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第一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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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天绝人路

1959年8、9月间，庐山会议改变了中国历史和人民的命运。

庐山会议原定议题是进一步纠左，克服困难，以利继续跃进。

上庐山之前，毛泽东一路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湖南在粮食安排、食堂问题、大炼钢铁方面，工作比较好，毛泽东去湖南时，专门带了王任重同行，帮他转转脑筋。而湖北粮食紧张，王任重也想向湖南借粮。

湖北的情况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不仅是农村断粮，湖北各地城市粮食供应也非常紧张，就连粮食之外的副食、肉类、油类甚至是香烟等物的库存也几乎快要挖空了。

1959年6月，不仅省委领导人的特供物品大幅度削减，甚至为了迎接毛泽东随行人员的生活，也成为湖北省委头痛的麻烦事。

以前,毛一行来到湖北，管吃够吃饱的鱼、肉、禽、蛋及特色菜点，已极为奇缺，就连蔬菜也偶尔才能让人尝鲜。毛泽东的伙食就更为难了，往往省委一连忙上几天才能找到一点毛喜欢吃的腊味。

毛泽东由此也感到了湖北的困难。王任重向毛泽东汇报时，还是一口咬定湖北的困难是1958年遇到天灾。不过，他后来也曾向毛泽东承认过领导失职之错。

6月22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湖北广水车站，毛泽东约王任重晚上到专列上谈话，谈大跃进问题和湖北的情况。两人从深夜11点谈到第二天凌晨2点半钟。王任重心情沉重地对毛泽东说：“我最近到麻城、新洲去参加劳动，看到农民面有菜色，我心里难过。”

当然，所谓劳动是没参加的，饥饿的农民他倒是看到不少，社员的苦难他也了解到一些，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关注到了这一点，他也就选了这样的话题说。

毛泽东闻言，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们估产估高了，用粮用得太多了，提倡敞开肚皮吃饭，不妥当。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

跟着毛泽东到湖南的王任重，却几次受到他不能容忍而又无可奈何的羞辱。

在长沙、王任重本想找个机会向周小舟开口借粮。但他是个虚荣心特强的人，总也并不了这个口。

在一次和周小舟、罗瑞卿几个人闲谈中，周小舟对自己上一年的大跃进“插白旗”，挨批评表示不满，对湖北上年浮夸放“卫星”得表扬，而1959年出现大饥荒感到气愤。周小舟当面挖苦说：去年我们产量低挨批评，但是我们现在还有粮食和腊肉吃。湖北不是放“卫星”，报高产吗，怎么搞得现在连饭都没得吃？

王任重听到此话，满脸胀红，讪讪地出门走开了。

不过两个月以后，庐山会议反击“彭、黄、张反党集团”，王任重可好好地出了这口恶气，周小舟被整得九死一生。

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随行的王任重又被毛泽东的乡亲们不意中狠狠地羞辱了一番。

那天毛泽请家乡的亲戚、朋友、烈士家属吃饭。酒席上饭让吃饱，酒上喝好。饿肚子好几个月的韶山乡亲们，见到好酒好菜好饭，如狼似虎，狼吞虎咽。

毛泽东起身敬酒之际，他的一位亲属老汉当着毛泽东的面向同桌的王任重说话了：“你们湖北去年放卫星，报纸上一登就是上万斤，几万斤，不愧心？我不相信你湖北的田土再好，就能产谷上万斤？”

王任重当场非常尴尬，只好解释：“亩产万斤，确实说谎，但有少数高产千斤是真的。”老汉听了直摇头。但这是毛泽东的亲属，王任重丢了人也没法去找回面子。但此事弄得他心烦意乱，当晚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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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毛泽东定下19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在学会过日子这个问题中提及，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去年湖北的错误，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放过卫星的县过的最差。显然，象麻城这样的卫星大户，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在“神仙会”上，王任重反省了湖北的大跃进，认为教训确实沉痛，比五四年大水灾情更困难。今春500万人几两粮，吃稀饭，教训才深刻。已死了1500人，15万人浮肿病（按：当时省委掌握的不完全统计材料，死人37000多人，浮肿51万人—引者）。早稻下来才可好转。这是全党全民教训，很难过。对所谓胜利估计错误，是盲目性，主观主义 ，冲昏头脑。

