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武与张学良

——半世纠缠一首诗

在民国，马君武的身份实在有点尴尬。说他是大学校长、教育家，名头却大不过蔡元培。尽管民国年间亦有“北蔡南马”一说，但广西大学究竟不能与北大等量齐观；说他是国民党元老，人们记住了吴稚辉却想不起他。其实马君武早于1905年便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算是第一批，还是广西会盟长。但孙中山之后，吴稚辉一路紧跟蒋介石，而马君武却偏居广西，终老在桂系的地盘上，尽管头上顶着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参议的名，但那不过是蒋介石扔过来的一个虚衔，显示他有尊重党内老同志的风范而已，哪比得上人家吴稚辉，有事没事蒋介石还去征询一下他的意见，关照关照他的生活；说他是政治活动家，不幸又给章太炎、梁启超两人抢了风头；说他是孙中山秘书，人们又容易想起戴季陶，毕竟三民主义思想，是戴而不是他帮着中山先生整出来的；至于广西省长的身份，后人就更不会联想到他了。事实上，1921年的7月，马君武确曾被孙中山委任过广西省长，较起真来还是民国史上国民党人第一任呢。

后人提及马君武，多半因为他那直率勇武的个性以及那首让张学良将军终生恼恨的一首小诗《哀沈阳》。

马君武个性鲜明，勇武躁急，与人论事，一言不合往往放下留德博士的风度不要，立刻动手打人！

袁世凯窃国那会，孙中山黄兴等人为将袁世凯调离北方巢穴，主张定都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临时大总统，好就近加以监督。但宋教仁出于防范日俄鲸吞我东北、西北领土、巩固边防上的考虑，力主定都北京，竟与北方袁系人马的希望尤相呼应。对此，孙黄等人十分恼火。不久，蔡元培等人迎袁南下就职失败，袁世凯便于北京通电就职，南京同盟会干部多力主武力迎袁，请黄兴统兵北上，乘便扫荡北洋军阀和专制余毒，不想宋教仁又说“期期以为不可”。在宋看来，统兵北上是剑走偏锋、棋下险着，很可能刺激北洋军作出比兵变更激烈的反应，甚至不惜与北上革命军发生阵战，届时南北恐将分裂，半年和议，一切努力，岂非白费?

宋正滔滔不绝，不想惹恼了与会的马君武。只见他不待宋把话说完，便猛然起身把桌子狠狠一拍大声对宋说：“住嘴！你这个袁世凯的说客，出卖南京革命事业的投机分子。”说罢边扑到宋的跟前，抬手便狠狠摔出一记耳光！竟重伤宋之左眼，致其住院多时，伤口才“勉强愈合”。最终多亏孙中山黄兴二人出面阻止，要不然这场原本属于政策讨论会被马君武这一耳光打成的武斗会，还真不知该如何收场。

1917年初国会讨论对德宣战事宜，马君武反战情绪尤其愤激，因不满“政学系”骨干李肇甫力主参战，再次大显身手，举杖追打李肇甫！便追便骂：“放狗屁！”全然不顾议员身份。

现场动手武打，这是针对眼前够得着的人。至于够不着的，但凡马君武看不惯，也一样不放过。只不过武斗改成了文战而已。

张勋闹复辟那会，梁启超大笔一挥替段祺瑞写起了讨逆檄文。梁氏檄文写得曲折生动，笔带魅力，但立场一如从前，明显带着几分不彻底的改良色彩：清来算去，只清算张勋一人，而不追究附张从逆之人，说什么“除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针对当时以王士珍为首的北京军警长官依违两端、模糊立场的做法，梁启超非但无丝毫批评规正之意，反而不惜笔墨极力为其开脱，把王士珍一干人说成是 “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随后梁氏又发表反对复辟的通电，说什么“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武夫是指张勋，书生就是指他的老师康有为。檄文通电一经发表，国内普遍认为梁氏进步，独马君武持论相反，竟以广西名流的身份通电骂梁：

