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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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望所向，斗胆报出“二万五”

　　麻城“棉花卫星”，一炮打响，成为名闻全国的“跃进”典型。从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主席到省委第一书记，上下称誉。麻城县又向全省和全国各地下了“挑战书”，成为大跃进的标兵。众望所向，重任在肩。在中共中央、湖北省委和黄岗地委厚爱和指导下，麻城县委真的是鼓足干劲，下定决心在“放卫星”的大跃进运动中去勇夺魁首了。

据一位当事者回忆说，当年他在县委工作。一次他去给县委书记赵金良汇报工作。提到麻城皮棉亩产百斤县的事，他不无担忧地提醒赵书记，皮棉亩产才79斤（实际不到60斤），倘若领导查下来，往后怎么交待?赵金良没等他说完，劈头盖脸地将他一顿痛骂，还说他用心险恶，给大跃过泼冷水，攻击党的领导，思想右倾。果然，在后来的“反右倾，拔红旗”斗争中，他被打成“右倾分子”，下乡劳动改造。回想当年，他不无感叹：“看到赵书记勃然大怒，脸都涨红了，脖子上青筋直蹦，当时我也吓坏了。大家关系一直都不错的，我还是为了他好。听了逆耳忠言，翻脸不认人。从那以后，县委一班人放起卫星不要命，就像上了赌场。”

是的，在虚报皮棉亩产百斤县的时候，县委还有人心里发虚，怕戳穿牛皮不好收场。由于高级合作社运动大搞生产资料归公，社员一年四季忙于水利化工程、深翻土地运动等大兵团作战，劳累过度而分配比互助组和单干还差，生产减产。1957年发生春荒，1958年也出现春荒缺粮，不少人外出逃荒讨饭。硬吹粮棉生产增产丰收，这确实象赌场上押宝一样没底。现在这一宝押上大发了，一鸣惊人，成了全国跃进样板，捞足了政治资本。因此，根本就不想收场。当然，领导也不会放你出场。说到底，麻城县委一班人，不过是当时整个“跃进”大赌场中，几个大胆的赌徒而已，设庄者早就看中了麻城的特殊政治价值，看中了他们的勇气。因为他们的勇气，正是煽起其它持谨慎观风态度者心中欲火的最佳“广告”。往下赌，只能是越赌瘾越大，赌注越下越大！

1958年春耕,王任重几次打电话给姜一，告诉他现在全国跃进形势越来越高，要看得更远，三千斤的指标能不能落实。到五月份，王任重在电话中更上一层楼，强调要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眼界，放卫星重点在水稻高产，三五千斤恐怕是没法交待了，要考虑产量过万斤的事了。
为此，省委、地委负责人和工作组赶往红安、麻城，具体安排“跃进卫星”的落实措施。

三月，中共麻城县委经过研究，决定以白杲、城关为中心的20万亩水稻田作高产试验田，不惜一切要保证亩产达到1500斤，争取1700到2000斤。麻城县委负责人很是自得，因为这一番指标比1957年的规划已经翻了一番。县委扩大会议公布了这一决定。

没想到材料上报省地委，受到了一番狠狠批评。姜一书记把麻城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叫到地委，又是批评，又是开导：“你们麻城是全国的标兵，是湖北的标兵。大跃进形势逼人哪，一日千里，你们拿亩产一二千斤来应付省委？”吴德简汇报说：“同志们信心都很足，我们争取放亩产五千的卫星.........”

姜一很不耐烦地挥手打断他的汇报：“不要死盯着一个数字嘛！要有发展的眼光。人家报一千，你报二千；人家报五千，你就得报一万！”
脑筋开了窍，回到麻城，吴德简就风风火火地布置起亩产过万斤的工作。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共中央发出号召：“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 大跃进急剧升温。

中共湖北省委贯彻中央精神，走在各省前面，率先提出口号：“树立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力争水稻亩产万斤”。7月17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代表省委作报告《在五年内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湖北》中，提出湖北到1962年工农业发展的奋斗目标：钢年产一千—至一千二百万吨，户均一点五吨；粮食年产三百五十至四百亿公斤，争取人平一千至一千二百五十公斤。棉花二千至三千万担。五年内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三年扫除文盲。同时，大力批判“农业增产有限论”，肯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形势比人强。中共麻城县委进一步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于6月底正式提出了早稻亩产三万斤的高产指标。

