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建议，深圳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秦晖认为，给城市贫民兴建贫民区的权利，也是一种告别过去对贫民“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的可取做法。(4月14日《南方都市报》)

　　这已不是第一次提到建贫民区了。此前有人提出富人穷人要分区，有高官提出“富人区”里要建“穷人区”，往往是一语既出，争论一片。那么，为什么总有人惦记着建“贫民区”呢？

　　应该看到，当今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所普遍存在一种社会现象，处在城市里的城中村，地价往往较高，政府和开发商联手进行城中村改造，城市规划和面貌是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却往往是采取强制措施剥夺了城市贫民的居所。提出建“贫民区”者都是不计个人毁誉关注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精英，值得褒扬。

　　笔者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没有一个贫民区？在华西村，所有村民的住房全部由集体统一建造，统一分配。甚至还建有为华西村发展做出贡献的“牛、羊、龟、田螺”等形状的房屋。华西村统建的第四代住房是一座三层欧式小洋楼，共400多平方米。底层有三个车库、两个餐厅、一个大客厅，加上两间住房。二楼和三楼是卧室、客房、钢琴房、电脑房等。一户五口之家，共有8个卫生间。而第五代住房更大、更豪华。华西村不仅仅本村人享受分配的住房，而且善待外来打工者，外来打工者同样享有廉价租房或分配的住房。每个月，华西村都要召开一次外地打工人员大会；每个季度，召开一次村民和外来打工者全会。现在，华西村民只有2000多名，外来打工者超过万人。在这些打工者中，近两年有600余人入了华西籍。说到幸福，外来打工者不假思索的回答——幸福就是当个华西村村民。

　　按说，华西的富裕得益于快人一拍，早就融入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会有相对的“贫民”，但是一直以来，华西走的是一条集体富裕之路，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华西都坚守起点公平，特别是初次收入分配上一直坚持公平理念。因此，华西的迅猛发展并没有以牺牲穷人利益作为成本与代价，没有踩着穷人的肩膀向上爬，而是带着所有的人一起攀登“致富之巅”。

　　这就给人们带来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启示，很多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一边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农民工带来的服务，一边却想尽办法将农民工等贫民驱赶出城市；一些企业的经营者，一边不顾法定时间，让打工者加班加点，一边又克扣工资，不兑现待遇，久而久之，就造成了贫民没有房子住或根本买不起一套足以在城市安身立命的住房。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被忽视的过程。而华西村从一开始就注重这样一个命题——“要富大家一起富，建新房大家一起住”。因此，只有一如既往关注所有人特别是底层劳动者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才能避免出现城市贫民生活拮据，居者无屋的现状。

　　再回到贫民区的问题上来。笔者认为，贫民区要建也应政府主导，各级管理者应该好好回味吴仁宝对“官”字的经典解释——共产党把老百姓交给你了，你要负体恤之责，油、盐、酱、醋、柴、吃、喝、拉、撒、睡，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你都得管，都得负责，而且要管到家，负好责，使人民幸福。他很早就向村民发出誓言：“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拿全村最高奖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政府要建的不是贫民区而是廉租房，把农民工纳入国家和地方的住房保障体系。而最重要的是，还是通过制度创新，借鉴华西的发展模式，从源头上体现起点公平，逐渐化解贫富悬殊。(梁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