“复辟之事，张勋、康有为固为罪魁，倪嗣冲、梁启超辈尤为祸首。”

接下来话锋一转，对梁启超多年来附从袁世凯等人破坏共和政体，以致共和宪政一再遭到破坏，最终出现了张勋复辟的怪事进行了无情抨击和彻底清算：

“民国成立以来，君（指梁）日以破坏《约法》、破坏国会为事。始则附和袁氏，以司法总长资格为贼划策，副署解散国会命令；及宠任既衰，乃叛而它去，托言护国，窃号名流。共和既复，君之行新《约法》、拥段为总统之策不能行，内阁总理、财政总长之梦不能达，乃教唆使党员日在议会捣乱，后欲借宣战问题，以行其攫权乱国之阴谋。及国民多数反对，君乃日往来徐州、蚌埠，教人作反，以破坏《约法》、解散国会为起兵口实。督军叛国，君与汤化龙同为谋主。……叛国祸首，其罪维均。反对复辟，为国人心理所同。君等同为叛国逆贼，无发言资格。共和终当复活，国人不可屡欺，勿复多言，静候法律裁判可也。”

原来马君武深恨梁启超不作反省，檄文通电不仅无只言片语涉及自身错误，竟还开脱他人！

政争如此，生活亦然。有时就连文苑雅聚，马君武的神勇威风也不稍加自抑。一次，文友相邀以诗唱和，马君武的李杜诗才为苏曼殊的诗“噎”得一时出不来，居然恼羞成怒，当场握紧老拳，欲殴曼殊！吓得苏曼殊瞠目结舌“茫然不知所措”。

凡此种种，无不窥见马君武那“不合时宜”的勇武性格。

此等马氏风格，在民国几乎找不到第二个来，即便同样好斗的老同盟会员张继，举止行事也不似他这般“直率近乎孩童，勇武略似鲁莽”。

显而易见，马氏风格是不适合玩政治的，因为政治最是注重风度矫饰，讲究尺度平衡的。似此这般快意恩仇、口无遮拦，做人不知转圜，行事不留余地，脸色等同于心思的人，跻身民国那样变化无常的政坛中，注定是要吃亏的。

果不其然，这位拥有留德工学博士头衔、精通英、日、德、法数国文字，集孙中山秘书长、同盟会章程八位起草者之一于一身的元老级人物，最终却被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了党籍。

不止如此。1922年11月，广西省长任上的马君武奉孙中山之命将广西省政府移往梧州，途中船队遭陆荣廷桂系军阀的狙击，幸而马君武溜得快才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

熟悉民国史的人大抵知晓，民国大小军阀们大都面目可憎，热衷个人权势，争夺地盘，往往不顾民众性命，动辄“以武犯禁”，公然破坏国家统一局面和政治体制。但即便如此，在对待政敌方面，他们还是讲究“风度”的。但凡政敌认输服软，一般都留其性命，任其离境出走，甚至还会馈赠财物礼送出境呢。倒不是军阀们仁慈，实在是那年头握有枪杆子的人几乎个个都是野心家，因此“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事时有发生。得失输赢无定数，不定哪年轮自家。倘若一时得势便对放下屠刀的政敌任意杀害，则无异于种下祸根。郭松龄就因擅杀姜登选，结果大失人心，以致兵败被杀时都难得奉系人马的见谅。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也因枪杀兵败被俘、年近七十的北洋宿将施从滨，最终被施剑翘暗杀了“为父报仇”，结果连法院不同情“被害者”反而同情刺客施剑翘。因此，民国军阀们对待失势政敌，才会如此温柔，也算民国年间军阀之间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吧。