领导定指标，基层定措施。经过研究决定，中共麻城县委把“放卫星”的任务，安排到了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

建国一社地处平畈区，生产条件较其它地方好一些。全社1124户，4715人，耕地5016亩,其中水田2504亩,出产粮棉。1957年粮棉双丰收，成为全县闻名的先进农业社。其中早稻“亩产570斤”,高于全县“平均亩产432斤”的水平一大截。

尤其让县委看重的,是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社主任王乾成从土改当农委主任起,就一心跟党干革命,党叫干啥就干啥，工作年年得先进。57年扛回“亩产过千斤”的大红旗,当上黄冈地区农业劳动模范。58年春还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农民代表,风风光光地出国慰问,回国后又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此时劲头大得很，任务交给他没问题。省地县三级领导都把该社当作重点,并派出白杲高产工作指导组，在这里办点示范。

肩负着领导的重望,1958年上半年,建国一社的干部们总是在根据高产指标形势的新变化，不断修改着自己的指标，追赶着领导们不断升温的高指标。

58年新春伊始,社主任王乾成在工作组指导下,提出了一个惊动干群的指标:“去年亩产千斤田,今年争取一千五！”此言一出，乡里风言风语说什么的人都有，竟然有一个不怕鬼的年轻人,当面指责王社长是欺上哄下,拿着高产当本钱,你怕不怕别人笑你？结果在工作组主持下,全社开展了“反右倾,拔白旗,扦红旗”的大辩论。对“白旗分子”，哪有什么道理好讲，拳头、耳光一齐上，推、打、捆、批不留情，打下了“右倾保守”的气焰，打出了“高产卫星”的威风。后来王乾成宣布：早稻试验田，亩产要过六千斤！果然会场鸦雀无声。

六月中旬，县委在闵集乡召开水稻高产现场会，研究如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争取水稻大面积平衡丰产，创造高额丰产纪录。现场会上，县委负责人号召大家“要发扬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把试验田的生产提高一步，搞出早稻亩产上万斤的“高产卫星”。

参加现场会的王乾成，被县委负责人的讲话吓了一跳，王主任虽说是人猛气粗，万事不惧，但当县委决定由他来放“大卫星”时，他还是怔住了。想来想去，县委领导就是高出一截。你不敢想的他敢想，你不敢说的他敢说，他想出来说出来，下面的就该你照着去做了。做不到，就要反右倾拔白旗。做好了，当然有奖赏。

在县委领导的动员下，他在会上再一次作了“高产卫星”的开路先锋，斗胆报出高产指标，争取试验田亩产二万五千斤。
先进就是先进,重点果然不负重望，建国一社的高产指标，使县委领导舒了一口气。

但王乾成在会下给领导们出了一个难题：“吴书记，赵书记，卫星我是放了，不过这事只能说，不能看的。你要报高产卫星，我敢给你放，不过一检查就过不去了，怎么办？”

赵金良一听，又急又恼：“你这个人怎么回事，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告诉你，这个卫星不仅说得。还要看得，出不得半点问题。”
赵金良和吴德简商量了半天，终于开了窍，想出了一个高招：“吴书记，王主任说一亩田冲上天也产不了两万五，如果弄它个十亩八亩的稻子来，种在一块田里，那还能不高产！”两位书记欣喜若狂，终于找到了放“卫星”的绝招来了，“好办法，果然是好办法！”吴德简赞不绝口。跃进时代，技术革新么。赵金良苦思冥想，发明了一个大跃进年代的专有名词：“移禾并蔸”，又叫“掇禾并丘”。

　　从此，“天下第一田”有了保障。后来全国各地水稻“高产卫星”，大多走了“移禾并丘”这条路子。高，实在是高！麻城县委的领导方法，果然高明！

县委书记放了心，王主任可揪了心：早稻亩产“二万五”，在社委会上通得过吗？“二万五”，百分之百的“二百五”呀！看看八月就是开镰收谷的季节，一个多月想什么方法才能兑现呢？他是种田人出身，一亩田打多少谷他哪能不知道。关键是田里怎么搞出二万五千斤粮食。王主任急得几天没吃好饭，没睡好觉，生怕完不成党交给的这光荣任务。