粮食只产200多亿斤，却按450亿斤过日子。今年一月还报400亿斤（反了浮夸，公社上报的说有430亿斤）；三月还说有350亿斤；四月再摸，不到300亿斤； 上山前由县委书记再摸，230亿斤（实际产量不到190亿斤——引者）。五七年是219亿斤，为什么增产不多？大跃进掩盖了水旱灾情，500万亩只收几十斤（仍报千斤），有100多万亩早稻失收。去年增产密植、高产，放卫星成风。领导只抓了小面积样板田，只抓了公路边看得见的。脑子发热，难于转弯。说真话不容易，县委书记、劳模当面说假话……

看来已清醒了的王任重，却在毛泽东就彭德怀“上万言书”而怒发雷霆万钧，大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后，见风转舵，全力投入揭批斗争之中。王任重也因此更为毛泽东所重用。周小舟被打为“反党集团主将”，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也受到牵连。用王任重的话说，湖南省委“坍了台”了。

按毛泽东的意图，从湖北省委调来张平化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调来王延春任湖南省委书记兼省长，湖南省委被改组。

庐山会议后，湖北象全国一样，掀起了“更大跃进”高潮，机关、工厂、农村、学校全面揭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揭批否定 “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工、农业生产“更大跃进”，城市全面建立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全面恢复，农民自留地全部归公。

8月25日至9月15日，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在武汉召开。8月31日转入“反右倾”斗争。

会议仿照庐山会议抓“军事俱乐部”形式，武汉市委宣传部长夏衍绶、《长江日报》社长肖松年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文化俱乐部”成员。会后，全省大批“观潮派”、“算帐派”，大搞“更大跃进”、“反瞒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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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 罪孽啊罪孽，真是罪孽！”

麻城，“更大跃进”造成更高指标、更高征购、更大粮荒，造成更为严重的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更为恶劣的干部生活特殊化，更加尖锐的社会矛盾。

一位原县人委会干部，对庐山会议后麻城形势，作过中肯的概括：“庐山会议后，一切理想化的幻想都破灭了，从人心说，上级的高调没谁信了，工作无法推动。但共产党的干部肯定跟着中央走，中央说咋个子办，干部肯定跟着走。吃亏的肯定是群众。干部说不听，就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暴力成了动力。工作中心就是粮食，高指标、高征购，搞不到粮食就‘反瞒产’。农村能搜刮的粮食都搞走了，整个社会都乱了套了。社员吃什么？偷、抢粮食、挖野菜、吃观音土，得病死人，那个罪遭大了。罪孽啊罪孽，真是罪孽！”

庐山会议后，麻城县委把上半年纠风整社中的承诺一风吹，社社队队大搞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提过意见的人被扣上“右倾”帽子挨整。1959年9月开始的“反右倾”运动，两年中开除党籍者112人，留党察看84人，撤职40人，严重警告处分65人，警告67人。被批判者一律受到体罚。

庐山会议后,麻城粮食生产又大放“跃进卫星”。59年夏收减产，早稻减产也已成定局，而县委订的粮食生产指标，从四亿斤、四亿五千万斤、最后“跃进”到五亿五千万斤。上级下达的征购任务，定在一亿一千万斤。而实际产量，三亿三千二百多万斤。若完成征购，留下种子，牲口粮，人均口粮不到三百斤，出米二百斤，人均每天吃粮不到六两。

干部多吃多占，食堂人员贪污偷拿后，公共食堂能让社员吃到的口粮，平均每天半斤。

收早稻、插晚稻，县委提出口号：“交足国家的，再留自己的。”收下稻谷就地封仓交国库，社员一看寒了心：粮食泡了汤，日子怎么过？因此，只有保命的心，没有生产的劲，晚稻秧头天插下去，第二天漂起一层。人哄田，田就哄人。稻田里，只见禾草不见谷，普遍亩产一二百斤。“天下第一田”，亩产不到一百斤。