但是，以陆荣廷为首脑的桂系军阀们竟罔顾这条规则，执意要追杀退避的马君武。这固然是对垒双方政治立场迥异所致，但也未尝不是对马君武省长任上一味勇武要强的报复。

此次事件，马君武虽然安然无恙，但却将数千册心爱的书籍和许多未刊行的诗文译稿遗失干净，其最为心仪的爱妾彭玉蟾女士随船逃亡时也被一颗流弹击中而殒命。

多年从政，一腔热血，不想收获的只是结怨生仇，而国事依旧螗蜩。马君武万念俱灰，不得不回头审视自己十数年宦海沉浮和人生理想。好友陆费逵先生此时也直言他玩不好政治，劝其改弦更张，另辟蹊径，最好远离政治，视其自身的志趣和特长 “做个文学家、工业家、教育家。”

好似礼佛多年、一朝顿悟的信徒。此后马君武果真远离政坛，醉心教育，做起科学醒民的事业来，先后历任多所大学校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马君武回到家乡受广西省政府委托创办了广西大学，并先后三次出任广西大学校长。在广西大学校长任上，马君武呕心气血，不遗余力，将自己的民主思想、科技知识、行政经验融汇成一股教育家的精神，硬生生将这所开办时间不长的省立大学办成了当时南中国最富生气的国立大学，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1940年，年仅花甲的马君武给广西大学留下了“勤恳朴诚”的四字校训和一幅充满育人精神的对联“种树如培佳弟子，卜居恰对好湖山”，累死在大学校长的任上。

由于办学有成，“始终致力于改造中国的封建教育体制、极力推广现代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时人将这位广西大学校长放在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同列的位置，一时有“北蔡南马”之誉。周恩来更是称其为“一代宗师”。

可是，历史好像专开马君武的玩笑。在后世一般大众那里，这位民国元老、著名的教育家名噪一时、惊动后世的，更多的还是那首题为《哀沈阳》的小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这是马君武1931年11月20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两首感时近作诗中的一首。其时，日本关东军已经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坚决奉行不抵抗主义，以致日本轻而易举便侵占了辽、吉两省，黑龙江省也在迅速陷落之中。

对日本关东军的虎狼之举，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对张学良的妥协退让，社会各界更是恼怒非常！一时间，大众舆论口诛笔伐，不给这位风流倜傥的少帅留一丝一毫的情面。

此时此刻，马君武为教育事业按耐多年的勇武性格一下地再次迸发！

侠客拔剑为要杀人；诗人拍案必定作诗。

在爱国激情的怒火中，马君武集侠客的勇武与诗人的情怀于一身，挥笔如剑，泼墨成诗。

这首《哀沈阳》一经发表，恼恨张学良三年前通电易帜不愿卖国的日本人闻风而动，在报上大肆攻讦张学良糜烂荒唐的私生活，以败坏张的名声。南京中央政府蒋介石等人也乐见由张一人来顶东北失土之责，因此蛇随棍上跟着炒作起来。如此这般，一首极为寻常的诗，终于弄出了巨大的历史动静，以致举国尽知，流传百年，几乎把少帅张学良的衣衫除尽。打那之后，在国人的眼中，张学良便是一个性喜风流、为色祸国的花花公子，头上结结实实戴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

一首五言四句小诗，竟有如此大的威力和影响！马君武大感意外，也颇为自得，竟自自诩此诗堪称是民国版的《圆圆曲》。言下之意，他自己当仁不让，诗才可与清初吴伟业一搏高下。

然而马君武始料未及的是，这首诗落在后人的眼里，却是娱乐味极浓的八卦诗，惹得后人尤其是那些同情张学良遭遇的人，纷纷站出来为张辩诬。

为张辩诬的理由，大致有二：

其一、该诗陈述的情况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张学良因久吸鸦片，弄坏身子，正住在北平协和医院疗养。事变爆发当夜，张临时出院陪着英国驻华大使夫妇坐在一个包厢里观赏梅派京戏《宇宙锋》。按理说国难当头，陪人看戏也是不合时宜，但当晚演出系为辽西水灾筹款，张学良出席应景自有道理。况有外国使节在侧，兼有外事活动性质，更是张学良这位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北方七省最高军政长官职份所在。由此足见当时张学良根本没有时间与诗中所涉的三位女士演绎风流。何况历史早已证明，三位女士中，影星蝴蝶与张学良素昧平生，且二人终生未谋一面。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其人正在天津，一周后才为拍电影《自由之花》抵达北平。稍有嫌疑的唯有朱五与赵四两人，但据张学良自己晚年口述，朱五小姐他连一句玩笑都未开过。至于赵四，两人早在1926年便相识了，至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二人相处日久，即便亲密厮守，也不应再作香艳故事来看。

