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和《我向总理说实话》、《我向百姓说实话》

（一）

2002年冬天，我从《改革内参》上读到李昌平等人的对话——《三个农民之子下岗后的反思》，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这篇文章太好了！

又过了几天，戴煌先生告诉我，桂晓琦对山西记者高勤荣的冤案很关心，要到他家聊一聊。我说，我也很想认识桂晓琦，因为他就是三个“农民之子”中的一个。那天，在戴老家见到了桂晓琦，聊了两个小时。回家的路上，和桂一起坐出租车，他问我认识不认识李昌平，我说，不认识，三个“农民之子”我就见过你一个。但读我过李昌平的文章。除了那封轰动全国的上书，他在报刊杂志和网络上发表的一些新作也读了。我觉得，他的文章在中国是独一份儿，别人替代不了。书斋里的学者，读再多的书，写不出他那样的文章；基层官员不读书，不研究，也写不出他那样的文章。

当时我还想到，李昌平上书，能够引起高层重视，数位高级领导人批示，派员私访核实，在报刊发表后又引起强烈轰动，本身就耐人深思。我想，起码有这样几点原因：

一、 这封信写得好。立论鲜明，一针见血，材料扎实，处处以数据说话，说服力很强。

二、它采取了越级反映情况的方式，是基层政权的一把手直接向国务院总理反映情况。虽然这样做符合党章宪法，但李昌平感到冒着很大的风险。他也的确存在着为此而倒大霉的可能。因为这种做法与当今官场实际上起支配作用的潜规则是互相冲突的。

三、从党政渠道逐级向上汇报的信息基本上不包涵李昌平发出的这类声音，通常是报喜不报忧，常规渠道已经不能下情上达。

四、这种为民请命的真实声音在公共舆论中是稀缺因素，因而读者的感受才格外强烈。以至于《南方周末》在评选年度人物时，李昌平的票数远远超过龙永图、刘永好、柳传志、伏明霞、杨明焕、张平、王家卫等政治、经济、科学、体育、文学、艺术等各界名人，而位居榜首。

年底，《经济学家茶座》执行主编詹小洪邀几个朋友小聚，光明日报出版社徐晓也来了，她说起刚刚编完了一本书，名叫《我向总理说实话》，作者李昌平。我马上对她说，你一定要送我一本。昨天，她托人把书给了我。300多页，我一口气就看完了。感受还是一句话：这本书太好了！在中国图书出版贵族化、泡沫化、脂粉化的趋势中，这本书称得上是空谷足音。

一个时代，总会出现一些焦点人物。如果说，梁漱溟、彭德怀曾经是五十年代的焦点人物，那么，李昌平和他的书里提到的董阳、夏一松，就是当今中国的焦点人物。他们的命运，高度地浓缩了中国社会的矛盾。

浓缩了什么矛盾呢？首先是官与民的矛盾。按照已故思想家孙越生的观点，官与民的矛盾贯穿人类文明始终。人类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在于人的社会性，在于人类出现了专门管理公共事务的官僚阶层。没有官，无政府状态，人类文明是不能维持的。但是，官又是永远与民对立的。一部人类历史，充满了官对民的剥削和奴役。好的社会制度，不是没有官，而是官僚的数量比较少，公民能够通过一定的程序，制约官员，把官僚的危害控制在可以承受的程度和范围之内。现在的社会特点之一，就是官民矛盾日益紧张。李昌平是乡党委书记，是中国最基层政权的一把手，处于官员系列的末梢，直接代表官方与农民接触。如果他一屁股坐在官僚阶层一边，他这个官虽然不好做，但还是能够做下去的。偏偏他良心未泯，心系农民，要为农民说话，想把利益的天平向稍稍有利于农民而稍稍不利于官员的一方调整，于是触怒了当地的官僚阶层，不得不辞官下海，远走他乡。

