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权利，需要戳穿皇帝新装小孩的尖叫
来源：国际在线
“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这是4月13日，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深圳发表《城市化与贫民权利》主题演讲时提出的见解。（4月14日《南方都市报》）
　　秦晖教授呼吁重视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和福利，进而提出“深圳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无论是联系深圳，还是放眼全国，都透漏出一种“叛逆思维”。因为，社会制度的建设方向，还有无数大小官员的政绩取向，都十分忌讳贫民区这个字眼。如去年6月，重庆获批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一次海外媒体的联合采访中，有记者提出：“重庆会不会出现贫民窟？”重庆一市级官员回答：“近千万农民进城，不会出现贫民窟，我们有这个信心。”

　　在我看来，政府有信心是一回事，贫民群体客观存在又是一回事。即是说，政府的某些决心并不能掩盖贫富分化，以及户籍制度、农民大量进城等诸多因素导致的一些弱势群体的权利丧失。像过去，国家的住房建设资金都拨给单位，而各个单位实行的单位分配制，一般都是有特权的好单位收入高、建的房子更好、无特权的差单位收入低，建的住房差，甚至无房，形成了一种“负福利”的现象。而在住房市场改革以来的10多年来，除了少数的经济适用房还能让少数“穷人”得到些许实惠外，绝大多数的住宅都将“小资”或是投资者等富人作为目标客户；而即便是在同一处综合开发的小区，别墅与普通多层建筑的排列也是那样的泾渭分明。

　　这种情况实际呈现出的就是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但这背后，农民工等城市贫民没法分到福利房，也不允许自己搭建贫民窟，那就只有住工厂宿舍。而在一些城市，政府部门甚至限制城市贫民租房，城管等部门更是对城市贫民搭建住房严加禁止，这无疑是剥夺了城市贫民的居住权利。

　　导致中国的城市贫民处于典型的“无福利也无自由”状态，不仅有公共政策存在制度困境的因素，像户籍制度导致农民进城以后，他们在各方面的权利上和城里人是不平等的，特别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权利和子女受教育的权利。而且，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因素，同样为社会作贡献的纳税人——城市贫民，却因为权利救济缺位（原因很多），无法实现“居有其屋”的自由和福利。

　　因此，秦晖教授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其实就是指出城市的规划建设中，不仅要安排城市户籍人口的住房、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也应将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生活需求纳入规划。这在许多地方政府和官员都奉行以“贫民窟”为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语境下，秦晖教授的“贫民窟”思维和呼吁，实际是扮演着戳穿“皇帝新装”的勇敢小孩的角色。

　　而在城乡二元社会中，“低保户”、“弱势群体”、“农民工”、“贫困人口”等人群必然存在，以及随着土地、住房的流转和变迁，城市贫民区必然不可杜绝（物以类聚）的现实状况下，一些城市依然坚守“脸面”，拆除和火烧“违章建筑”，驱赶无居住保障的人群等等，就是无视“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的国情。试想，大批农民工等城市贫民没有“适于贫民居住”的贫民区，同时又没有政府操办的廉价居住处，那么贫民们都在哪里住呢？

　　从实现贫民权利的范畴思忖，需要更多戳穿“皇帝新装”的小孩“尖叫”，警醒决策者不必以贫民区为耻，应以保障贫民的自由与福利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