全党： “此件连前两件，中央、省、地、县委书记、委员人人必读，各县、社都应仿此办理。”

从这三封信，毛泽东第一次系统接触到大路进中干部普遍贪污挪用的严重问题。然而，信中掩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严重粮荒，并将之归结为瞒产私分和干部多吃多占，这就为后来大饥荒中全党“反瞒产”、“搞后手粮”，开启了思路。

可笑的是，在今天猖獗不息的毛泽东热潮中。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竟然大言不惭、掩耳盗铃地欺骗天下说："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没有贪污腐败？"没有历史真相昭彰于世，人民，就只能够成为政客们的玩偶！

还是回过头来说整风吧。

以“天下第一田”知名天下的麻城县，在这场运动中，又以刹“共产风”，反干部贪污风而天下闻名。

从各地上报中央的材料来看，麻城万人大会经验，成为各地整风的指导文件，对当时全国整社运动起到了样板效应，对全国农村缓和紧张局面、舒解民众疾苦和反对干部贪污浪费，起到了积极作用。


万人大会后，麻城各社队发动群众，贯彻政策，整顿公社，全县830个生产队全面开花，省、地、县、社派人帮助整改。全县2264个小队，退赔20万元。部分退还社员财产，把炼钢铁时强收的社员铜铁器皿，作价9.8万元;“调用”社员粮食折款90.8万元退还社员；其它物资，部分退款3.5万元;退家俱3.2万件;1.2万户社员搬住退还的老房;退社员牲猪7172头。

1959年4月，湖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会后向中共中央报告中，检查说：“胜利冲昏了头脑”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助长了下面干部的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的风气。并修改了原上报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从450亿斤降为300亿斤。中共中央以充分肯定的批语，将此报告转发全党。此后全省浮夸风有所收敛。

一时间，社员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春耕生产热火朝天。用社员的话说：“共产党和毛主席知错就改，我们有盼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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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959：“苦日子来了！”

自1959年春荒，麻城人开始过上了“苦日子”！

至今，回忆起大跃进和“苦日子”，麻城的过来人仍是毛骨悚然，心惊肉跳。

用“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垸一位当事者的话来说：“麻城人跑过白匪、跑过日本鬼子。白匪和日本鬼子来了，你还能躲到山上去。苦日子来了，躲都没法躲！”

人们习惯把1959年春荒，作为苦日子的开端。

1959年春荒，骤然降临到荆楚大地，饥民如潮，灾情如潮，而且各地的城市纷纷出现库存紧张，粮食告急的情况。这令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大惑不解，又怒火中烧。

1959年3月11日，整社纠风的湖北省六级干部大会。

本来谈到人民公社体体和所有制问题时，还不失洒脱的王任重，一提到完不成中央粮食征调，各地上报粮荒问题，不由得火冒三丈，怒然失态：“全省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是大跃进、大丰收。在大丰收的情况下，出现了怪事情：粮食、棉花、油料的统购任务完不成！”

他声色俱历地瞪着台下干部嚷了起来：“全省粮食产量1958年比1957年增加了200亿斤，中央要我们多调出多少斤粮食呢？比一九五七年只多调六亿斤。可是到现在完成得很差。这一点，我们湖北省是很不光彩的！”

是呵，增产200亿斤，却拿不出粮，交不了差。王任重又气愤又激动地说：“更怪的事情是，不仅仅没有完成收购任务，有一部分地区还大闹粮食风潮，什么食堂停伙，没有粮食吃了，一天十二两米（十六两一斤老秤一引者注）、八两米、四两米、挖藕、吃菜、往城里跑。有的地方闹得乌烟瘴气，就象一九五四年大灾荒后的样子，简直惶惶不可终日。”

面对湖北的灾荒危如刀兵水火，人民群众正饥寒交迫，王任重想到的是完不成统购任务不光彩，是对”大丰收“了，民众”闹粮食风潮”的怒不可遏！

就在他这说话的同时，全省有800万人一天只能吃到三四两米（老秤），更有1300多个食堂断炊！

1959年春，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北，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现象：初春树叶刚发芽吐绿，就被饥民一扫而光，捋了长，长了又捋，树叶捋去填饥肠。至五月暮春，许多地方还是只见树枝不见叶。漫山遍野，老人孩子见到绿色就扑过去。饿得眼都发绿的男人们，把泥塘翻了一遍又一遍，哪怕挖出一个藕节巴，也是妻儿老小们救命的希望。

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1月至6月，全省病饿致死的农民高达十多万人，浮肿病人大量出现。一时间荆楚大地饥民遍野，逃荒、要饭的“盲流”滚滚……而各地民兵，公安奉命设卡堵截，大抓破坏社会主义形象的盲流，送劳改，罚苦力。

大跃进黄冈在湖北出了名，“苦日子”黄冈民众遭罪更深。高产高征购，黄冈征购高于历年。地委原报1958年粮食总产50亿斤。后在“纠风整社”时，调整为33亿9908万斤（实际不到30亿斤），比1957年减产4.5%。而征购任务，却由上年6亿2907万斤，增加到7亿1065万斤，多征8158万斤。

麻城县牛皮吹得大，征购自然更高。征购任务是按产量比例下达的。

麻城县委书记在《人民日报》上公然宣称：继“天下第一田”后，高产“卫星”此起彼伏，亩产10万斤、20万斤的高产“卫星”形势喜人。县委书记吴德简和赵金良先后宣布：1958年，麻城粮食总产量超过10亿斤。因此，下达的征购任务为1.2亿斤，后调整为9294万斤。比上年多1169万斤，全县人均多征17斤。
而1958年粮食产量，实际不到4亿斤，县委后来“落实”为4亿2725万斤，比上年减产5709斤。