59年早稻、晚稻收割，粮食成为干群冲突焦点。

县、社干部紧急下乡，在晒谷场蹲点。县委要求：“边收，边晒，边入库，边上交，武装护粮。”胆大的社员则边收、边偷、边藏，以备饥荒。县委闻讯，下令“坚决打击阶段敌人的破坏活动！坚决打击偷粮瞒产的歪风邪气！”

在中一公社“反瞒产”现场会上，县委书记布置：偷粮的，要批斗、送劳改。抢粮的，就地镇压。1959年至1960年，麻城县几个粮库发生武装人员开枪打死人命事件。

暴力，成了干部们开展工作的法宝。群众稍有不满，“就遭乱斗、乱罚、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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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在中一公社和宋埠公社提出：“棉花一天要长三寸”，将棉株插上标记，派人检查。达不到要求，就地“整风”搞得人心惶惶。

县委在宋埠公社搞“高产试验田”。9月，听说省里要来人检查工作，县委急忙抽调大批社员“突击作战” 。第二天，县委负责人到田里检查，一看草未薅尽，劈头盖脸两耳光，当事的社员在毒热太阳下的田里罚站两天，不准吃饭，并发话：“还吃饭？人活都不会干，吃屎吧！”

1960年12月，全县粮荒十分严重，干部群众都惶惶不安。而赵金良《在县委扩大干部会议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中，对与会者大力施压，务必完成征购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一亿一千万斤，把它完成再没任务了。明年的任务一亿一千万斤已经定下来了，夏季如果丰收了，可以完成任务的50%。如果增产30%，也只增加10%的任务。我们过去的缺点，是生产的发展赶不上统购任务的增加。”

在这个会议上，他还神气活现地传达了王任重吃粮少也死不了人的指示：“今年再讲清楚，现在每人每月留了25斤，再吃不到，不能找我们。我们20多斤粮食只要安排好，完全可以过得去。去年几斤谷也过来了。任重同志讲：四两粮食不作重活，只作轻微的事，死不了人；半斤粮食只能搞半日制，劳动半天，休息半天；二两粮食，吃的水也不能挑。没有粮食有藕吃，也饿不死人，如果没藕吃光吃菜也可以维持20至30天，死不了人。”

这可不是赵金良假传圣旨胡说八道，硬把这没人性的话往省委第一书记头上扣，这的确是王任重在全省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亲口指示。

明知就在严重缺粮的情况下，县委不顾人民死活，搞起了“反瞒产”运动，全力搜刮“征购粮”，以证实麻城生产确确实实现了“更大跃进”。

会后，几位县委负责人亲自出动，蹲点“反瞒产”，查“后手粮”。一到公社，他们首先宣布把各生产队粮仓，公共食堂粮仓一律封存，上交国库。又组织社队干部，带领武装民兵，挨户查抄。先是“坦白交待，自查自报”。报不出来就“辩论”。再不交粮就抄家。

各社队都奉命派干部来参加现场取经，然后回去照此办理。社员断不断粮，饿不饿死没人管，反正回家要的粮食一斤一两都不能少。麻城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就在反瞒产大会上凶狠地交待下来：“国家的征购任务，一斤一两也不准少。少了一两，党籍干籍一齐拿。你不拿粮食，我就拿你的人！”

全县在这场运动中，打死逼死67人。

“反手后粮”运动的结果，把社员口粮，及部分公共食堂粮食一扫而光，加剧了大饥荒，造成更大规模浮肿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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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队干部更为恶劣。

据整风材料揭露，三河公社捆绑、吊打、辱骂社员的干部达661人。其中，平堵山管理区团支书硬说社员曾志文偷了食堂的粮食，派民兵把他抓来，把他双手反到背后，用绳子把他双手的大、小手指捆紧，吊起来毒打，背后还压一块几十斤重的大城墙砖下面烧一堆辣椒，用烟熏。直到曾志文4根手指吊断，人摔到地上，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才让把他抬回去。