其二、作者马君武与张学良因事结怨。因此，马作此诗，固然出于爱国情怀和感时义愤，但多少有点借机生事、以出恶气的嫌疑。不然一介名流的马君武，岂能罔顾事实，仅凭道听途说，便提笔作出如此香艳、如此八卦的诗来了呢？

论及马张二人之间的私怨，历史上好像确有其事。

据张学良当年秘书惠德安先生回忆，“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马君武时任北平私立民国大学校长，由于办学基金甚少，必须另外筹措经费维持。因张学良此前就有创办东北大学和捐助大笔款项支持张伯苓先生主办南开大学的故事在，马君武便亲自登门拜访张学良请其出钱助学，不料竟遭拒见。尽管马君武后来放软身段，甚至不惜“低下勇武的头颅”，在张的公寓外苦守一夜，成功逼迫张学良出来见他。但张学良最终还是以“现今军事费用，已穷于筹措，先生所需经费，实在爱莫能助”为借口，当场回绝了马君武。

谋面艰难尚可容忍，一毛不拔殊堪可恨。自然，马对张是大为不满的，所以日后写出那样八卦的诗来讥讽张学良也就不奇怪了。至于素来好交朋友、出手阔绰的张学良当时为何拒见马君武，惠德安先生说那是因为当时张的身体不好，加之东北局势紧张。言外之意，无心答理闲人。

但以马君武一贯的行事风格，若非倾心教育，让他低头求人几乎没有可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生都是人求他，唯有办学他求人。现在低头相求居然遭拒门外！恼恨之情，当可想象。因此，他对张学良因恼生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似此看来，事后马君武的确是以诗谤人。

而且谤人不轻，以致遭谤者终生耿耿于怀，不能见谅。晚年的张学良对唐德刚先生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及这首诗：

——“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她（朱五）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跟她（朱五）开过一句玩笑！”

——“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我张学良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是情愿的。”

看来在张心里，这首诗不仅伤害了他，而且冤枉了他，使他终生背负着卖国的恶名。

后人因见张学良以牺牲半个世纪人身自由为代价发动了那场最终促成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西安事变，所以不免对他抱有深切的同情，同时也不乏敬意。但历史是冷峻客观的，不随人们的情感变化而迁移。

抛开当年马张二人私怨，和可能由此刺激马君武在诗中虚构香艳中伤其人不论，我们谁也否认不了《哀沈阳》这首诗所揭示的一个重大历史事实，那就是青年张学良耽于情色的荒唐生活及其在九一八事变中坚决奉行不抵抗政策，而终致东三省沦丧敌手。

同马君武一样，出身豪门、贵为公子的青年张学良原本也是位快意恩仇的人。

快意恩仇，说到底是一种随心所欲、近乎侠客的自由。

不同的是，马君武快意恩仇凭借的只是一副勇武的犟脾气，因而一时意气，为害不大，大不了伤人自伤，培养几个跟他过不去的政敌而已。但张学良依仗的却是从他父亲张作霖手里接过来的东三省地盘和几十万奉系军队，国事与历史都不容许他意气行事。

1928年6月，身为“东北王”的父亲张作霖因坚决不做“让子孙后来抬不起头”的事，被日本炸死在黄姑屯，年仅28岁的张学良受命于危难之时，匆忙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担负起守护东北的责任。

东三省独立于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保安总司令更是一个自由的职业，原本极适合心随意转、行随欲动的张学良。然而，野心勃勃的日本人行动更自由，他们决不允许张学良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何况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也在政治上步步紧逼。一时间，强敌环伺，内外交迫，张学良根本自由不了。

