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还需要法治，那么现任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关于判决死刑的讲话违背了法治精神，他的讲话拉大了我们和法治的距离。

王胜俊院长谈到判不判死刑的三个依据是：一、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王院长特别指出，首先是要继续贯彻“宽严相济”的审判政策，用好“严”的一面，现在是刑事犯罪的高发期，该重判的必须重判。

上述讲话在法律和牛皮筋之间搭了一座桥梁。判不判死刑，法律只做三分之一的主，不仅要看治安总体状况的指数还要看社会和人民群众的脸色，法律和法院只是社会生活的画笔和调色板，而不是度量衡上的刻度盘和砝码。

有文章说王院长的讲话是对民意介入审判的支持，且能够从西方陪审团制度中找到其合理性，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另认为，治安不好时，应用重典，治安好时，可不用严刑峻法，此举是实事求是的体现。笔者认为，这两顶高帽子戴错了地方。

关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民意，有几个问题绕不开，法院是否依据民意来判决谁说了算？民意的呼声到了多少分贝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有多少家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站刊载了算作民意？民意的介入有标准吗？没有标准谁说了算？问来问去，恐怕还是上面说了算。既然上面说了算，法律也管不到上面（如果法律能管到上面，法律就百分之百做主，另三分之二就不存在了），上面当然可以把民意当回事，也可以不把民意当回事，就像印花税一样，上调时上面没有问过民意，如今不管以何种标准衡量，要求降下来的民意都可以算是汹涌澎湃了，上面却一言不发。看来，民意仍然无法为民所用，是为上面所用的。对待民意，有的国家是这样处理的，民意可以干预立法和行政，但是不能干预司法，为了具有可操作性，他们规定了民意质询政府和提议立法的最低启动标准，但司法作为解决争议的最后一站，只独立的对法律负责，不对民意负责，即使全民参与的总统选举在两派选民争执不下时，最高法院也不以哪派声音高低作为裁定的依据。在为人称道的刑事陪审团制度里，他们规定陪审团只负责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法官负责给被确定有罪的人量刑，陪审团成员一旦选定，其成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将“与世隔绝”，他们不能看报纸、不能看电视、不能随意和外人交谈，如此设计正是力求杜绝陪审团受到外界的干扰，影响独立判断，陪审团根据自己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与断案无关。

至于治安总体状况参与判决，只是给“严打”或“松打”找依据，其潜台词很明了：治安好时该杀的不杀，治安不好时不该杀的也杀。治安总体状况的好坏和标准从未公布过，谁来掌握它？反正民意是掌握不了它的。

总有一种声音借人民群众之口，强调我们能够找到一条比法治更好的道路，强调因为这里是中国所以不适合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强调法律也是可以宏观调控的。其实，我们找不到那条比法治更美妙的通天大道，因为那条道路根本不存在，应该让上帝的归上帝、让恺撒的归恺撒，法律之上既然不应该再有国王当然也不应该再有民意和其他东西，就让民意在它该做主的地方做主，让法律在它该当家的领域里当家吧。（作者：王卫东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