三河公社动手打人的公社干部（包括公社工作组）5人，管理区干部11人，生产队干部64人，小队干部78人。被打的群众318人，因打致伤的10人，因打外跑的28人，致死的4人。被搜查的社员1014户，占总户数的4.6%。乱惩乱罚的有11个管理区,84个生产队90人,占干部总数28%,其中生产队干部83人,小队干部7人,被罚的社员4096户,占总户数的19%。

“反瞒产”运动加剧了粮荒。全县出现大规模逃荒、断粮、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小儿严重营养不良情况。仅1959年全县发现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即高达34595人。没被“发现”者当然不在此列了。

据1961年冬，中共麻城县委给省、地委的报告《关于一年来农村整风整社的总结》称：“今年三月整风中所揭发的问题，除政策方面外，干部作风是十分严重的。据统计：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严重蜕化变质的有858人，‘五类’分子253人，他们贪污多占粮食44万多斤，现金7万多元，瞒产私分粮食125万斤，油料一万多斤，皮棉一万多斤，打骂群众946人。破环了党群关系，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如白杲公社梁家畈一队党支部付书记李安恒，从三月到八月，共捆打吊骂社员几十人，捏造社员董纯绍偷他的皮包一个，人民币60元。首先派民兵到董家进行搜查，又亲自动手用扁担毒打一顿，苦打成招，逼着赔款20元，棺材一个，衣服一件，共折人民币37元。董因受伤过重，被打后一个月就死了。6月18日，又以反偷盗为民，组织非法斗争，将偷走救命的妇女抓来，一次打7个妇女，有的打得不能走路。群众骂他们是‘国民党’。通过整风，发动群众诉苦斗争，将李逮捕法办，人心大快。各公社都根据揭露问题的情节轻重，分别进行了党内的和行政的处分。

1960年至1962年,省、地、县整风整社，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组，收集了大量干部问题材料，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权力的现象，是权力者对社会成员的支配和控制，权力的本质，则是权力者对社会产品的支配和占有。当社会整体利益还感召着权力者们面向即定目标时，权力支配的利益也会朝向此际。

当大跃进理想主义破产时，权力支配的利益必然趋向二元化——权力系统和权力者本身。暴力推动工作，腐败浸透干部。纠风整社中被揭露整改的干部腐化堕落问题，庐山会议后则如洪水猛兽，卷土重来。

一位整风整社受到党纪处分而一直喊冤的干部，曾这样对笔者辩解：“当时的情况很复杂。前几个月的整社，干部认识到了错，办了糊涂事，伤了社员的心，也想把工作做好。但庐山会议后形势跟白色恐怖差不多，谁还敢坚持原则讲真话，批斗、吊打、劳改等着你。当时的中心工作，就是搞粮食，交征购。下面又没粮，怎么办？只好昧着良心办事，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形势那么紧，粮食那么难，当干部也有妻儿老小，利用权力搞点多吃多占，也是人之常情，不然也跟社员一样忍饥挨饿，那不多占点，就逃不脱浮肿死人。为了保命搞点吃喝钱财，我看远比现在的干部好得多。”

庐山会议后干部队伍堕落到如此境地：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只是为了危机中的生存本能。大跃进的理想主义，在他们心里也荡然无存了。

按照后来整社，“三反”和社教运动的揭发材料及我们的调查所显示，干部腐败，从1959年下半年更加泛滥，到1960年上半年横行无忌，下半年有所收敛，1961年以干部“五风”为目标后，大量问题被揭发出来。

1961年，麻城县委组织部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干部中普遍存在特殊化，以权谋私和贪污行为，开小灶贪污公款，私分粮食成为尖锐问题。有的人见钱手痒，见物就拿，见吃喝就张嘴，用公款如用自己腰包。社员反映最激烈的问题，就是食堂断伙，浮肿死人，小灶都天天大吃二喝，酒肉不断，全县67%以上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一二把手，小灶常年不断。”