一方面，粮食高征购，一平二调，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秋收劳力短缺，粗放收割；另一方面粮食减产，必然导致粮荒。

1959年春荒，湖北最严重的是黄冈，黄冈最严重的是麻城、应城、蕲春这些高产“卫星”县。蕲春上报材料说，张榜公社大桴冲大队8460人，仅二月中旬到三月底，一个多月饿死139人，113人饿成重病，682人浮肿，屙血！

据《麻城县志》：“1959年，饥荒。民食草根、树皮、观音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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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垸。

1958年放大“卫星”，结果高产、高征购。征购后，全社留下的粮食不够吃两个月。12月开始，社员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二两米！食堂一天开两餐，有时开一餐，吃的掺菜稀饭。而且食堂人员、干部先捞稠的，剩下稀的给社员。本来冬天地里也长菜，但耐不住拿菜当救命粮。青菜吃完了，社、队员发动社员去采野菜、草根、树皮掺在稀饭里。

县委还一个劲发动干部搞“瞒产粮”，要完成征购粮任务。

到了春节，家家户户哭声连天，男女老少饿得肚皮贴着脊粱骨。

大年三十晚上，河北垸一些农民家里冒出了烟，那是饥饿难耐的人们，把填枕头的谷壳倒出来，磨成糠煮一餐“团年饭”！大年初一，小队干部望着空荡荡的粮仓，心里流血，只好把喂猪的粗糠，分给社员磨了吃。

正月十五那一天，小队又把喂牲口和积肥的菜枯、麻枯饼，分给社员当粮。

到了3月，公共食堂断炊了。

“天下第一田”如今却连吃糠、吃野菜都难了。社员靠野菜、野草救命，甚至挖“观音土”当粮吃。还有社员跑到20多里路外的大坳水库，到山里挖葛根、蕨根、麻根，拿回家当粮吃。近处挖完了，又跑到60多里外的野马岗挖野菜。

1959年春荒，河北垸的群众，吃的野菜，真能开博览会了：灰灰菜、地米菜、马齿苋、猪婆菜、鹅鹅肠，这些猪草，如今成了好吃喝。竹叶草、鸡叶草、车前草、水葫芦、野蒿子甚至茅草根、铁盘根草、各种树叶，这些猪都不吃的东西，人们拿来填肚子，还不容易采到手—饥民太多了！

当初人欢马叫参观“天下第一田”的“迎宾路”上，如今树叶捋得秃顶光，树皮剥得净净光。就边山坡上的油树皮全都剥光了——那东西有毒，人吃了泻腹拉肚子，吃多了中毒会死人。但饿极了的饥民也顾不上死活了。

1959年春荒，麻城吃野菜毒死83人，中毒2758人。

最难吃的是糠壳和观音土。咽下去不容易，屙出来更难，只好请人用小耳勺从屁眼里往外掏，不少人被活活憋死。河北垸因此死两人。这一年，全垸饿死49人。罗毛娣和她弟弟饿死时，一个12岁，一个才2岁。罗毛娣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我饿啊，想吃一顿饱饭。”

58年放出中稻亩产52599斤“大卫星”的熊家沟乡，距河北垸十多里。59年的春荒骇人听闻。58年征购粮，使熊家沟乡成为麻城县缺粮断炊最严重的地区。至1959年春，全乡大规模出现粮荒，浮肿、死人时常发生，而县里催交征购的电话不断。

该乡徐家山垸，本是粮丰谷茂富饶之地，59年春荒，饿死、病死近百人。五级干部大会问题反映上去后，白杲公社派人前往救灾。当他们运送1500斤大米，5000斤蔬菜赶到徐家山垸，家家断炊，户户倒人的惨况，令那些救灾的汉子们人人潸然泪下，泣不成声。也亏了这批救济粮，大批饥民才得保性命。

另据《麻城县志》载：7月，部分地区农民因饥荒外逃。白杲公社望花山6队外逃52人。政府大力工作，全部回村。.

1961年整风整社时，省、地工作队有一份材料：1959年春荒，麻城县因食堂断粮饿死、病死4500多人（1960年，县委一份检讨材料中说是死人1370人），病倒37380人。实际情况，应该远比这严重。

幸好赶上纠风整社，县委发下920万斤救命粮，春荒终于暂时得到一些缓解和遏制。

夏粮开镰后，麻城民众吃到了半年来第一次饱饭。

1959年的春荒，到麦收终于熬过去了。政策宽松了些，社员们允许生火，还分了一点自留地，而夏季田地里、山岗上生产的野菜还多一些。

是年，夏粮因“吃青”和社员无心生产而严重减产。夏收后，民众分得了部分粮食，但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分配的夏粮很快吃光，许多地方食堂断粮。

六七月间，麻城饥民的大批外逃，讨米要饭。直到7月，白杲公社望花山大队6队外逃社员52人。结果全被“劝说、动员”和抓了回来。


对于59年春荒，麻城县委有一种说法和交待。

1960年，在县扩大干部会议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中，赵金良这样说到：“58年年成也不错，就是因为大吃大喝，结果饿肚子。当时我们打电话叫你们吃，吃饭放卫星，不光吃饭，还叫你们吃肉，全县杀了六万头猪。白天吃不算，夜晚还要吃。这样吃了两个多月。到59年春季，有的粮食吃完了，几天没有米，光吃代食品、吃菜。59年又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又搞了一些，今春又是半斤粮食。”

被饥饿折磨惨了的人们，期望着早稻开镰。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吃饱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