张学良不同于张作霖，既缺少其父割据自为的野心和乱世偏安的雄才，也不似张作霖那般顽固与保守。当他看清三民主义渐成潮流，似可救国的时候，他便勇于自新。1928年12月19日，张学良不顾东北军元老张作相等人的疑惑和日本人的蛮横反对，毅然决定“通电易帜”，改挂青天白日旗，对外宣布服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

这样一来，政治上既响应了时代的呼声，外交上又卸下了对日的包袱，将之上交给了南京中央政府。

客观地说，在顶不住压力、又不愿卖国的情况下，张学良此举，虽有托庇于政治强人蒋介石之意，但终究不失为一种自我救赎的办法。

蒋介石不愧是一代枭雄，他是了解张学良性格和脾胃的，同时也是最善于根据对方实力出牌的政治实用主义者。为了酬谢张学良帮助他形式上完成北伐大业，蒋介石大方地赋予张学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地位：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将东北三省和华北四省的军政权力完全赋予张学良。同时还不昔屈尊与年幼自己14岁的张学良结为兄弟。

应该说，张蒋二人各得其所。

在蒋看来，张学良通电易帜，使他表面上得到了东北地盘，成为天下共主。

在张看来，蒋介石结纳东北，使他得以化解压力，甩掉了对日外交的包袱，重新获得了私生活的自由。

无须讳言，若非后来的西安事变改变了张学良的历史定位和国人对他的看法，主政北方七省后的张学良将军，诚如他自己晚年亲口对唐德刚先生所言，就是一个 “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的花花公子。

民国年间，有三处最为显赫豪华的交际场所，第一处是奉天（沈阳）的凌格饭店，这是张学良自己的商业地产项目，内中陈设极其豪华；第二处是天津的西湖饭店，一派欧化，是军火商人雍剑秋耗费巨资建造的；第三处上海的大华饭店，更是闻名，那是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的场所。当时，达官贵人家的公子小姐，如果想结识张学良，只要不时参加这三个去处举办的交谊舞会，便不难如愿。

此外，自打1925年底张学良开始吸食鸦片，毒瘾日剧，既坏了军人的精神，又消磨了政治斗志。据说张吸食鸦片的起因，是由于当年他的老师兼部属的郭松龄兵变失败，最终被与郭松龄有矛盾的杨宇霆假传张作霖的命令杀害了，张原本打算送郭出国，日后另行重用，不曾想遭杨暗算，所以痛苦万分，不能自解，以致误听人言，吸起了鸦片。

总之，九一八事变前、移身北平后的张学良，流连舞场，交际红颜，打球听戏，娱乐游玩，几成生活常态。

由此可见，具体人事，虽与马君武诗中所状不符，但当日情形，却大致不差。

就在张学良快意私情，匆忙忘返于京津两地社交界，陶醉在醇酒妇人的美好时光里的时候，历史无情地迎来了1931年9月18日。

是夜，日本关东军在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为首的几个少壮派军人的策划下开始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为荒诞的军事冒险行动：在背着本国政府的情况下，以不足东北军十分之一的兵力悍然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当时，正在看戏的张学良闻讯后，来不及与宾客招呼，便离开戏院赶回协和医院抓起电话与时任东北军参谋长荣臻通话：

荣臻报告：“日军袭击北大营，进攻沈阳，我方遵照蒋主席8月16日的铣电指示，不予抵抗。部队正在白挨炮火，死伤惨重，有些士兵和少数下级军官指挥抵抗，已被制止，现在到处是枪炮声…….”

