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据国家发改委统计表明，上周猪肉价格仍比前周上涨0.07%，另外发改委也批准了部分食用油价格自4月6日起上调。同时，国际上大米价格已创20年最高，虽然短期内对国内米价影响有限，但也增加了价格上涨压力。

我们知道，近期蔬菜等生鲜食品价格的回调，使人们预期3月份CPI涨幅可以会有所下降。但从猪肉、油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来看，高企的价格仍使普通公众不堪重负。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的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相比2006年出现较大上升，其中农村居民为43.1%，比上年增长0.1%，城镇居民为36.3%，比上年增长0.5%。这既显示了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又表明很多中低收入者还未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且由于其食品支出比重高，在同类价格持续上涨时，他们的生活质量将受到严重冲击。

由此看来，在通胀环境下，普通人的利益会受到较大损害。同时，通胀作为系统性风险，不是个人所能完全避免的。正是鉴于此，面对通胀压力，民众除了要求政府着力控制物价上涨，还需要获得用于弥补、减少损失的政策保障。在基本生活用品价格上涨加剧时，能否弥补和控制通胀对普通居民福利的损害，也是政府能否体现公共职能、获得民众支持的一个评判标准。

首先，通胀发生时，价格和工资并非同步增长，多数情况下是价格增长快于工资增长，这就会给人们现在的生活带来压力。由于通胀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因此雇主倾向于控制工资增长，这是一种劫贫济富的方式。在我国，由于劳动者普遍缺乏工资谈判能力，因此政府有必要支持发展真正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从而在通胀严重时，通过有效谈判，实现工资与物价指数的合理挂钩，尽可能减少劳动者实际损失。

再者，由于政府可以无限发行货币，理论上说，通胀必然也反映为财富从民间向政府的再分配过程，相当于一种税收，自然会影响民间的购买力和需求。既然如此，如果政府重视民生，就应该降低这种“通货膨胀税”，并把财富还给民间，对此可以从税收与财政支出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通胀环境下，税收要避免对经济的扭曲，并强化公平作用，体现向中低收入者的利益倾斜，弥补通胀给其带来的福利损害。例如，在个人所得税方面，通胀使名义收入提高，相应缴纳税额增加，这给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带来消极影响，使个税产生逆向再分配效果。因此，为了避免通货膨胀的影响，与企业所得税一样，许多国家都采取个税指数化措施，即按照每年通胀率的变化，自动确定适用税率和纳税扣除额，以便剔除通货膨胀造成的名义所得增减的影响，主要包括免税额和纳税档次的指数化调整。这能够防止随中低收入者的名义货币收入增加，导致其按较高适用税率纳税。

另一方面，近年来虽不断强调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但实际上的政府相关支出仍严重不足。由于低收入者抵御通胀风险的能力较弱，政府也应该在社保支出方面充分考虑通胀因素，尽可能使受到食品价格上涨影响最大的群体，获得社会保障的更多支持，诸如把养老、失业保险金与物价指数挂钩，增加对贫困人群的财政补贴，以及欧美国家流行的、对低收入者免费的“食品银行”，都是可行的选择。

此外，通胀环境下还应该完善对居民的金融支持。一方面，人们在通胀发生时往往会进行各种投资以规避风险。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缺乏可以投资的资本品，而低收入者更缺乏投资避险的条件和渠道。由此，对股市、房地产等屈指可数的投资品，政府理应对中低收入者采取差别性政策，例如对其购房给予更多税收减免，或者把股票印花税改为累进税，这些虽然可能存在一定技术困难，但却可以充分反映政府政策的公平性，值得进行改革尝试。另一方面，应面向中低收入者，想尽办法增加其财产性收入，并加快以消费信贷为核心的金融创新。这是被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所充分证明有效的，也是促使居民实际消费和福利水平提高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