干部不仅多吃，而且多占，往家拿。1960年春节，宋埠公社7名主要干部，从食堂小灶拿走牛肉25斤，猪肉118斤，粮13.5斤，油70斤。1960年10月至1961年4月,白杲公社干部,从生产队平调的牲口中,杀老弱病牛6头,猪58头,羊22口,鸡1750只,鸭630只,以招待客人、开会、打牙祭为名,大吃二喝,集体私分。有的干部竟把配给浮肿病，干瘦病人救命的营养品和救济粮，贪污私分，宋埠公社60%的营养品被私分。”

据1960年开始的农村“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整风运动揭露，湖北农村大队、小队干部中，贪污多占的达23%，平均每县队干部贪污多占15万元，打骂群众严重的约占5%。而据省里大大缩水的材料，弄虚作假的长期吃小灶的占10%，不劳动的占7%。

1960年2月湖北省委上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三反整风运动的报告》，认为湖北省农村干部30%——35%变质了，“主要是手脚不干净，强迫命令，弄虚作假，‘吃小灶’，不劳动等。群众意见很大。”群众批评说：“有的干部是三子：穿的衣服公子，做起事来象戏子（做假），吃起饭来象月婆子（产妇）。”又说：“有的干部是三化：生产指手化，汇报说假话，生活小灶化。”

麻城县宋埠公社大塘角管理区五队的贫农们写了一张大字报说：“干部大不该，贪污又抹牌，小灶天天开，超支个个来；生产不领导，跃进从何来？要求上级党，快快做安排。”
60年春荒，麻城流传一首顺口溜：“干部家里人不死，食堂家里不死人，粮店家里死不了人。”而广大社员则衣不遮体，腹内填草，村村死人，户户浮肿。

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有权有势，就有钱有粮。干部“也是人嘛”，没有制约，便乘机大发灾荒财，贪污之余，用粮食换社员私藏的金银首饰，大洋、元宝。有的好色，用小恩小惠，用几十斤甚至几斤粮食，就胁奸一个妇女或大姑娘。

更可怜的是男人在外的军属，家无劳力，生活更苦，一些女人便成为干部勾搭成奸，或长期逼奸霸占的对象。麻城县27名干部为此受到党纪国法处分。

随着全国性社会危机的严重加剧，在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统一布置下，1960年4月开始，麻城县逐步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以期挽救局面。

麻城县委的“三反”整风运动重点，定在白杲公社。湖北省委、黄冈地委和麻城县委，派出精兵强将组成三级工作组，发动和开展“自下而上的、以群众揭发检举为主的“整风运动，中心工作是整顿干部作风，解决社员困难，落实生产生活。

白杲公社是麻城干部“五风”最重的灾区之一，也是省委、地委、县委整风的重点。

据中共黄冈工作组于1960年9月25日《关于白杲人民公社开展整风运动的检查给地委的报告》称：白杲公社，自春季解决干群关系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以来，各级干部作风有很大的改善。“但从这次检查情况来看，部分干部作风转变仍不彻底，在工作中还存在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如全公社小队长以上的干部有3163人，犯有捆、拥、吊、跪、打等错误的就有333人，占干部总数的10.8%。其中公社干部6人（包括公社抽调的工作组干部在内），占公社干部52人的11.5%，管理区干部11人，占管理区干部86人的12.7%，生产队干部168人，占生产队干部653人的24.1%，小队干部154人，占小队干部4323人的6%。

从各级干部的违法乱纪情况看，捆、吊、打、跪 、罚群众的有10个管理区64个生产队158人，占干部总数5%，其中公社干部（包括公社工作组）5人，管理区干部10人，因打外跑28人，致死4人。被搜查的社员1041户，占总户数的4.6%，乱惩乱罚的有11个管理区84个生产队90人，占干部总数28%，其中生产队干部83人，小队干部7人，被罚的社员4096户，占总户数的19%。”

