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上午，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深圳发表《城市化与贫民权利》的主题演讲，主张：“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4月14日《南方都市报》报道）

秦晖先生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经常在媒体发声，而每一次发声都让我们有所启发。与许多同样发声的知识分子不同，他的学问大都针对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发声总是凝结着道德情怀。

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困境，仅仅用物质的供给和精神的输出这样的思维，已经难以完全解读，必须追加上人的进步，甚至每个群体命运的改变，方能提供一个崭新的、开阔的视角。

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哪一个群体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哪一个群体才是最大受困惑者？我的答案是进城的农民，即广义上的农民工。

如果从改革开放的早期算起，许多进城经商的农民累积起资本，成长为企业家，而上了大学的农家子弟，许多人已经成长为社会栋梁。我们翻看中国富裕阶层的家谱，农家子弟占了多少？传统的城市子弟又占了多少？从这个角度而言，农民工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当不为过。

那么，为什么说农民工又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困惑者？其实，作为最大困惑者的农民工，不是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代进城的农家子弟，而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农民工。他们比第一代农民工承受了更多的歧视, 既是城市不可缺少的劳动者，服务着城市，却拿着城市最低的工资，是城市的边缘人群。城市利用先天和后天的各种制度设计，让他们为城市付出，又让他们远离城市的福利。他们在城市，又远离着城市。

秦晖先生建贫民区的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难以定论。不过，他真实的意图是提供一个载体, 让农民融入城市。珠三角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群之一，而现在这个城市群却弥漫着一种论调，在这里打工的农民工早晚要走人，或者伴随着产业调整，劳动密集型企业走到哪儿，他们就走到哪儿；或者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依旧做他们的农民。

其实，这样一种论调仅仅是城市人的一相情愿。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三代农民工很难回归他们父辈的生活，尽管受到多重的歧视，他们已经习惯于城市生活。水向低处流，人向高处走，从繁华的城市回到贫困的乡村，对于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城市排斥他们只会引来仇恨，而不会让他们回归农村，城市必须容纳他们。

现代化注定是城市化的进程，注定是农民变身市民的过程，极度排斥农民工，拒绝他们长驻城市，从道义角度看，是社会歧视；从政策导向看，是一种短视，迟早要吃亏。