张学良还未及说话，电话就忽然中断。足见是夜日军进攻之速。

其实也用不着再说。相关命令张学良早在9月初便下达给了东北军，那就是四个字：“不予抵抗。”

当时，日本人磨刀霍霍，接连制造事端，并趁机增兵东北，早在一个月前将驻朝鲜两个师团——师团者，日军陆军的编制单位也，标准配备兵力2.2万（当时国民党一个正规师的兵力约在6－8千人左右），马5800匹，步枪9500支，轻重机枪500余挺，战车24辆，大炮100余门，舰艇等若干。师团下辖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各军事单位——调入中朝边境图门江附近地区举行军事演习，使得东北地区关东军总数骤然增至5万余人，战争意图日趋明朗。

然而对这一切，张学良却接连误判。

一方面张学良以为日本乃宪政国家，军队行动须听命于政府，而观察当时日本政府尚无开战之决心，因而不免心存侥幸，以为近期中日之间军事摩擦间或有之，大规模战争似无可能，因此他毫无戒备，竟将10万东北军主力调入关内，随他驻扎北平，只给吉、黑两省留下5个装备低劣的旅，连遭日本重兵威胁的辽宁也只有五六个旅。殊不知，当时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盛行，军人力量遍布社会各个角度，政府根本制约了军队，反被军队所“绑架”。何况，自明治维新时期起，日本早就把吞并中国作为国策，并且制定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步骤。日本军队与政府之间在对华问题的矛盾只是一时分歧，随时可以化解转变。事实证明，当关东军冒险成功之后，日本政府很快便倒向军人集团，走上了武力征服中国的野蛮之路。

另一方面，他完全听命于当时顽固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一门心思发动内战围剿江西朱毛红军的蒋介石，幻想依靠国联的力量，以《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来约束日本。事实上，国际形势完全出乎蒋介石所料，美英等国彼时相继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苦苦驻扎，根本无力插手远东事务。蒋介石这一误判不要紧，却害了张学良。这位拥兵近三十万的东北军少帅，自打通电易帜后，政治上由于倍受蒋介石的器重，情感上日渐被蒋迷惑，彼时对蒋“服从近乎于盲从，相信几至于迷信”的程度，因此坚决奉行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张学良对先后抵达北平当面向其请示应对时局之策的沈阳警务处长黄显声和第七旅旅长王以哲说，东北军要听命于中央，服从于中央，有英美列强在，必然干涉调停，总之不但不能衅自我开，而且如日挑衅也不准擅自抵抗。东北军元老、时任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张作相在沈阳获悉此令，火冒三丈！即刻拿起电话与张学良理论：

“战争一触即发，多则一月，少则十天，小鬼子就要向我进攻，难道要咱们挺着白白送死？”

张学良尽拿老一套说辞应付：“总之，必须听命于中央，听命于蒋委员长。”

张作相不服：“蒋介石不让打，咱们就不打？如今中国军队不是有一两百万吗？日本国力再强，眼下举国兵力不过20多万，真打起来，头几仗给它来个下马威，说不定小鬼子就缩回去了。”

费尽口舌，张学良到底不听，最终还是要张作相依靠公约，听命中央。临了还编排了一段理论，说什么东北军宁可玉碎不可瓦碎。“玉碎“就是中央让打，东北军拚光了也是死得光荣；“瓦碎”就是中央不让打，东北军擅自抵抗，最终为日本所败，也是白搭不值。

张作相放下电话，气得一言不发。

自此，蒋介石一手发明的不抵抗主义，经张学良大力强推，东北军上上下下奉行不悖。

事实上，1931年9月18日当夜，日本攻打北大营的全部军队不过1.5万人，倘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不是第一时间明令 “不准抵抗，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而是有意拖延下令，任由阵前将士激烈抵挡一阵，则当夜情势说不定果如张作相所料，小鬼子也就缩回去了。

据日方资料显示，九一八事变当夜，日军担心中国反抗，关东军兵力不足极有可能遭到全歼，所以开头几炮，俱为落地不炸的空弹，后见炮弹落入北大营，东北军竟不还击！完全坐实了“战争打响，东北军将执行不抵抗主义”的军事情报，因此立刻易假为真，发起疯狂进攻，不再“高抬腿，轻落足”了。后来为节省子弹，日军见到中国军人干脆直接用刺刀去刺。骄狂蛮横，无以复加。