果然，回社后召开社委会 ，大家听到亩产二万五，全都惊呆了。亩产二万五千斤，别说长了，堆在地上都有好几尺高。社委会在社委们吵吵骂骂中结束，没讨论出结果。

隔不两天，又召开了社管委扩大会议，干部和积极分子到了３７人。高产指标一摆出来，会议又吵成了一团。王主任猛一拍桌子，提高嗓门压住全场：“今年的早稻除了要搞大面积平衡丰产外，还要大胆搞亩产三四万的高产试验田！”

主任的话音刚落，一位社委会委员立即反对说：“搞大面积平衡增产不是一样增产，为么事一定要搞高产试验，盘古开天地以来也没听说过亩产三四万的事，种田人种的是稻谷，大树上长铁，一亩也产不出三四万哪。”当下附和他的人差不多占到一半。

王主任哈哈大笑：“我也让县里批了一通。县委有跃进增产新措施，把已经长好的稻谷全扯起来，几十亩并一亩，高度密植，高产量没问题。县委给 起了个名，叫掇谷并丘。”

会议又吵成了一锅粥。

王主任的话音刚落，一位社委会委员立即反对说：“我怕人都发晕了，田里好好地长着谷，扯它几十亩并一亩，费多大的劲，又增加不了一两谷。劳民伤财的，搞它做么事？”

有人说：“有功夫下在田里，真的把产量搞上去，交了国家，社员口里也多吃它几两。早稻插下去了两个多月了，生米煮成熟饭，做么事要搞这放卫星？”

“口一张，几万斤，一亩田有多大不晓得，种田的人嘛，都搞不清种在田里还是种在天上。”

王乾成斩钉截铁地说：“开会是要大家讨论一下高产卫星怎么放，不是要大家来唱反调的。人家河南的小麦卫星，一放就是七千斤，这是大跃进的形势嘛，又不是我王乾成瞎吹的，报纸上讲嘛，党的政策如今是要高产。”

意见不统一，扩大会很快就成了辩论会，大跃进年代有很多专有术语，辩论，就是其中之一。被辩论者被押上会场中心或台上，任凭别人批斗辱骂泼脏水，不能辩白一句，否则就是不老实，要打下嚣张气焰。辩论就是斗争，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会议开来开去，气氛越来越紧张，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赶紧改口认错，以避大祸。

经过一番辩论斗争，高产“卫星”指标终于通过了，王乾成得意洋洋，赶紧向县委汇报。

“二万五”放“卫星”的消息传开，社员群众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形象地说：这是拳头大的口，晒筐大的嘴，张得开合不拢。有人还编了这样一首顺口溜：“深耕一丈五，肥料要几千，卫星好几万，恐怕不如愿－－－减产赔款。”

社员风言风语，就连一些干部家属也觉得自己家里的当干部当苕了，当的背时缺德官，明明白白的人，当了几天干部怎么就发苕了，一放“卫星”好几万，弄得自己在人前做不起人。干部们回到家，父母劝，老婆骂，乡亲们指脊梁。

“发苕”，是湖北人骂人的方言，含义同于“二百五”、“活宝”、“白痴”、“傻瓜”。谁愿意“发苕”呢？“掇秧并丘”放卫星，实在太“发苕”，谁也不愿去当。而王主任迫于舆论压力，一时也不敢下这个手，这事就被搁置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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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逼上梁山

转眼就过了个把月，现在到了早稻收割季节。

从北方小麦夏收开始掀起的“放卫星”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王任重和湖北省委憋足了干劲，全面布置湖北全省水稻高产的“放卫星”。

7月17日，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王任重代表省委作报告：《在五年内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湖北》。他在报告中对各地放高产“卫星”作了明确的指示和布置，并提出：“今年稻谷可能出现万斤，至少也有5000斤、8000斤的。要不，稻谷可成了低产了。晚稻肯定有万斤的，是不是可能有两万斤的呢？也可能有。那么我国的稻谷单产就可以创造世界最高纪录。创造小麦最高纪录的是苏联，亩产二千斤，而我们是七千斤。