其次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外国也有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但三农问题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制度问题。农民为什么苦？农村为什么穷？农业为什么危险？这就无法回避五十年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这个制度把中国社会分成了两半。一个人，如果生为农业户口，天生就不能享受国民待遇，注定成为受苦人。我在六十年代末，作为知青下乡插队，有过三年农村户口的经历，尝过当农民的滋味。农民吃不饱，公粮却一斤也不能少。但知青毕竟与土生土长的农民不一样，有了招工招干的机会，就重新变成了城里人。七十年代，我还当过两年公社干部，以官员的身份与农村打过交道，知道农民的生活有多苦，做人是多么没有尊严。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处境一度有所好转。但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吴敬琏先生所担心的权贵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急剧发作。一方面，占人口少数的权贵，鲸吞着转型中的巨大利益；一方面，占人口多数的平民百姓，承担着改革的沉重代价。上下交征利已经公开化，表面化，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在社会各阶层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就是农民。城里最苦的是下岗职工和退休职工，他们所愁的是领不上退休金和最低生活保障费。而农民本身就被划在政府管辖的社会保障的圈子之外，他们所发愁的，不是领不上什么钱，而凑不出必须交纳的各种税费。城里人，没有收入不用交所得税，月收入800元以上才交所得税，而农民哪怕一分钱挣不上，哪怕种地赔钱也要交税，哪怕3岁的孩子，70岁的老叟也要交税，各种税、费、罚款越来越多，连不种地不交税的权利也没有。无奈只好进城打工，干的是最苦最累报酬最低的活，就是这样的活许多农民还找不到。正如李昌平那位同学说：“许多女孩子，初中没毕业，就南下打工去了，哪里是打什么工啊！去卖肉！我隔壁的两个女孩子，一个18岁，一个16岁，已经在外‘打工’两年了，家里就靠这两个女孩子‘打工’的收入交税费，养活全家，还要支付他们母亲的药费。”

目前所实行的财税体制，是一种强干弱支的体制。税源稳定的税种，让国税拿去了，中央政府财政收连年大幅度上升。省、市、县、乡，越往下财政收入越没有保障。行政机关和公教人员要吃饭，要办公，必定要从农民身上打主意。作为乡级政权的领导，就算你有减轻农民负担的诚意，回旋余地其实也很小。这本书已经把其中的尴尬说得很清楚，这也是李昌平的改革难以为继的深层原因。要想使中国农民的困境有所缓解，矛盾不再激化，光靠下边改革是不行的，必须从全局上拿出有利于农民的改革措施。现在，连乡级政权都有六套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检、武装），农民哪里负担得起？有人提出，修改宪法有关规定，撤消乡镇一级行政设置，变为县级派出机构——乡公所，我觉得不无道理。

（二）

2003年底，我又收到李昌平的新书《我向百姓说实话》。先看了他的自序，就有一种十分畅快的感觉。这本书虽然不是专著，而是李昌平近两年文章和言论的汇集，但不失为一本兼具思想性、学术性、现实性和可读性的好书。不仅值得广大农村和城市的百姓一读，也值得各级官员一读，值得各类知识分子一读，值得在校大学生们一读。我还想说，这本书从写文章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流的，可称文字清通，无论说理、叙事、抒情，都很到位。建议那些正在撰写文科博士硕士论文的莘莘学子们，不妨把这本书当作一面镜子，对着自己的治学方法和行文风格照一照。