张学良战时的错误态度和命令，引起了北平城内东北军高级将领们的不满，他们群情激愤。张学良接断荣臻电话后，紧急上报南京军事委员会，要求与蒋介石通电话，可惜蒋介石此时正在江西剿共，后经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电话请示，得来的依旧是“不能打”。

在场的东北军将领不干了，他们纷纷要求抵抗，可张学良就是不点头！

于学忠不服顶嘴说：“少帅不抗战，让日本人打进来，不抵抗的罪名就在少帅身上。”

张学良激动地说：“我只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问心无愧。我信守三点：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第三促使中央执行全国抗战。”

就在张学良与将领们在北平争辩的时候，天已经亮了。9月19日凌晨，日本军轻而易举攻占了沈阳。是役，日军缴获步枪9500多支，机枪2500多挺，大炮650门，各式迫击炮2300百门，飞机260架等。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装甲兵、空军、兵工厂，外加张学良十火车皮的私人财产，计有4万两黄金、1000万元和大帅府六个金库悉数落入敌手。

一周内，日军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抚顺、四平、长春、营口等30个主要城市和12条铁路线丢失干净，基本控制了辽、吉两省。

1932年1月2日，张学良再次下令从军事重镇锦州撤退，率领十多万东北军入关，等于公开宣布完全放弃东北。次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一个月后，日军占领了哈尔滨。

从九一八事变到此时，不过142天，东三省全境陷入敌手，官方财产损失170亿，军队损失十多万人。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奉行不抵抗主义，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

军事上。日本由小心试探变为疯狂进攻，迅速侵占了东三省；

政治上。此次事变意想不到的顺利和成功，直接刺激了日本军方的胃口，提高了他们对华冒险的劲头，同时也强化了他们在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此后整个日本社会在军方的严密控制下迅速转向战时体制，更加方便他们全面侵华。

心理上。东北的沦丧，虽然深深地刺伤了中国，唤起了中华民族愤而抗战的斗志，但张学良拥三十万重兵却迅速溃败，使得民众畏日情绪亦重。以致14年抗日期间，对日媾和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投敌汉奸数量庞大；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较量时，稍触即溃的情形屡见不鲜。反观日本社会，则举国若狂，彻底轻看了中国抗日的决心和能力，从此更加支持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使得田中奏折中的侵华战略规划得以迅速落实到了战术实施层面。

经济上。东三省的陷落，将当时中国十分之一的领土、30％的煤产量、71％的铁产量、99％的石油产量、23％的发电量、37％的森林资源、41％的铁路线和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以及一个重要而广大的工业商品市场拱手让给了资源匮乏的日本。1932年后，上海棉纱对东北的销量几乎为零“不复见于成交报告之中。”此后日本从这一地区直接掠走的工矿产品4100万吨、农产品3800万吨、金银810万吨。大大增强了日本发动战争的能力，严重削弱了中国的国力，增大了抗日的难度。

张学良的不抵抗，给整个民族所带来的上述灾难，实在不是马君武一首小诗所能道尽！

遗憾的是，张学良将军1990年接受采访时，仅以负责的态度坦承当年不抵抗命令是他而不是蒋介石亲自下的，并以一句“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简单交代了事。

对于马君武的那首小诗，反倒耿耿于怀，不惜再三辩驳！

其实，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是蒋介石亲手制作，张学良将军自愿戴在自家头上，马君武的小诗不过是起了个广而告之的作用罢了。

退一步来说，即便马君武当初在诗中暗藏私意，历经沧桑的张学良将军，何妨以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视之呢？

或许正是由于马诗张扬恶名，引来举国鞭策，东北陷落四年后的的张学良将军才会痛定思过，锐意戒毒，最终果敢发动了那场功在当时、名留后世、一举洗刷前耻的西安事变了呢！

如此看来，马君武的诗非但于张学良将军无损，反倒于他有规过省身、砥行砺志的功用。

如今，斯人远逝，盖棺论定，似乎不宜这首让张马二人纠缠半个世纪之久小诗辨析是非，剖白心迹了吧。

了犹未了，何妨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