从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来看，也是十分严重的。

如明山管理区，有6月间，因麦收产量由350斤降为240斤，总支认为有瞒产水分.在6月2日总支委员会后，由总支书记王坤义和黄世发等领人，分头到工队，对全队232户进行大搜查。全区除4队的25户未搜外，其余1002户全部被搜抄。干部们是见粮就抄，见食物就拿，共抄走小麦4791斤，大麦637斤，元豆522斤，大米324斤，薯粉56斤，食油16斤。二队的王婆婆正焖一罐子豆子，也部干部们搜出吃掉。气得61岁的老人痛哭一场——老人全家已好久没吃过一餐饱饭了，好不容易连借带求人的弄了点豆子全部抄走吃掉，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夫子河管理区7队一位社员小孩偷麦，生产队干部到他家大抄家，抢走布料14.5尺，水桶一担，粪桶一担，水瓶一个、蜂箱一个，磁钵2个，被子两床，蚊帐一床，公债6元，扁担一根。家中只剩下一张三尺宽的床，和抄拿时被小孩哭下来的一个鼎罐。

全队对小偷小摸的罚款，合现金18185元，公债3819元，罚走没收的有牲猪52头，羊79只，兔子27只，鸡鸭20只，小牛一头，球鞋28双，热水瓶18个，布料400尺，晒罩16床……（字迹已不清——引者）大麦128斤，棉花46斤，铁铳一根，丸罐46个，其它物件456件。


更为严重的是目无法纪、侵犯人权，任意体罚群众。如麻溪河管理区团总支书记谈自荣，在9队工作，说4小队有瞒产私分，在一次群众会上，到会30余人，被他罚跪的有小队长王光力等12人。谈自荣领头高喊：“反对瞒产私分！”“打倒小队长王光力！”逼迫承认瞒产，一直闹到半夜才过去。

公社干部袁正龙，因妇女张国珍等4人偷谷，即进行非法斗争，不但将4人毒打罚跪，还叫团支书彭全川用谷捏手，因体罚过重，致使张国珍身怀一个多月的孩子流产了。

另外，该队妇女吕三春等2人，在打谷时，把两篮稗子拿进公共食堂，被财经队长蔡绍安发现后，即把吕毒打一顿。打后，吕三春跳到水塘自杀。蔡绍安不但不救，反而让团员陈从美下去，揪着头发，往水里连淹多次。拉上岸后，蔡队长又是一顿毒打，并下令：“衣服不干，不准回去！”因伤势过重，致使吕三春从8月4日到现在卧床不起。

麻溪河管理区第四生产队队长，因让社员朱长本出工，而朱因人不舒服与队长发生纠纷。第2天就罚他割草500斤，必须完成任务，否则全家人停伙扣饭。结果朱长本未完成500斤任务，全家人停伙十天，队长还说：“你再要调皮，就要扣死你！”结果朱在7月2日投绳自缢而死。

在白杲公社党委的重点梁家畈管理区，干部严重违法乱纪。

由于受上级领导人包庇，李安怀等12人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不予处理，反而重用。李安怀在1959年整社时，就因在水利工地上严重违法乱纪，吊捆毒打群众，受到处理。下半年又当上党支部副书记和管理区主任，而违法乱纪行为更加严重。党员干部戴定法在夫子河管理区第七队蹲点，不到一月，就毒打社员8人。李安怀分工在11小队蹲点工作，先后捆打4人，致残1人。

公社党委副书记郑明在夫子河管理区蹲点工作，在8月底召开的一次总支委员和支部书记会议上，就动手打完成任务不好的干部2人，并要参加会议的干部“好好看看，学会完成党交给任务的工作方法。”在同日的另一次总支委员和支部书记会上，因人没到齐，就骂总支书记彭其祥的娘。

麻溪河的社员说：“大跃进干部们口口声声要改天换地，搞啥子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大堂没见么样子，干部个个都象阎王、判官，我们社员只差下油锅、过火山了，比过阎罗殿还难哪！”

这就是“天下第一田”所在地的历史写照！

1960年2月开始的农村“三反”整风运动，湖北省委又把麻城定为重点，工作队已经下去蹲点了。但与此同时，原黄麻起义的将军和高干们，接连来电来信，反映和询问家乡灾情，请省委给家中亲人老友以救济补助。为避免刺激他们，认真掂量后，湖北省委研究决定，改变典型，另劈新路。麻城终于从“样板田”的位置上隐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