这时，我和李昌平已经见过三面。

他那本《我向总理说实话》印出后，我写了一篇书评。文章发表后不久，我和李昌平通了一次电话，算是有了联系。

第一次见面是在李锐老家里。李锐读了李昌平的书，很感兴趣。李昌平对李锐也很敬重。于是李锐让我打电话沟通，请李昌平到他家一叙。那天李昌平在李老家坐的时间不长，他还有别的约会。李老留他吃午饭，他没吃，就匆匆地走了。我听李老说，他后来又去拜访过。李老接触了李昌平，和他有了深入的交流，也看了他研究三农问题的文章，对他很器重。李老是中组部的离休老干部，中组部的现任领导逢年过节免不了要登门看望。他借这类机会，郑重其事地向部领导推荐李昌平，希望能够安排他当一任县委书记。在我看来，李老的建议很认真，也很有道理。像李昌平这样既有从政经验（当过四任乡党委书记），又有理论水平（硕士，有轰动性著作），还有群众威望的中青年干部，在中国官员队伍里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国有两千多个县，拿出一个县，让李昌平这样的名人当一把手，很可能成为一个执政为民的亮点。既使不成功，也不会影响大局。二十多年前，李老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年干部局第一任局长，主要任务就是为中央选拔第三梯队。所以直到今天，他见到优秀的干部苗子，还忍不住要充当伯乐。但他得到的答复是，县委书记这一级干部不归中组部管，所以推荐李昌平的事没法办。李老至今感到遗憾。由此让人想到如今的吏制，缺少吸纳优秀人才的通道，更不必说让群众拥护的官员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了。要想让官员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权为民所授的制度，否则无法实现官员队伍的优胜劣汰。

第二次见面是李昌平在北京租的房子里。我是四川教育出版社的《教师之友》杂志的编委。杂志希望对李昌平作一次采访，请他谈谈农村教育问题。于是我和特约记者俞景华一起去看他。那天李昌平直言不讳地谈了他对农村教育现状的批评意见。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现在农村教育的情况比文革时期还不如。他说自己是70年代后期上的中学，当时贫下中农管学校，收费很低，一年只收两块钱，虽然农民很穷，还能供孩子念书。当时老师的责任心强，和学生的关系也比现在好。现在农村孩子上小学一年500元，上初中1000元，上高中好几千，农民收入那么低，已经上不起学了。他还提出，农村学校，用公办教师，工资高，责任心低，不如把农村学校还给农民，让农民成立管理机构，聘民办老师办学。他的看法，和教育界的主流舆论是很不相同的，但都是从自己的求学经历和基层从政经历中提出来的，你不能不承认他说的都是实话。几年前我去甘肃漳县，那里有几个青年人办了一个金钟文学社。他们也说自己是文革后期上的高中，现在当地农村孩子连初中也上不起了，女孩子连小学都上不起了。今年我去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当地干部说，现在负担最重的就是孩子上学，连挣工资的国家干部供孩子念书都吃力，农民就更可想而知了。我的这些见闻，也可以印证李昌平的观点。中国农村的教育怎么走出困境？决策部门有必要听听李昌平们的意见。

第三次见面是在《中国改革》杂志社。那天我应邀去参加一个讨论会，见到李昌平，但没顾上单独说话。李昌平在《中国改革》干了大约两年，使他完成了一个基层干部到全国农民的代言人的角色转换。今年发生的孙志刚案，孙大午案，我都能听到来自他的正义呼声。出我意料的是，他和北京的上访者们还有如此深入的接触。这都表明了他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自觉和道义力量。中国农民是人数最多的阶层，也是发言机会最少的阶层，所以利益经常处于受损状态。李昌平以一个人的微薄之力，让中国的利益天平朝着有利于农民的方向晃动了一下，这是他的独特贡献。他来北京的发展，与《中国改革》杂志的总编辑温铁军有密切关系。温先生不但是知名学者，也是一个组织家。中国是一个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社会。出头椽子先烂是常见的现象。李昌平从当地官场出局之后，能在哪里落脚，继续发挥较大的作用，就成了一道难题。李锐老想在体制内帮他寻找继续施展的空间，未能如愿。温铁军却给他提供了一个活动的平台。据我所知，在《中国改革》杂志工作的“出头椽子”不是李昌平一个，来自江西的桂晓琦也是一个，他原是一家杂志的社长，因为编辑减轻农民负担专号，得罪了省里的领导。还有来自湖北的陈敏，他编过一本书叫《历史的先声》，其影响就更不用我多说了。《中国改革》能够收留这么多受过挫折的知名人士，令人刮目相看。中国古人就有“野无遗贤”的社会理想，在这里得到了一次动人的展现。

无论是李昌平这个人的意义，还是他这本书的意义，都不是一篇小文章能够概括的。我先写这些，起一点砖引玉的作用吧。

（2003年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