省委定了调，地、县猛吹号，姜一代表黄冈地委向省委表态：早稻定要过万斤，争取三五万。

7月底，姜一打电话到麻城，催问吴德简“放卫星”的工作准备得怎么样了。并明确地告诉他，省委和地委已经在等早稻“卫星”了，必须抓落实，要立军令状。

当吴德简和赵金良得知建国一社放“卫星”还没动静时，火冒三丈，把王乾成和蹲点干部一顿骂，责令限期落实，如有差错，党纪处分！

早稻开镰了！“高产卫星”在湖北遍地开花。

7月31日，《湖北日报》报道了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率先破万斤的消息，该社放出早稻亩产10597斤的“卫星”。

8月10日，孝感县创造早稻亩产15361斤的“高产纪录”，《湖北日报》隆重报道。

但是，省委、地委的电话接二连三，报纸、广播形势逼人，当时南方各省水稻“高产卫星”如炮火连天，麻城县领导被催得心急火燎。用县委宣传部长的话来说，放卫星那些日子里，上上下下的负责人，心情都是一日三波。

王任重召集派驻黄冈和麻城的工作组，负责人亲自谈话，反复强调在黄麻起义的老苏区，放“卫星”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特殊的社会效果。王书记很有几分感染力地训示：群众的干劲，靠我们把火烧起来。要善于发现典型，培养典型，总结经验，以点带面。现在全国各地大跃进，放“卫星”的形势一日千里。湖北的工作历来是不错的，大跃进是不是会落后？争上游才是我们的风格嘛！同志们下去，要充分依靠地方党委，要坚决服从省委的部署。湖北要在全国争上游，麻城的高产“卫星”应该当成重点。

省委、地委工作组和高产“卫星”验收团，奉命急赴红安和麻城。麻城县委紧急部署放“卫星”。没过两天，麻城县平清乡第二农业社1.01亩试验田，在县委领导人和验团的督战下，放出16260斤大“卫星”。

县委领导人同省、地两级领导，研究决定在全县开展放“卫星”的社会主义大竞赛，电话通知到各乡和农业社，要各地尽快把高产“卫星”估产量上报县委，并强调各社增产试验田要现场验收，通知到各乡和农业社，核实产量。一时间，各乡各社高产“卫星”纷纷上报县委。你报五万，他报三万，也有报一万、八千的。一时间好不热闹。经地、县两级领导研究决定，认为亩产报五万的不可靠，报一万的又太少，只有建国一社亩产三万多比较可靠，而且建国一社又是省、地、县的先进典型，因此决定以建国一社为重点验收对象。

8月9日验收的通知传达到建国一社。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严峻局面，社委会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办法。火烧眉毛能不急！这次大家倒统一认识了，既然逼上梁山，那就不干也得干。会上有人提出了一个办法：掇谷！上级提倡掇秧并丘，不过现在季节已晚，稻谷都快垂穗了。是不是把快熟的稻子并田移栽，几块、几十块田的谷子并在一块，不高产才怪事呢！

会议一下子热闹起来。但到哪里去找这么一块高产试验田呢？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由负责中片生产的社副主任负责，在生产条件较好的河北垸，找一块条件好的早稻田。

河北垸，处于麻溪河和大河两条河流之间，土质肥沃，而且离公路不远，上面领导来视察、参观者来参观都方便。这个垸子有近280亩水田，分属四个小队，历来也是社委工作的典型。

8月7日清晨，肩负重任的冯副主任赶到河北垸，喊醒了睡梦中的二小队队长。冯副主任坐定之后，向小队长一五一十地讲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问道：“么样，有没有决心搞？”队长一边擦着惺忪的眼睛，一边挥手说：“搞就搞！”

两人踩着田埂，到处选“卫星”基地。转到水塘边的一块大田，卷起裤腿，下田踩踩泥脚，感觉泥质有些硬，冯副主任说：“这田搞不得，蔸大的稻子插不进。”小队长说：“那就换一块田看看。”

他们边走边试田里的泥脚，不知不觉来到垸子侧边的一块油砂田边。一试，泥脚正适合，就近扯一把稻试栽，蛮顺手。小队长还有些犹豫：“这块斗丘田小点吧？”冯副主任在田边边洗手边说：“管它呢，时间紧，来不急了，就是它了！”

“天下第一田”就这么扯淡般地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