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先生是我非常敬仰的学者和思想家。但是，这次我不得不说，我对他支持于丹的言论感到震惊和失望。当然，李先生肯定有自己的理由，我非常愿意相信这是他在通读了于丹的《〈论语〉心得》之后，站在一个思想家更高远的视角上，表现出的对于于丹这类文化现象的一种包容态度。但是，统观这篇有关他的访谈录，我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显然，李泽厚先生并不太了解国内于丹现象的前世今生，大约是因为他多年抱着让《论语》成为＂与《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起着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功能作用＂的巨大幻想，一时情急认错了对象。以为于丹做了他曾经想做的事情，这就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这起着同样的作用，宗教并不是坏的，它有稳定社会的积极功能，当年儒学和《论语》也起了这种作用。” 然而，于丹的心得到底有多少是和《论语》有关系的呢？它在本质上是否和孔子的儒学精神一致呢？李泽厚先生所讲的儒学“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功能作用”又是否我们的时代、社会所必需呢？不错，当年儒学和《论语》是起过某种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今天，真的还有必要恢复这所谓当年的情景呢？李泽厚先生以为“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是进步了比较富裕了，也许更加彷徨、苦闷和心理的不平衡。”“现在是信仰丧失的时代，道德丧失的时代。”如其所言，我们现代社会的诸如信仰、苦闷等心理问题，难道是物质生活进步直接导致的吗？我们的物质生活真的到了需要老百姓安贫乐道的地步了吗？我们的社会民主法制真的堕落到了遇到不公，老百姓只能靠隐忍淡定来解决的地步了吗？

李泽厚先生以为新文化运动“此前有礼教”，““文革”前有毛泽东思想，人们讲诚信。”言下之意是说，我们如今的社会已经没有了值得批判和清除的封建礼教了吗？我们如今的社会已经没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了吗？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于丹炮制的心灵鸡汤来填补大众的信仰真空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感到庆幸还是悲哀呢？李泽厚先生又认为“于丹讲这个，不就是为了大家生活快乐、心灵快乐嘛。这个就是起到了宗教性的作用。中国没有宗教，但是有半哲学半宗教的儒学和礼教。”的确，中国是有半哲学半宗教的儒学和礼教。但是，显然那是在旧中国，我们现代社会的新中国到底还需不需要这样的礼教呢？如果需要，我们又将置五四新文化精神于何地呢？不错，于丹口口声声是为了给大众寻找幸福和快乐的秘诀，但是我要问，大众真的象她想像的那样不幸福、不快乐吗？这种通过面对贫穷安贫乐道、面对不公隐忍淡定，又一味强调对国家政府充满信仰而得来的幸福和快乐，是大众所需要的吗？这个于丹到底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人民币呢？

“中国那么多人从老人到小孩都愿意接受于丹。”李泽厚先生有没有想一想，这是真相吗？这又主要是什么力量造成的这样一个现象呢？这能说明于丹的心得正是大众所需吗？这能说明我们真的需要你所谓“半哲学半宗教的儒学和礼教”吗？李泽厚先生又以为于丹“是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她并不是专门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她只是在宣传孔子的思想，有点相当于西方的布道士。”请问，既然于丹不是专门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那么她有什么资格来宣传孔子的思想？又有什么能力来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难道说中国已经没有专门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了吗？难道宣传孔子思想不需要一个专家学者基本的知识基础和学术良知了吗？当然，李泽厚先生也指出了于丹的错误，“像”‘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她大概是解释错了，但是改了就行了嘛”，又说“人各有分工，但是基本的意思还是不能错的。”“十几处错误也不算什么。”但是，李先生面对于丹错误如此轻描淡写的态度，的确使良知健在的人们不能忍受！

如果于丹象你那样全本的注解《论语》，有几处错误似乎还有情可原，但是她打着《论语》的旗号，四处兜售自己的所谓心得，全书六万多字总共就引用了屈指可数的几处《论语》原文，每处解释都是牵强附会、有意曲解，那错误怎么会不算什么呢！而于丹对于“民信之矣”的曲解，尤其不可原谅！包括她的新天人合一理论和所谓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其用心显然旨在迎合社会主流意识，都为真学者所不齿。李泽厚先生不但对此视而不见、只字不提，反倒忽略错误、力挺于丹，我不知道是被自己的《论语》慰世的幻想迷失了心智了呢，还是生理年龄不断增大头脑也跟着退化了？或者寂寞得动了凡心故发惊人之语？或者真的是修炼到得道成仙、心胸无所不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